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时他坦然大笑，刽子手浑身颤抖：我同情他，下不了手

前言：

1948年，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仅仅过了几个月，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定了王孝和的罪，行刑那天，王孝和昂首挺胸、慷慨激昂地控诉着国民党反动派滥杀无辜的行径。

执行庭长气急败坏，嘶吼着让执行的刽子手立刻动手，王孝和见此坦然大笑。刽子手按照命令，将王孝和送到了刑场，用绳子绑到椅子上，拿起手中的枪准备开枪。但刽子手不知为何竟颤抖起来，连发数枪都没有打中。

解放后，王孝和被追认为烈士，执行的刽子手被抓了起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刽子手说：“我同情他，下不了手！”

对妻子隐瞒自己的身份

1949年11月5日，上海逸园举行了一场隆重庄重的追悼大会，祭奠为革命牺牲的英雄王孝和。当天参加追悼会的有上万人，在最靠近灵柩的前面，王孝和的遗属正痛哭不已。

追悼会结束后，王孝和烈士的灵柩被安葬于虹桥公墓。在各界关心声中，王孝和的遗孀讲述了当年丈夫就义的故事，她说：“他是地下党员的事情一直瞒着我，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

王孝和的祖籍是浙江鄞县，1924年在上海出生，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4岁那年，王孝和考入了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并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在许统权的引领下，王孝和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使他对革命充满了希望。

1941年，王孝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同时录取。组织上考虑到电力部门的力量薄弱，于是便让其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当抄表员。在工作的同时，王孝和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努力学习，向工人们宣传革命思想和救国道理。

5年后，电力公司发生大罢工，王孝和与工人们共进退，赢得了工人们的尊重。在罢工运动结束后，王孝和在工人们的选举下当上了电工会干事，负责工会文化的工作。利用职务之便，王孝和在工厂建立了工人图书馆，为工会会刊写稿。

因着对革命事业的奋斗，王孝和的终身大事成了其父母最操心的事情。其实王孝和在11岁时已经与一个女子订了婚。他的母亲看中了老家邻居家的小女孩，对方家长对王孝和也十分满意。于是双方就定了亲，大人们讲好，最迟在王孝和20岁的时候结婚。

当时的封建社会，一般女子是不允许在学堂念书的，更何况乡下的女孩子更是没有机会。因此，当王孝和得知自己的结婚对象早已被安排好，对方还是一个没有文化，既信佛又嗜赌的封建女子时，王孝和当即决定解除婚姻。

定亲的女子名叫忻玉英，没有文化也不懂得反抗家里为她安排的婚姻。她只知道，按照乡下定亲的常规，女子到了15岁男方就要送聘礼，到16岁时就要成婚，但直到她等到18岁也没能见到新郎。

双方家长都很焦急，王孝和拗不过家里，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忻玉英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反对包办婚姻。忻玉英是不认识字的，王孝和写给了她的表妹，不过，这封信并没有转达到忻玉英的手中。

这封信表明了就是解除婚约，在那个旧社会，未嫁的女子要是被未婚夫退婚，是非常不光彩的，很可能会毁了女子一生。

在得知王孝和想解除婚约的念头时，忻玉英的父母便带着她来到了上海，住在了其姑妈家里。双方家长商量要让两个孩子见面。出于无奈，王孝和硬着头皮与忻玉英见了一面。这次见面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王孝和对忻玉英并没有表现出反感。

那天，王孝和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夹克衫，看上去十分精神。互相寒暄过后，王孝和提出要带着忻玉英到街上逛一逛，双方家长见此并不反对。

王孝和带着忻玉英从大世界走到跑马厅，一路上王孝和提出很多问题忻玉英都一一解答，其实忻玉英并不信佛，一直跟着母亲织布。当问到乡下的局势时，忻玉英表现出对国民党残暴的厌恶之情。或许就是这一点，王孝和放弃了退婚的念头，再也没有反对这桩婚事。

两人一直逛到晚上，王孝和将忻玉英送回了家，还将忻玉英姑妈家的传呼电话号码记了下来。第二天王孝和又约忻玉英出门，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

一天，王孝和像往常一样约忻玉英出门，反常的是这一次王孝和带着忻玉英在马路边上站了很久。忻玉英想问缘由却没能问出口，后来她才知道，马路对面的男人是王孝和的领导沈鸿春，也是中共地下组织成员，此行就是为了对她进行勘察。

王孝和对忻玉英是满意的，但他还是要征求组织上的意见。沈鸿春看了忻玉英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就这样，忻玉英与王孝和的婚事定了下来，忻玉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丈夫搞地下工作。

