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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光荣，笔名谷非，湖北蕲春人。1920年，他去武昌读中学。1923年转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与巴金等人同往，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胡风积极参加。下半年，他去了北京，考上了北大预科。1926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方文学系。 梅芝，原名涂桂华，1914年5月22日生于江苏武进，江西南昌人。作为现代作家和胡风的妻子，她坎坷而坚强的人生经历令人惊叹，吸引了我的注意。  以“梅枝”为笔名发表作品 梅芝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屠博凯是晚清的一位学者。他一直以教书为生，非常贫穷。他的母亲王镇精通采花和刺绣。据说她的作品别出心裁，曾在巴拿马国际展览会上展出。梅芝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这一家六口就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家庭的贫困使梅芝过早地意识到了社会的黑暗。13岁时，梅芝随父亲来到赣州，就读于第二女子中学。在这里，她第一次读到了鲁迅的作品，梅芝被《流浪》、《呐喊》等书中对社会的无情揭露和讽刺深深吸引。国民党在赣州发动“清党”的时候，梅芝还舍不得销毁这本书，就撕掉封面，偷偷藏了起来。在这些书的启发下，梅芝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1931年梅芝随家人移居上海后，很快被介绍加入左联。这对于阅读左翼作品更广泛的梅芝来说，是一件大事。除了鲁迅的书，她还读了茅盾、丁玲等人的作品，以及一些外国著名的文学作品。 在左联中，梅芝结识了她所仰慕的著名批评家胡风。胡风悉心指导她阅读，并布置了大量优秀作品，如《鲁迅日本近代小说集》、《小说译丛》等，帮助她分析作品的内容和思想，从而纠正了她以前只注重故事线的毛病。在胡风的指导下，梅芝的文学水平提高很快，开始尝试写作。1934年，他写了散文《伤逝之夜》，描写一个女孩因家庭贫困，被迫在养蚕学校勤工俭学。她的手指受伤了，血滴在桑叶上，却要喂蚕。非常可怜。胡风看后说这是一部有生命有人物的作品，推荐在《自由谈》上发表。这是梅芝的第一部小说。此后，她以“梅枝”为笔名发表作品。 梅芝的创作以童话为主，灵感一般来源于对时局的感受。比如《小脸求仙》写于1942年。皖南事变爆发时，梅芝随胡风从香港迁到桂林，他们三岁的女儿独自留在上海的托儿所。因为想念女儿，梅芝想到了很多远离父母的少年。为了规劝他们警惕敌人的阴谋，积极参加正义的抗日战争，梅芝为儿子小顾讲了一个小脸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张小脸偶然来到了这个世界。她向往自由，追求崇高理想，克服重重困难。后来她因为骄傲自满被敌人欺骗，酿成悲剧。听了这些，她的朋友们很感兴趣，催促她写一个故事。这是后来发表在《青年文艺》上的长篇童话诗《小脸求仙》，对此，胡风的评价是:“这是一个传奇故事，但作者赋予了生活以真情实感和现实内容。故事生动，诗句如童心般活泼纯净，能激发小读者的感观和认知，寓意深刻也值得大读者去读。”作为一个严谨的评论家，胡风的评价并不夸张。 嫁给胡风。 胡风在梅芝的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年留学日本，因在日本从事左翼文学活动而被遣送回上海。他先后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深得鲁迅信任，在左翼文艺界举足轻重。 1933年，胡风在好友韩琦家里见到了梅芝，商量营救左联的一个盟友。早在见你之前，胡风就听韩琦说起过这个认真的小姑娘，对她很有好感。见面后，梅芝的美丽和纯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后来对梅芝的表白，这次见面后，他再也忘不了梅芝穿着浅蓝色旗袍的身影。 后来左联要出油印刊物，韩琦推荐梅芝刻蜡板。胡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写了一封关于梅芝在巴黎大剧院门口采访的信。六月的上海非常热。当梅芝准时到达约定地点时，等候在那里的胡风已经满头大汗。他赶紧带着美芝去了附近的冷饮室，点了两份刨冰。他迫不及待地吃了它。吃完后，他又点了一杯汽水，才和梅芝聊起自己的工作。这是梅芝第一次单独和男人约会。吃完后，她掏出钱来买单，把胡风逗得哈哈大笑，梅芝也为此脸红。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们美好的回忆。 之后，胡风与梅芝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他发现梅芝不仅漂亮，而且简单，与他过去遇到的世故、精于算计的女人完全不同。胡风深爱着梅芝。每天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看梅芝。但想到自己的生活状况，胡风又犹豫了:作为一个左翼学者，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住所，不时被特务盯梢，生活很不稳定。 胡风被自己矛盾的心情深深折磨，找房子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促使他下定决心向梅芝表白。 胡风在认识梅芝后不久就从韩国搬了出来，住在法租界罗伯特路的一间公寓里。但是因为离工作地点远，不方便，所以他决定另找房子。他邀请梅芝一起看房的时候，房东误以为他们是夫妻。当胡风要求再添置一些家具时，他热情地说:“你放心，我一定让你老婆满意。”胡风很开心，一直陶醉。他想:和梅芝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他决定立刻向梅芝表白。