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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19日晚上，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王孝和家庭表面的平静。
王孝和正与老婆忻玉英吃饭，万一来了。相比平时的谄媚套近乎，那天万一话格外少。
“孝和兄，你我关系很好，像亲兄弟一般。可是你我走的是两条路线，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 王孝和说。
 “我因为待你如亲兄弟一般，今晚特地来通风报信，我告诉你，你很危险，明天你赶紧到陆京士那里自首，就没事了。”“我自首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有什么好自首的？”万一留下一句“你自己考虑吧”就走了。
王忻二人如常将万一送到楼下去，后门一开，就看到眼前有好几个鬼鬼祟祟的特务。王孝和关上门压低声音和妻子说：“不好了，有坏人，你再去前门看看。”忻玉英去前门一看，也有好几个特务，他们知道这栋房子被敌人包围了。
回到屋里，王孝和与妻子说：“阿英，敌人怕是要动手了，我们快点做准备工作。”王将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资料拿出来，分成两份，不用保留的让妻子烧掉；必须保留的藏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一大堆垃圾盖住。直到半夜，确定特务全部离开了，忻玉英才将烧纸的灰烬拿下楼倒掉。
这个难熬的夜晚，忻玉英无数次哭着求丈夫赶紧逃跑。王孝和毅然拒绝：“我不能走，我有工会的工作，我要是走了工会怎么办？”
“我们一夜未眠，他交待了很多话。”84岁的忻玉英回忆道，“首先是工作。他说，如果有人来问我，你什么都不要讲。就算对方用金条引诱，也绝不能讲；如果对方问平时都有什么人来家里，你一个也不能说，他们提起你认识的谁，你就说不认识。”
 王孝和交待忻玉英，如果自己真的被抓，让忻玉英将襁褓中的女儿交给婆婆，然后去给别人当奶妈来维持家庭。他特别交代：“如果生活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把家里面的一切都卖了来维持生计。要是我能够出来，我一定会努力把一切都还给你；如果我出不来了，你要另外找一个好人成立家庭。你将来要是因为我吃苦，我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安心的。”
忻玉英抱着丈夫嚎啕大哭，王孝和赶紧安慰她：“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被抓进去的，你丈夫没做坏事，尽管放心好了。”“他是很爱我的，他甚至连我要找什么样的人都帮我想好了。”回忆至此，84岁高龄的忻玉英不禁哽咽，仿佛一切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一早，王孝和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尽管心里非常害怕，但是忻玉英还是让丈夫走了，她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送丈夫出门。这天晚上，王孝和平安回家了，但是妻子的紧张一点没有消散，脑海里回荡着一句话：今晚会不会动手？她不住地观察房子周围，没见特务，终于安心了一点。
 第三天，也就是21日早上，王孝和准备上班，10个月大的女儿佩琴正扶着墙学走路。王孝和去逗她，佩琴开心得手舞足蹈，王孝和对女儿说了句“拜拜”，一如往常给了妻子一记飞吻，出门了。夫妇俩都不知道，王孝和这次再也回不了家——他被事先潜伏好的特务抓走了。
当天中午，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小青年来到家里找忻玉英，问今天王孝和怎么没去上班。忻玉英紧张地说：“他去了的啊！”小青年说厂里都没见到他。小青年走后，忻玉英的心跳得厉害，很担心丈夫被抓走了。当天晚些时候，一封信的到来平静了她内心的恐惧。忻玉英不识字，让人帮着念，信中写道：“阿英，你放心，我在外面避风头。”“我当时马上就放心了，因为他平时也经常会出去避避风头，所以这次我一点也没有怀疑，马上把信撕了。”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几天后，有人跑来告诉忻玉英：“你丈夫被抓了！”原来，王孝和等人被捕的消息被报纸登了出来，很快，住在汉口路的婆婆也知道了消息，婆媳二人一起到杨树浦发电厂找万一对质。“那天晚上我就和他讲要他去自首了呀，是他自己不去，现在被抓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跟他是很好的，早就叫他加入国民党，是他自己不听我的话。”
“现在看来，那封信肯定是别人冒充王孝和写的。”忻玉英分析：首先，王孝和是被秘密抓进去的，为的就是不惊动其他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放松警惕，方便反动派继续抓人(那几天国民党一共抓了十几个人)。他们知道王孝和没去上班厂里的人一定会来告诉她，没有这封信，自己一定会去厂里闹，这一闹，其他地下党员就会警惕或者撤离，不利于他们继续抓人。其次，他被抓进去，敌人怎么可能让他写信回家呢？“所以那封信的作用，是让我安心不去闹事，方便他们继续抓人。因此我推测一定不是王孝和写的。”
