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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卷首有四首「行香子」词，有「鹧鸪天」词（「酒、色、财、气」四贪词）。[1] 四贪词在金学史上很受学者重视，论者认为四贪词和明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四箴疏」相关。这个问题是学术界的焦点之一，读者可以参阅鲁歌和马征《金瓶梅纵横谈》、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刘辉和杨扬编《金瓶梅之谜》、陈诏《金瓶梅小考》、郑庆山《金瓶梅论稿》、陈东有《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等。[2] 四贪词之前的「行香子」词，没有四贪词那样瞩目，但是，论者也善用这四首「行香子」来论证金学上重要的问题：写作时间、写作地点、《金瓶梅词话》的前身、作者的身分等等。 关于「行香子」词的诠释问题，管见所及，学术界中似乎还没有人做过专题回顾。 因此，本文拟以此题为中心，讨论其中的关键。  《新刻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中的四首「行香子」，依次是 1.「阆苑瀛洲」。 2.「短短横墙」。 3.「水竹之居」。 4.「净扫尘埃」。 不少研究者用这四首词来推演他们的看法，所涉及的，都是金学史上关系重大的问题。以下先就这一方面展开论述，以显示卷首词是何等重要。
魏子云先生（1918-2005）是最早论及「行香子」词的学者，1980年，他的〈《金瓶梅》头上的皇冠〉已经指出： 「因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动机是入世的，这四阙引词【行香子】则是出世的。可以说两者间的意想并不相关联。」[3] 魏先生结合其他引首文字，推测「《金瓶梅词话》之前，极可能还有一部讽谕神宗宠郑贵妃的《金瓶梅》。」而且魏先生认为这部《金瓶梅》，是正当「册立太子事件的高潮」，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成的。[4] 魏先生这一段话有两个重要论点： 一、《金瓶梅词话》有「前身」，现存的《金瓶梅词话》已是改写过的。 二、这部前身，大约成于万历二十四年（「万历说」），是「入世的」。换言之，对「行香子」词的分析，是魏先生「万历说」的一部分。[5] 第一个论点，魏先生在 1983年的《金瓶梅札记》一书中，又再提及： 「回目前的词四阙，所写纯为出世之思，而《金瓶梅词话》，则全篇所赋，悉为清河恶霸西门庆的身家兴衰，所写仍官场入世的荣辱之事。 这四阙词的出世之思，极难冠乎西门庆的故事头上。看来，这四阙词的傅设〔铺设〕，不是为了《金瓶梅词话》吧！ 〔……〕基乎此，我们或者可以想到《金瓶梅词话》以前的《金瓶梅》，其内容似乎是另一傅设。」[6] 至于第二个论点，即「万历说」，在 1983年的〈词曰‧四贪词‧眼儿媚〉一文中，又有申说： 「如从体式来看，自亦属于万历间的作品，非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标。像这类诗文的随兴自然的体式与境界，在有明一代，则正切合文长、卓吾这个时期，甚而还要稍后一些。 〔……〕岂不是更可证明《金瓶梅词话》乃万历间人的作品乎！」7 这次魏先生换了一个角度：不再着眼于内容（「出世」），而是就四首词的「体式与境界」来论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 魏先生推出的「万历说」当然还有其他论据，然而，单就对「行香子」的诠释而言，出现了一个魏先生始料不及的情况─这四首词能否支持「万历说」？[8]（请看下文。）  《金瓶梅札记》 另一位研究者赵兴勤（1949-）也对「行香子」词作过探研，他得出的成书时间，却要比魏先生的「万历说」早许多年。 赵兴勤在〈也谈《金瓶梅》的作者及其成书时间〉一文中认为： 四首「行香子」词「与《金瓶梅》的思想基调并不谐合。〔……〕此类描写，恰与冯惟敏的思想情趣相合。 〔……〕所发抒的感慨竟如出一口，所描写的地理环境也大致相类，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9] 赵兴勤似乎在暗示：四首「行香子」词出自冯惟敏（1511-1580?）之手。至于四首「行香子」与《金瓶梅》内文不协调，赵、魏二家的看法倒是一致的。 「冯惟敏说」其实源于金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嘉靖大名士」之说。[10] 朱星（1911-1982）在《金瓶梅考证》透露： 「冯惟敏说」是孙楷第（1898-1986）提出的，理由是：「只因他〔冯惟敏〕是临朐人，又是嘉靖名士，并无旁证。」[11] 冯惟敏隆庆壬申（1572）弃官归隐。 赵兴勤讨论过冯氏的活动后，认为「《金瓶梅》产生的时间，大致在隆庆至万历初年。也正是冯惟敏优游林下之时。」[12] 按照这篇文章的分析，《金瓶梅》书中许多片段，都是写嘉靖年间事（赵兴勤提及：南河南徙、大兴土木、严家丑事、山东大旱、太监管砖厂等）。 总之，赵兴勤认为「《金瓶梅》写的是嘉靖年间事。」 和魏子云主张的「成于万历后半期」相比，「冯惟敏说」的成书时间，足足早了二十年，基本上倾向于「嘉靖说」。 卜键（1955-）也就「行香子」发表过意见。他的《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认为第四首「净扫尘埃」是《金瓶梅》作者所补作。[13] 他认为这一首「意涵毕竟〔与其余三首〕不同」；词中的「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之句，「透露出期待和期久不至的焦躁，透露出退仕者渴思一朝复出的私衷。这不就是李开先吗？」 总之，在卜键眼中，第四首是李开先的抒情之作，摹写李开先「殷殷不甘的复杂情（页 293）。 