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曹子建的这一句诗，现如今甚至比原作《白马篇》还要出名。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一代又一代人所称颂，但怎样才能算“视死如归”呢？ 是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荆轲？还是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 虽然我们听说过很多英雄的故事，但“听说”和“看到”带来的震撼还是不一样的。  这一张被后世称为《不死的王孝和》的照片拍摄于1948年9月，如果不了解照片上的男子，可能会以为男子在法庭上获得了自由，所以笑的很开心。 但事实上，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十几秒钟前，法庭刚刚判处了这位叫做王孝和的地下党员死刑，接下来，他就会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然而，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位24岁的党员却露了干净的笑容。 他笑了，拍下照片的记者却哭了。  娃娃亲 王孝和被押服刑场的过程中，曾经频频回头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后，有人猜测他是找组织上营救自己的人，也有人猜测他是不是想留下什么遗言。 全程参与了王孝和从受审到押赴刑场全过程，并拍下了《不死的王孝和》的记者冯文冈，在事后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实，他是在寻找自己的妻子。” 王孝和的婚姻其实并不是自由恋爱的，而是“父母之命。” 王孝和的妈妈是宁波东乡人，还在乡下的时候就给11岁的儿子和隔壁邻居家的7岁丫头忻玉英订了婚。 双方约定，最迟在王孝和20岁那年就办婚事。然而，忻玉英都长到18了，已经搬去上海的王孝和却一直没有消息。  找王孝和家人打听一番才知道，原来王孝和在上海听说自己的未婚妻信佛、嗜赌，就给表妹写了封信，让她转告未婚妻，就说“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是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 之所以不直接给忻玉英写信，是因为当时很多乡下姑娘都是不上学的，忻玉英就不认识字。 在当时那个年代，如果姑娘被退婚很难再找婆家的，乡里会传难听的谣言，所以忻玉英家人坚决不同意退婚。 忻玉英的妈妈专门带着女儿前往了上海，找王孝和“要个说法”。 最开始，王孝和不愿意见她，经常以“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作太忙了”为由推脱见面，但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被妈妈和阿姨联手“赶出家门”，跟着弟弟妙富一起前往了忻玉英的姑妈家。  当时忻玉英住在二楼，王孝和为了让她们母女对自己失望，自己不上楼去请，而是让弟弟上楼“通知”：“我哥来了，让你们下去。” 忻玉英妈妈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对这个未来女婿的第一印象就不怎么好了。 下楼之后，忻玉英跟着王孝和出门，从大世界前往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散步。或许是看对眼了的缘故，王孝和主动开了口，询问忻玉英到底信不信佛，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现在乡下的局势如何？ 忻玉英老老实实的告诉他，自己并不信佛，平日里都帮着妈妈织布，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国民党都是坏蛋。 这次会面与其说是“约会”更不如说是“面试”，结果让王孝和大为满意，还专门请她去远东饭店吃了一顿饭，四菜一汤。  吃完饭后，王孝和马上要上班了，送未婚妻回家时不但专门将之送回上了二楼，还要了忻玉英姑妈的传呼电话，有事没事就给忻玉英打电话。 其实，此时的王孝和已经是地下党员了，虽然对未婚妻很满意，想要结婚也得有组织批准。 于是，在一次“压马路”的过程中，王孝和带着忻玉英“偶遇”了他的上司沈鸿春。 沈鸿春对这个小姑娘也很满意，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就这样，不久之后，两个人就结婚了。   温馨日子在结婚之前，王孝和是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的，大家挤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现在结婚了，自然要搬出来住。 王孝和的母亲当时明确表态：你出去租房子住可以，但家里面的东西一个都不能带走，就是衣服也不行。这也就导致王孝和夫妇搬家后新家一个家具没有，还是发电厂的同事们凑钱给他们买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 虽然母亲有些“无情”，但王孝和每个月发工资之后，还是会专门拿出1/4来给她送去。 与此同时，结婚之后忻玉英才明白过来，自己“上当”了。 在结婚前，王孝和说她“嗜赌”，不愿意娶。现在结婚了，丈夫自己却经常在大晚上的邀请一群人来家里，在桌子上摆上一副麻将牌，做出要打麻将的样子。  这让忻玉英很生气：“我们都这么穷了，你还搓麻将啊。” “我们不玩，你在外面坐会儿，如果有陌生人要来的话，你就敲三下门。” 忻玉英越发不理解丈夫的话，摆个麻将不玩是什么意思？哪怕就是打麻将也没有人会抓这个呀？ 对于妻子的疑惑，王孝和没有任何的解释，只是说：“你就出去看看，可能有人抓赌博。” 丈夫含含糊糊的态度让忻玉英越发感觉里面可能有猫腻，但眼见他不愿意说，她也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听话的搬个小凳子去了楼下。  有时候在下面坐久了尿急，上楼上厕所时会发现，他们几个人根本没有打麻将，而是在商量什么事情。 对于妻子疑惑的眼神，王孝和只是说：“没事，很快就好了。” “打完麻将”的第二天早晨，王孝和就会让忻玉英出一趟门，前往位于申家滩一带的坟地，将一包东西递给一个陌生人。