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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死刑时他坦然大笑,死后,妻子知道他娶她是另有所图,却无恨

 古稀老人赵 2022-08-14 发布于北京

1948年9月30日,国民党上海特刑法庭上,当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他的脸上竟浮现出了坦然的笑容,这个笑容刚好被《大公报》记者抓拍下。正是在这一天,他被执行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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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和在国民党上海特刑法庭上

这张后来被留存下来的照片,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大义凛然的革命者。这张照片,也成了他的妻子忻玉英和两个女儿最珍贵的回忆。这张照片也是忻玉英最喜欢的一张,她后来总说:照片里的孝和一脸正气,把周围的国民党衬得更邪恶了。

王孝和就义8个月后,上海解放,一年后,新中国成立,他为之付出生命的革命终于取得了成功,牺牲在黎明前最后一刻的他,也被定位了“烈士”。

1949年11月,王孝和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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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玉英(左三)和婆婆(左四)和两个女儿在王孝和追悼会上

也是直到此时,忻玉英才慢慢地真正了解了丈夫和他的革命事业。

嫁给王孝和之前,忻玉英是个地道的村姑,她没上过学堂,除了织布,她几乎没有任何生存技能。忻玉英并不知道,自己的“没文化”,恰恰是王孝和愿意娶她的原因之一。

忻玉英在7岁那年,就和11岁的王孝和订了婚,他们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可眼看着到了结婚年龄,王孝和却迟迟不来迎娶她。后来她才知道:他是参加革命了。

不知情的忻玉英和母亲前往上海,并找到了王孝和。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他必须给一个不肯结婚的理由。

再次见到王孝和那年,忻玉英年方十八,因为长期在村里生活,她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土”。而已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当抄表员的王孝和,则看起来新潮时髦。后来,在回忆他们成年后再见的情景时,忻玉英说: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成人后的模样,看他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显得很精神,而我全是一副乡下姑娘打扮。”

第一次见面时,王孝和问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你信不信佛”,“在乡下都干些什么”,“乡下局势怎样”等等,这些问题都让她觉得很诡异,直到他牺牲后,她才知道:他的这些问题都是替组织问的。

忻玉英当时的回答是:“我不信佛”,“在乡下就是织布”,“乡下的国民党很坏”等等。她一直记得,自己说国民党很坏时,王孝和一脸的凝重。他们当天谈得很投机,期间还去吃了一顿午饭。

也是从这次谈话起,王孝和对忻玉英变得热情起来了。忻玉英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她才知道:那些问题,都是组织让他问的,为的是考察她是否适合帮助革命。

在另一次约会时,忻玉英发现他们约会的马路对面一直有个人看她。这个人正是王孝和的直接领导沈鸿春。沈鸿春点头后,王孝和才终于下定决心接受这桩封建包办婚姻。沈鸿春当时对王孝和说:

“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结婚后,可以培养她协助他们搞地下工作,让你们家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

当然,这些话,忻玉英事先并不知情。她只以为:王孝和是看了她本人,并且和她聊得投机,才改变主意接受这桩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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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和

婚后,忻玉英发现丈夫很奇怪:他经常带一批批的人来家里搓麻将,还偷偷摸摸的。忻玉英纳闷:穷人家怎么还搓麻将呢?更让她纳闷的是:每次他们搓麻将,他就让她去门口坐着,还叮嘱她说:“如果有陌生人来,你就敲三下门”。

“打麻将怎么偷偷摸摸的啊?”忻玉英非常不解地问。王孝和只好编谎道:“你就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

忻玉英每次都乖乖坐在门口看着,有时进去上厕所,却总不见他们搓麻将。见她一脸疑惑,王孝和总笑笑说:“我们等下就好。”

忻玉英当然不知道:在她家搓麻将的,全是地下党,他们是用搓麻将作为掩护秘密开会。每次开完会后,王孝和还会将资料交给忻玉英,让她送出去。

到此时,忻玉英就已经参与革命了,当然她自己并不知情。她很顺从地将丈夫给她的东西送出去,因为不识字,她也懒得看内容。她后来这样回忆自己“送情报”的生活:

“每次送东西,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的就把东西给他。有时候,是一个人咳嗽吐口痰,就把东西塞给这个人;有时候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擦擦鼻子,就把东西给这个人。

接头的人各种各样,我都认识但叫不上名字。还有一些材料,藏在我们阳台上的一个洞里,洞口放了烂泥巴和砖头。要用了,就把洞再挖开来。前几年我去看,阳台上的洞还在的。”