当晚他给梅芝写了一封信，请梅芝过来谈一谈，并精心挑选了一个粉红色的信封。 梅芝如约来到胡风的住处。一见面，胡风突然把她拉进房间坐下。没等梅芝反应过来，他就对她敞开了心扉:“我不能再隐瞒了，只有你能把我从混乱的感情中拯救出来……”他滔滔不绝，完全无视毫无准备的梅芝。胡风真挚火热的感情，终于打动了梅芝。当胡枫再次示爱时，她不忍拒绝，答应继续走下去。1933年底，他们结婚了，开始了幸福的生活。梅芝19岁，胡风31岁。 婚后，梅芝一边为胡风学习家务、抄写手稿，一边做他事业上的助手。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后来在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她都陪伴着胡风，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作为“胡风分子”被捕 胡风与周扬的矛盾起源于左联工作时期。当时的胡风深得鲁迅信任，而鲁迅与周扬更是疏远。周扬认为是胡风挑起的，双方渐渐不和。1934年秋，胡风被迫离开左联，因为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汉奸。在“两个口号”有争议的时候，徐懋庸写信指责鲁迅被胡风的“自私极端的宗派活动”蒙蔽了双眼，激起了鲁迅的反击。他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为胡风辩护，即著名的文章《答徐懋庸并谈抗日统一战线》。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宣称“国民革命战争的通俗文学”的口号是他首先提出的，他把周扬、田汉等人说成是“四侠”。在谈到周扬与胡风的矛盾时，鲁迅说:“胡风直爽，容易惹怒，容易接近。但对于周这种容易诬告他人的年轻人，他们是怀疑的，甚至是可恨的。”对周洋的不满溢于言表。这封信影响很大。它把周扬等人称为“四条汉子”，直到文革成为周扬的一大罪状，使周扬与胡风的仇更深了。不久，周扬离开上海去了延安，胡风留在国统区，以文艺为武器，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大会上，胡风和周扬再次相遇。此时，周扬已成为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而胡风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他的文学思想却受到了批判。在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革命文艺在反动派压迫下的斗争和发展》的报告。其中“文艺中的主观性实际上是作家立场、观点、态度的问题”一节，实际上是以“主观战斗精神”为其“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不堪忍受的长期黑暗悲惨生活的一种表现”来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此后，文艺界对胡风等人的批判不断升级，胡风及其友人的作品遭到打压，难以发表。面对压力，胡风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著名的《三十万字书》，详细阐述了他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没想到，情况急转直下。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后为“反革命集团”)。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胡风分子”相继被捕。 作为胡风的妻子，梅芝自然也难逃干系。她帮忙抄写了《三十万字书》的大部分内容，因此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1955年5月16日晚上，他们一家人正在吃饭，一群人来到他家。他们和胡风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梅芝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第二天凌晨一两点左右，胡风和梅芝被带走，被带到不同的看守所。公安干警把家里所有带字的都抄了。1965年，归还了一部分，梅枝发现有一本自己给儿子钉的算术练习本。 坚信胡风是无辜的 在看守所，工作人员劝梅芝和胡风划清界限。她相信胡风是无辜的，坚决拒绝。他们三个孩子都受到严重影响，小顾一度被高校留校察看，不得重用；小峰因为政治审查不过关，上不了大学，只好去农场当工人；萧山高中毕业后在偏远地方插队，十几年后考上大学。但是，梅芝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受到了残酷的审判。审讯人员一再要求她坦白“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她牢房里的灯整夜亮着，使她根本睡不着。梅芝被折磨的神经越崩越紧，几乎崩溃。她经常盯着牢房里桌子坚硬的一角，以为只要撞上去，一切就都结束了。但是，她想起年迈的母亲、无人照看的孩子和音信全无的胡风，咬牙挺了过来。 1961年2月，由于母亲病逝，梅芝出狱。千辛万苦才知道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被允许参观监狱的那天晚上，梅芝非常激动。她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胡风的样子，他们相遇时的情景，还有她想对胡风说的话...几乎一夜没合眼。但见面后，她紧紧握着胡风的手，却什么也没说。 1965年11月，梅芝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因“宽大处理”免于刑事处罚。胡风受到审判，和梅芝一起被发配到四川，在成都和川西住了不到两年。1967年11月7日，胡风再次被投入监狱，而梅芝被一个人留在川西劳改茶场，生活十分艰苦。当地红卫兵坚决批判这个“现行反革命”，并偷走了所有值钱的物品。