接收东西的人每次都换，有时候是给正在锄地的，有时候给一边大声咳嗽一边随地吐痰的，还有时候是给用手绢擤鼻涕的。 工作之余，王孝和还会教妻子读书认字，以及简单的英语。 日子过得虽然平淡，但却温馨。  被捕1948年1月，王孝和被选为了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并在不久后成为了工会党团书记，领导工人们的罢工运动。 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下令解散工电工会，但没起到一点用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往公司里派了特务，诱导王孝和参加国民党，被他给果断拒绝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不久之后，上海爆发了申九惨案，引起了工人和学生的愤慨，抗议游行越闹越大，国民党当局因此在4月决定逮捕各厂工会的负责人。 4月29日，国民党还专门派人对王孝和进行了最后警告：“你已经走不开了，明天去自首还能有一条命。” 王孝和当时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女儿，妻子也已经身怀六甲。他如果想跑的话，其实是能够跑得掉的。但因为没有接到组织撤退的通知，也担心妻子孩子的安全，毅然选择留了下来，并在21日于上班途中被国民党逮捕。 国民党抓捕王孝和的理由是：“他是共产党，涉嫌'故意破坏电厂’。” 为了不让国民党阴谋得逞，组织上这时候是不能公开承认王孝和的身份的，想要救人就只能让忻玉英自己出面，去警备司令部门口喊冤。 忻玉英也理解这些难处，抱着女儿，挺着大肚子找国民党政府大哭大闹，给丈夫喊冤。尤其是9月27日国民党突然宣布要判处王孝和死刑后，忻玉英直接把婆婆也叫上，一起前往监狱门口闹，说她丈夫是冤枉的。 监狱守卫急了，抄起皮带就准备打人。这下子看热闹的群众不干了：“你们还是不是人啊，打一个抱孩子的孕妇！” 随着参与进来抗议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当局怂了，只好决定“改日宣判”。 笑赴刑场在27日被判了死刑后，王孝和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给“狱友”，告诉他们“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人们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第二封信则是写给父母：“养我育我，含辛茹苦。儿不能再为双亲尽孝养老，请多谅解。然而，儿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 第三封信，他写给了结婚4年的妻子：“不要伤心！应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好的抚导两个孩子！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被谁杀害的！嘱他们刻在心头，切不可忘。” 9月30日，敌人再次提审了王孝和，为了显得“司法公正”，上海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庭还专门邀请了20多家报社、通讯社的记者参与旁听。 王孝和知道，这次提审过后等待自己的很可能就是死亡，但他无所畏惧。因为组织之前曾专门叮嘱，不能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不能喊“共产党万岁”给敌人以把柄，所以王孝和进入特刑庭时只是高声喊冤：“特刑庭乱杀人！”“特刑庭不讲理！” 站到被告人的位置上，王孝和要求跟在场的记者们讲几句话。 既然要彰显“公正”，那反动法官自然不能反对。于是，王孝和就当着记者的面将当局的厚颜无耻滥杀无辜的行为批判了一顿。 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法官再也坐不住了：“你说再多也没用，死刑，立即执行！” 在自己的人生被宣判死刑后，王孝和并没有惊慌、畏惧，反而露出了一抹大无畏的干净笑容，和气急败坏的反动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被押离刑场时，王孝和突然大声喊道：“国民党特刑庭乱杀爱国人民!特刑庭不讲理！不讲理的反动政府要垮台，要垮台！” 《大公报》的记者冯文冈被这震撼的一幕所感染，眼睛都不由得湿润了，下定决心要将王孝和光辉的一面全部拍摄下来。他拍下了王孝和的笑，被带走时破口大骂反动政府、频频回首等照片。 在从特刑庭到刑场这100米的路上，前来送行的人又很多。王孝和一边大骂一边回头，在被执刑之前，他都没有看到妻子的身影，最后一次回头时，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遗憾以及一丝的眷恋。 10月1日，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管制，上海各大报纸都刊发了国民党特刑庭要求刊发的内容。上海大公报也只用小版面发了条王孝和被杀的消息和他被押赴刑场的照片。 第二天，香港大公报刊登文章《王孝和被枪决前，一路上骂不绝口，大呼国民党杀害爱国良民！》，并刊登了两张王孝和遇害前的大照片，消息传到内陆后，顿时群情激愤，激起了一波波抗议浪潮。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专门在逸园为王孝和举办了追悼大会，市长陈毅不但亲自出席追悼会，还专门题字“为工人阶级牺牲”。 忻玉英在丈夫死后，精神受了极大的刺激。建国后她被组织安排去了人民印纸厂工作，结果在印钞的时候，她印着印着就哈哈大笑：“这么多的钞票，我们家孝和呢？” 笑着笑着，她就哭了。 烈士遗孀精神出了问题，组织上十分重视，专门将她安排去了长征医院治疗，治好之后又送其去了学校读书，退休后享受干部待遇。 也正因此，忻玉英常常不无遗憾的对女儿说：“解放了，妈享受到共产党的优厚待遇，但是你爸爸是最苦的，一点没享受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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