忻玉英虽觉得丈夫让自己做的事很奇怪,却从不问,她相信自己的直觉:王孝和和来家里的人,全是好人。

好人和坏人怎么区分?忻玉英说不出来,她判断“好人”“坏人”,一直纯靠直觉。

王孝和对忻玉英非常和善,他总拉着她的手抱歉地说:“咱家条件不好,委屈你了”。王家确实不富有,他们当时住在汉口路一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的房间里,房间周围都是煤球炉子,房间里睡满了人。家里的床是用几块铺板拼起来的,床尾还锯了一段,因要放一个马桶。

直到搬出去租房子住后,他们才总算住上了宽敞一些的房子。忻玉英当然不知道:他们租的这个房子也是组织帮忙找的,他们找房子的唯一参考条件是:“是否适合地下联络工作的开展”。

忻玉英以为的“爱巢”,在王孝和那里,却是“革命据点”,这点,是她怎么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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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和

王孝和还有一个让忻玉英觉得“奇怪”的地方:他说什么也不肯要孩子。忻玉英想:女人不生孩子,以后不得让婆婆说道?于是她固执地要生孩子,王孝和拗不过,他们婚后一年就有了第一个女儿王佩琴。

女儿出生后,忻玉英的公公用捡香烟盒卖来的钱,换来了一张会摇的铁床,她妈妈买来一个五斗橱,王孝和买来了一只三五牌的钟,家里的光景慢慢好起来了。可危险也一步步临近了……

忻玉英察觉到危险是因为:国民党频繁派驻厂特务万一来他们家,她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了,特务对她的丈夫说:

“你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都是穷人,你干嘛要这么苦呢?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头头很看重你的。”

万一还对忻玉英说:

“嫂嫂你做做他工作,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生煤球炉子?我们头头房子已经给你们弄好了,可以烧煤气,干嘛要这么苦呢?”

不管万一怎么说,王孝和都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忻玉英傻傻的,丈夫说什么他都信,她只是有些疑惑地问丈夫:“我看不懂了,我们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抓人抢东西,上海的国民党怎么那么好呢?还让我们去住洋房,叫我不要用煤球炉了。他们到底搞什么?”

王孝和看看了妻子后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是想利用我。”

万一来他们家时,王孝和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他此时最应该做的就是转移,可因为放不下手头的事,且未收到组织撤离的命令,他一直未动。

在此之前,王孝和参加了上电大罢工,因为得到工人信任和拥护,他还被选为了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的支会干事。期间,他不断启发工人的思想,还带领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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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浦发电厂

王孝和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最初他们是想拉拢他,见他“不识相”,他们才决心除掉他。

1948年4月19日夜里,万一再次来到忻玉英家,并对着王孝和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孝和你当心。已经要动手了。”忻玉英有些紧张地看向王孝和,王孝和理直气壮地对着万一道:“动什么手,我做什么了?我就是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谋一点福利。”

因为王孝和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忻玉英依旧是“丈夫说什么她就信什么”。万一走的那天晚上,忻玉英发现家门外有很多人,想起万一“要动手”的警告,她确定丈夫有危险了。

“外面便衣警察有很多,前面后面都有。”忻玉英紧张地告诉王孝和道。王孝和却并不准备逃走,他忙着找出屋子里写了字的东西,烧的烧,藏的藏。看到丈夫这般动作,忻玉英才意识到:丈夫之前说的都是骗人的,他很可能像万一说的那样,就是个共产党。

出去倒灰时,忻玉英发现外头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快走吧!”察觉到事态严重的忻玉英终于忍不住开口哀求了,王孝和一把抱住妻子道:“我没有接到组织让我撤离的通知,我坚决不能走,就是让你受苦了!”

当晚,王孝和抱着妻子对他做了最后的安顿和叮嘱,他说:

“你奶水足,我抓进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妈;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但是平常我让你做的事情、认识的人,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忻玉英终于确定丈夫是共产党了,她完全没了主意,只一个劲地哭。她在乡下时就知道国民党凶残,他们对老百姓尚且凶残,对与他们作对的共产党,不知道要怎样“狠法”。

王孝和似乎已料到了自己的结局,他长叹一口气后哭着对她说道:

“我如果出不来,你年纪轻,就另找个忠实可靠的对象,把我们的女儿佩琴养大,你只要让她知道我是被谁害死的,我就感激你了。”

4月21日,忻玉英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早上,王孝和被抓去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那日,一切都似乎平常没有两样,忻玉英后来在接受访问时这样回忆那一幕:

“与平时早上去上班一样,他从楼梯上走下去,我们十个月大的女儿就站在床铺边上扶着走,脚还不时地蹬蹬地,临别时孝和还跟她说Byebye。”