最后，他们把她送到一个茶园的劳改营，让她和一群获释的女犯人一起生活和工作。 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和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胡风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经常自我恐惧，思维混乱。1973年1月，梅芝来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探监时，胡风已经完全崩溃。他看到了梅芝，却没有惊喜。他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仿佛面对一个陌生人。梅并不知道，调走她的目的是让她照顾胡风的精神障碍。这一年梅芝59岁。 胡风的病情并不乐观，一天早上突然晕倒在地。梅芝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一直叫着他的名字，等着他慢慢醒来。多亏了梅芝无微不至的照顾，胡风好了起来，清醒的时候还能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由于缺乏有效治疗，病情很不稳定。1976年，周总理去世，胡风再次陷入精神混乱，甚至失去理智，差点砍了梅芝。 梅芝也绝望了，她又想到了死亡。但一想到那些无辜的涉案人员，她就放弃了寻死的念头。她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这个活下去，为胡风，为这个案子，为很多被牵连的朋友申诉。我不能这样死！”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梅芝一直很坚强。监狱把胡风送到成都治疗，让胡风参与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希望，胡风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1979年1月16日，他们出狱，在阔别14年后回到北京。 为胡风完全平反而奔走。 回到北京，梅芝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他已经是晚年了。但在她的晚年，她并不平静。她反而一直为胡风的平安忙碌着。 1985年6月，胡风因胃癌治疗无效去世。有关当局起草的悼词沿用了1980年9月22日中央76号文件的说法，即“胡风同志带着复杂的思想感情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他真心拥护祖国解放，但对党的文艺政策和党的政治组织领导有一定的保留。” 梅芝不同意悼词，向中共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和公安部提出上诉，要求为胡风彻底平反。1985年11月，梅芝的呼吁终于得到了回应。公安部下发的文件澄清了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悼词经过修改得到了梅芝的认可。1986年1月15日，文化部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胡风举行追悼会。文化部部长朱宣读了悼词，肯定了胡风在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成就，称赞胡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为文艺事业作贡献的一生”。三年后，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1988年6号文件》，从政治、历史、文学活动、文学思想等方面为胡风彻底平反。 这段时间，梅芝拿起手中的笔，写了大量的稿子。到1988年，他已经完成了《往事如烟》、《狱友》、《高墙内》三部回忆录，真实记录了胡风从1965年梅芝访秦城到1985年去世这二十多年间所遭受的冤屈。在此之前，这些回忆自1986年1月起在上海《文慧月刊》上连载，历时三年，反响十分强烈。梅真挚的感情和坚强的毅力深深打动了读者，他们纷纷写信表达对这对夫妇的同情和敬意。  梅芝没有休息。她根据胡风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初稿、狱中写的忏悔材料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完成了胡风的巨著《胡风回忆录》，历时8年完成近60万字的《胡风传》，记录了胡风成长、求学、成才的经历，集中反映了他在解放前对革命文艺队伍培养的突出贡献，也记录了他解放后的苦难经历。这些著作资料丰富详实，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影响广泛。为表彰梅芝对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杰出贡献，国务院自1992年10月起授予她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梅芝当选为第六届作协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 2004年10月8日，梅芝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90岁。一场剧烈的震颤过后，历史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在胡风事件中，有很多像梅芝这样的女性受到牵连。她们没有抛弃不幸的丈夫，而是陪伴他们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有人曾把她们比作俄罗斯十二月党的妻子们:美丽、坚韧、勇敢。我觉得他们无愧于这个崇高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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