王孝和对自己的妻子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直到他牺牲后，忻玉英才终于了解。

不想生儿育女，担心连累妻儿

王孝和是家中长子，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人挤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房间里。虽然王孝和的爸爸在船上工作，不经常在家里休息，一个弟弟在外面学做生意也不时常在家，但房间总是非常拥挤。

到了晚上，床上根本放不下人，只能睡在地上，甚至睡到床下面。眼见着婚期将近，王孝和决定与父母分开，带着妻子到外面租房住。但这一决定引起了母亲的强烈不满，她觉得儿子娶了媳妇就应该住在家里，这才是过日子。

儿子执意搬出去，王母很不开心，故意刁难说：“你要是出去住，家里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带走。”就连王孝和的换洗衣服王母也不让拿走，以此逼迫儿子回家住。

结婚之后，王孝和就带着忻玉英去了外面，每周回家取换洗衣服都要遭到母亲的斥责。王孝和是个孝子，不忍让母亲生气，只能用自己的工资来消灭母亲的怒火。本来微薄的工资被分成四份，一份用来还债，一份给他妈妈，一份支持家中开销，一份用来添置装扮新家。

因此，王孝和夫妻两人的生活过得很是艰难，家里连饭桌都没有，最后还是发电厂的同事们凑钱买了一张送给了他们。令忻玉英不解的是，没有一点坏习惯的丈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打麻将，每天晚上都有一批人到他们家里打麻将。

忻玉英实在不能理解，就问王孝和，王孝和耐心地说道：“我们不玩，你到外面去，要是有陌生人来了，就敲三下门提醒我们。”忻玉英又问：“为什么打麻将还要偷偷摸摸的。”王孝和说：“你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

单纯的忻玉英听话地点点头，拿着小板凳在门口坐着，有时候她等得不耐烦了就会回房间看看，发现丈夫并没有在玩，桌上的麻将还像她刚刚出去那样整齐。

实际上，王孝和是在开会，开完会的材料全都靠忻玉英送出去。至于送给什么人，材料是什么忻玉英一概不知。她按照丈夫说的那样，去隆昌路申家滩一带与人接头。有时候对方正在锄地，有时候对方咳嗽吐痰，有时候对方摸出一块手绢擦鼻子。

每一次的暗号、接头的人和藏情报的地点都不同，每一次忻玉英都完美出色地完成了对接，她在不知不觉中参加了革命。

对于丈夫让她做的事，忻玉英从不过问，她只知道丈夫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她的丈夫不仅英语说得非常好，还懂日语，虽然将工资分成了四股也足够一家人生活。王孝和经常给她做思想工作，说穷人们要团结起来，单打独斗是没有用的，打翻国民党的压迫。

王孝和对忻玉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你，跟着我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每当这个时候，忻玉英就会温柔地对丈夫说：“只要有口饭吃就好了，日子会好起来的。”

妻子的默默支持给了王孝和无限动力，他不禁开始幻想人民当家作主的那天。但眼前摆着的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王孝和对忻玉英表示，他不想要小孩。王孝和担心万一有一天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他的孩子必定会受苦。

忻玉英劝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王孝和才松了口，但就在大女儿出生没多久，王孝和就被捕了。

由于发电厂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王孝和处于运动的前线，于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那段时间，国民党驻厂特务万一，隔三差五来王孝和家中试探。

万一开口就劝说道：“你为什么跟着共产党干呢，他们很穷，我们头头已经给你们准备了好房间，不用烧煤球，有煤气让你们用。”天真的忻玉英不解地问王孝和：“乡下的国民党那么残忍，这里的国民党怎么这么好，还给咱们准备房子，为什么呢？”

王孝和早就看穿了万一的伎俩，冷哼一声说道：“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他们是想利用我。”忻玉英恍然大悟。

1948年4月的一天夜里，万一再一次来到王孝和的家中下达了最后警告。万一告诉王孝和国民党要动手了。王孝和理直气壮地说：“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为电厂的工人谋福利罢了。”

万一走后，王孝和便开始善后工作，他把一切关于共产党的资料全部烧毁，一些重要的文件藏在了阳台上的洞里，再用泥巴封住。等全部收拾好之后已经是半夜了，忻玉英感受到了气氛的紧张，也知道国民党要来抓她的丈夫，她哭着让王孝和赶紧跑。

相比忻玉英的恐慌，王孝和却是非常平静，他轻声安抚妻子，交代他被捕后的事情。他说：“你的奶水足，我走之后你可以去做奶妈，女儿就交给爸妈带。如果实在困难就变卖家具，这些也够你生活一段时间了。”