被抓走时,王孝和并不知妻子已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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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和就义前

丈夫被捕19天后,心急如焚的忻玉英终于获准去监狱探视。再见丈夫那天,她哭得像个泪人,多年后,她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竟然变样不认得了。”

当日,见她一个劲地哭,王孝和红着眼眶安慰她道:“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

将王孝和的衣服换出时,忻玉英又哭了:他的白衬衫上全是血迹。她后来才知道,丈夫在监狱遭受了“磨排骨”、坐老虎凳等酷刑。当她知道“磨排骨”就是拿一根粗糙的木棍,从肋骨上用力往下压、摩擦下去,让血渗出来时,她的心也跟着一阵阵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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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和在刑场

王孝和背后,国民党到处抓人,地下党很难开展工作,无奈之下,地下党悄悄给忻玉英带话:让她用闹的方式设法救出王孝和。忻玉英知道: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她必须竭尽全力去营救丈夫。

忻玉英到处去告、去闹,国民党政府门口、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杨树浦发电厂门口等各处,她都去过。因为她闹得实在太大,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国民党警备司令不得不将她叫去,逼问她是何人指示她这么做的,她坚持说:

“没有人教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要给王孝和洗冤,他是个好人。你们不讲道理,乱抓人。”

忻玉英不知道,若非自己一口咬定:她自己也很有可能会被抓进去。

9月,即王孝和被捕5个月后,忻玉英在报纸特刊上看到丈夫被执行死刑的消息。那一刻,她的脑子完全地空白了。哭过喊过后,她决定放手一搏,她抱着孩子、挺着大肚子,带着婆婆到了监狱门口闹。

一个孕妇带着婆婆和孩子在监狱门口闹,这事很快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注意。当日,因为围观的人实在太多,监狱门口的交通完全被阻塞了。

慌了的提篮桥监狱的警卫用宽皮带拼命抽打忻玉英,新闻记者拼命按快门,围观群众也愤怒了,他们对着警卫喊:“你们打她干什么,她那么大肚子,还抱着小孩,她又没有犯罪!”

多年后,忻玉英回忆这段时满怀感恩地说:

“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特刑庭害怕了,宣布改期执行。解放后才知道,我是起到了地下党不能起到的作用。”

忻玉英的作用终究有限,几天后的9月30日,国民党对王孝和执行了枪决。忻玉英事先并不知情,也因此她一直恨恨地骂国民党是“秘密处死”了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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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是在解放后,刽子手被抓起来后,忻玉英才得知了丈夫遇害前的细节:处置他的刽子手杀人无数,却因同情王孝和而下不去手,刽子手说:

“我太同情他了。他一路上讲的道理感动我,我下不了手,却让他受痛苦。我打了三枪,没打准,我的手在颤抖。”

忻玉英还得知:丈夫死前,并没有和其他的革命烈士牺牲时一样喊“共产党万岁”,他遇害前喊的是“冤枉”。为何如此?这实际是王孝和最后的抗争:当时的国民党就希望王孝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们对他用刑的目的就是逼他承认、逼他供出地下党。

王孝和至死未出卖一人,他用生命保全了地下组织。同样拼尽所有保护地下组织的,还有忻玉英。王孝和被捕期间,国民党曾让她去杨树浦发电厂,他们将所有怀疑对象全叫到她面前让她指认。

那日,忻玉英心脏噗通直跳,她发现:那里的很多人都是她的熟悉面孔,他们经常来她家。可想起丈夫被捕前的叮嘱后,她鼓起勇气昂着头说:

“认来认去,就认识你万一。你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别的人我都不认识。”

忻玉英的这句话救了无数人,后来,这些人里的一个姓李的地下党曾说:

“我们几个人的性命,都在忻玉英嘴里。她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当时万一让她认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她都认识的,但她一个都不说。”

王孝和遇害21天后,忻玉英怀着巨大的悲痛在保健站生下了他们的二女儿。依照丈夫死前在狱中信件里对自己的嘱托,她将女儿取名为了“佩民”。

看着这个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忻玉英哭得肝肠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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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玉英在丈夫墓前

生下二女儿后,没有钱开销的忻玉英住到了婆婆家。地下党知道她的难处,经常塞一些钞票给她。在他们的帮助下,忻玉英总算熬过来了。

王孝和遇难后的日子里,忻玉英经常捧着他在狱中给她写的信哭泣。狱中5个月,他给她写了五十几封信,每封信里,他几乎都要说“对不起她,让她吃苦”。她不认字,但在周围人帮忙念信时,她认得了“对不起”三个字:它们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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