1948年4月19日晚上，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王孝和家庭表面的平静。
王孝和正与老婆忻玉英吃饭，万一来了。相比平时的谄媚套近乎，那天万一话格外少。
“孝和兄，你我关系很好，像亲兄弟一般。可是你我走的是两条路线，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 王孝和说。
“我因为待你如亲兄弟一般，今晚特地来通风报信，我告诉你，你很危险，明天你赶紧到陆京士那里自首，就没事了。”“我自首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有什么好自首的？”万一留下一句“你自己考虑吧”就走了。
王忻二人如常将万一送到楼下去，后门一开，就看到眼前有好几个鬼鬼祟祟的特务。王孝和关上门压低声音和妻子说：“不好了，有坏人，你再去前门看看。”忻玉英去前门一看，也有好几个特务，他们知道这栋房子被敌人包围了。
回到屋里，王孝和与妻子说：“阿英，敌人怕是要动手了，我们快点做准备工作。”王将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资料拿出来，分成两份，不用保留的让妻子烧掉；必须保留的藏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一大堆垃圾盖住。直到半夜，确定特务全部离开了，忻玉英才将烧纸的灰烬拿下楼倒掉。
这个难熬的夜晚，忻玉英无数次哭着求丈夫赶紧逃跑。王孝和毅然拒绝：“我不能走，我有工会的工作，我要是走了工会怎么办？”
“我们一夜未眠，他交待了很多话。”84岁的忻玉英回忆道，“首先是工作。他说，如果有人来问我，你什么都不要讲。就算对方用金条引诱，也绝不能讲；如果对方问平时都有什么人来家里，你一个也不能说，他们提起你认识的谁，你就说不认识。”
王孝和交待忻玉英，如果自己真的被抓，让忻玉英将襁褓中的女儿交给婆婆，然后去给别人当奶妈来维持家庭。他特别交代：“如果生活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把家里面的一切都卖了来维持生计。要是我能够出来，我一定会努力把一切都还给你；如果我出不来了，你要另外找一个好人成立家庭。你将来要是因为我吃苦，我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安心的。”
忻玉英抱着丈夫嚎啕大哭，王孝和赶紧安慰她：“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被抓进去的，你丈夫没做坏事，尽管放心好了。”“他是很爱我的，他甚至连我要找什么样的人都帮我想好了。”回忆至此，84岁高龄的忻玉英不禁哽咽，仿佛一切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一早，王孝和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尽管心里非常害怕，但是忻玉英还是让丈夫走了，她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送丈夫出门。这天晚上，王孝和平安回家了，但是妻子的紧张一点没有消散，脑海里回荡着一句话：今晚会不会动手？她不住地观察房子周围，没见特务，终于安心了一点。
第三天，也就是21日早上，王孝和准备上班，10个月大的女儿佩琴正扶着墙学走路。王孝和去逗她，佩琴开心得手舞足蹈，王孝和对女儿说了句“拜拜”，一如往常给了妻子一记飞吻，出门了。夫妇俩都不知道，王孝和这次再也回不了家——他被事先潜伏好的特务抓走了。
当天中午，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小青年来到家里找忻玉英，问今天王孝和怎么没去上班。忻玉英紧张地说：“他去了的啊！”小青年说厂里都没见到他。小青年走后，忻玉英的心跳得厉害，很担心丈夫被抓走了。当天晚些时候，一封信的到来平静了她内心的恐惧。忻玉英不识字，让人帮着念，信中写道：“阿英，你放心，我在外面避风头。”“我当时马上就放心了，因为他平时也经常会出去避避风头，所以这次我一点也没有怀疑，马上把信撕了。”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几天后，有人跑来告诉忻玉英：“你丈夫被抓了！”原来，王孝和等人被捕的消息被报纸登了出来，很快，住在汉口路的婆婆也知道了消息，婆媳二人一起到杨树浦发电厂找万一对质。“那天晚上我就和他讲要他去自首了呀，是他自己不去，现在被抓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跟他是很好的，早就叫他加入国民党，是他自己不听我的话。”
“现在看来，那封信肯定是别人冒充王孝和写的。”忻玉英分析：首先，王孝和是被秘密抓进去的，为的就是不惊动其他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放松警惕，方便反动派继续抓人(那几天国民党一共抓了十几个人)。他们知道王孝和没去上班厂里的人一定会来告诉她，没有这封信，自己一定会去厂里闹，这一闹，其他地下党员就会警惕或者撤离，不利于他们继续抓人。其次，他被抓进去，敌人怎么可能让他写信回家呢？“所以那封信的作用，是让我安心不去闹事，方便他们继续抓人。因此我推测一定不是王孝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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