王孝和还叮嘱忻玉英，不要将之前与人接头的事情透露给国民党。如果他出不来，她可令寻忠实可靠的对象，只要将女儿抚养长大。在王孝和交代这些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是，忻玉英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由于王孝和一直没有收到组织让他撤离的通知，他坚决不走。两天后国民党果然出动，将他抓到了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

笑着面对死亡，刽子手浑身颤抖

在王孝和被国民党抓到狱中后，忻玉英就成为了第一审查对象。一天，万一把忻玉英叫到杨树浦发电厂，让她将认识的人全部指出来，意在找出更多的中共地下党员。半晌过后，忻玉英指着万一说：“我就认识你，你经常到我们家来。”

万一没有话说，只能作罢。后来，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回忆说：“当时我们几个人命悬一线，只要忻玉英说出一个来，我们的性命就难保了。”

王孝和被捕后，国民党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面对凶神恶煞的特务，王孝和显得非常镇定，监狱的刑具一遍遍地摧残着他的身体和精神，但直至昏迷，他仍旧没有透露出半个字。

在精神折磨和身体折磨的双重压力下，唯一维持王孝和意志的是在外为他击鼓鸣冤的妻子和还未懂事的女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王孝和得以用信件的方式与妻女联系，5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他写了五十多封信来表达自己对家庭的愧疚。

在此期间，忻玉英也到监狱探望过王孝和，看着丈夫沾满鲜血的外衣，忻玉英心疼不已，一下子哭了出来。虚弱的王孝和安慰着妻子，说：“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

忻玉英拖着日益长大的肚子，四处为丈夫申冤，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她在国民党政府门口闹，在光明电影院么门口闹，在杨树浦发电厂门口闹，希望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但都没有得到好的反响。

到9月24日，国民党见在王孝和身上问不出东西，便起了杀心，判处王孝和死刑。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王孝和非常平静，他用满腔激情写了三封信。一封留给了狱中难友，他希望所有正义之士继续奋斗下去，向光明的方向坚持走下去。

第二封他留给了年迈的父母，感谢父母这些年来对他的养育之恩。

第三封留给了将要分娩的妻子，安慰忻玉英不要伤心，保重身体，希望妻子告诉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是爱他们的，并为未出世的孩子取名为佩民。

多日奔波的忻玉英，得到的却是刑庭准备对丈夫执行死刑的消息，她与婆婆赶到监狱门口闹，斥责国民党滥杀无辜的恶行。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监狱门口交通阻塞，监狱警卫见此用皮带一下下抽在忻玉英的身上，想要将她赶走。

新闻记者赶紧围观上来拍照，群众看不下去了质问抽打的警官：“你打她干什么，她是个孕妇，她又没犯罪。”许多人开始对国民党的暴行产生了抗议，刑庭担心事情影响太大，不好收场，便改变了执行日期。

9月30日，几名法警闯进监狱喊道：“王孝和提审！”王孝和换上早已准备好的白衬衫，向牢房门口走去，面带微笑高声呼喊着：“国民党滥杀无辜！冤枉！”

在刑庭上，王孝和镇定自若地要求讲话，在场的记者有20多家报社的，庭长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要求。王孝和痛斥国民党，要求记者主持公道。庭长气急败坏，急忙让人将王孝和押到了刑场。

执行的刽子手押着王孝和坐到了刑场的椅子上，用手臂粗的麻绳绑着，王孝和坦然大笑。刽子手举起手中的枪，朝着王孝和扣动扳机，但杀人无数的刽子手接连开了数枪都没有打中，最后还是闭着眼睛再一次扣动了扳机。

解放后，刽子手被抓了起来，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押去刑场的路上，他给我讲的许多道理感动了我。我同情他，下不了手！我浑身都在颤抖，只能闭上眼睛。”

枪声落下，王孝和牺牲了，听到枪声的忻玉英昏了过去。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个女儿，生在了王孝和牺牲21天后，按照王孝和遗愿，女儿取名为王佩民。

1949年，上海逸园举行了一场隆重庄重的追悼王孝和烈士大会，灵柩被安葬于虹桥公墓。

之后，党组织安排忻玉英读了夜校，又在上海电力专科学校读了四年中专。杨树浦发电厂为她解决了工作，分配了两间房子。

1994年，上海烈士陵园要将烈士墓搬迁到龙华烈士陵园，王佩民向烈士陵园提出请求，希望能看父亲一眼。在当陵墓石板打开的一瞬间，王佩民跪地痛哭：“爸爸，我终于见到您了！”在王孝和牺牲的49年后，他终于见到了未曾见面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