其他三首词的异文，也都「把自己〔李开先〕的创作思想渗透到词句中」，绪」例如「不赴高官的意志」「罢官后李开先的愤激心理。」（页 296） 卜键主张《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代「当在嘉靖晚期」，14他对「行香子」的诠释，支持了他的「李开先是作者」之论，也支持了他的「嘉靖说」。 李开先，1502年生，1568年卒，而万历元年是公元 1573年。 另一位研究者潘承玉（1966-）对「阆苑瀛洲」的处理，在方法上，也跟赵兴勤、卜键有雷同之处。 潘承玉认为词中的「瀛洲」是《金瓶梅》全书「最重要的」典实，是《金瓶梅》作者「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的文字诉说。」 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1521-1593，生于正德 16 年，卒于万历21 年），而徐渭的〈瀛洲图〉和〈寿学使张公六十生朝序〉写了「瀛洲」，「境界与小说【行香子】全同」。[15] 附带一提，潘承玉认为「李开先说」不能成立。理由是，作者既要隐去姓名，又何必把自己的作品整段抄进《金瓶梅》之中。[16] 也就是说，在潘承玉的论述中，「行香子」第一首，成了「徐渭是《金瓶梅》作者」的证据之一。 郑庆山（?-2007）同样用「阆苑瀛洲」来立论，他认为这首词「可以看作贾三近平生事业一半家居的注脚。」[17]郑庆山倾向于支持贾三近（1534-1592）是作者。 综上所述，赵兴勤从「行香子」看到冯惟敏，卜键从「行香子」看到李开先，潘承玉从「行香子」看到徐渭，郑庆山从「行香子」看到贾三近。 他们对「行香子」的分析，都能和他们的「作者论」配合无间。  《金瓶梅研究集》 为甚么赵兴勤从「行香子」看不到李开先、徐渭或贾三近的身影？ 为甚么卜键从「行香子」看不到冯惟敏、徐渭或贾三近的身影？ 为甚么潘承玉从「行香子」看不到冯惟敏、李开先、贾三近的身影？为甚么郑庆山……？ 这几个问题可能有同一个答案：赵、卜、潘、郑四位学者心目中已有各自的「作者人选」，所以「行香子」词也成为「论据」。 从后设批评（meta-critical）角度看去，他们诠释、论证过程似乎是这样的： 四位学者有特定人选横亘于胸，所以他们一读四首「行香子」，自然会联想到他们心中的作者。 换言之，他们心目中的「作者人选」可能对他们的判断产生了影响。 对「行香子」词的解读结果，又反过来进一步「支持」他们的「作者论」。（至于四首「行香子」是否冯惟敏、李开先、徐渭、贾三近所作，我们下文要详细论证。）[18] 除了时间因素外，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赵兴勤提出了四首「行香子」词所写的「地理环境」与《金瓶梅》作者的处身之地有关系。 这又涉及金学中的「南北之争」─著作地点之争。（也涉及作者原籍之争。）
1990年周双利的《闲话金瓶梅》就用了这四首行香子来论证《金瓶梅》的著作环境： 这组题词，为我们勾画出这位《新刻金瓶梅词话》修定者的身分：他不像是大名士、大官僚一流人物。 也许是几经小小的官吏生涯之后，厌倦了州衙与县衙的恶浊，便归隐田园，过着乡居闲适生活。 他的诗词充满了独慎之情与出世之思，乐天知命，安贫守道。……乡居生活是……。他的住所，颇似江南水乡：……。从这些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修定者只是一位清贫的儒士。 他生活的地区，如从物候学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古代北方也生长竹子与梅花，《诗经》中有绿竹，唐诗中北方尚有梅花；经过数千年的气候变迁，近代中国，竹子已经退居长江以南，梅花退居黄河以南。 我们这位清贫的儒士生活在有竹有梅的地方，大约是江南水竹之地吧？正因为如此，经这位文人先生修定的《金瓶梅词话》，时作吴语，也就毫不足奇了。[19]（涛按：引文中省略之处是引者所省。） 周双利这段话有两个要点：第一点涉及「南北之争」，第二点涉及作者身分。（清贫的儒士？）周双利这一诠释，意味着「行香子」词被用来支持「作者是南方人」的说法。 《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这也是《金瓶梅》著作权论争中的一个焦点。 主张「南方人」之说的有刘师古、魏子云、黄霖、陈诏等。多年前，刘师古、魏子云已经提出「南方人之说」。[20] 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提及此看法。到1981 年的《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有「作者不是山东人是江南人」一节。[21] 1989年魏子云又有〈证见《金瓶梅》乃南方人所作〉一文。[22] 黄霖（1942-）在《金瓶梅漫话》同意「南方人」之说。[23] 陈诏《金瓶梅小考》也认为《金瓶梅》作者：「他生活地点似在南方，不是在北方。」[24] 另一方面，力主「北方人」之说的学者有徐朔方（1923-2007）、鲁歌、马征、郑庆山等人。 徐朔方《小说考信编》说：「它的作者当也是山东或淮北地区人，不会如同有的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是南方人。」[25] 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说书中有鄙视南方人的情绪。[26] 郑庆山甚至连南人居北地的想法也否定掉，他说「不大可能是南方人在山东创作的。」[27] 至于作者身分（「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之争）,「行香子」词引出了另一对矛盾： 按周双利的解读，从四首「行香子」词可以推断作者「不像是大名士」，这正好跟赵兴勤、卜键的看法相反。 赵兴勤推举出来的冯惟敏，亦颇有名─「以才名称于齐鲁间」。[28] 「齐鲁」属于中国北方。  《闲话金瓶梅》
周双利认为「行香子」的内容都是现实的写照。不过也有论者将词中的境界视为作者心目中的「理想」。 有学者认为第二首「真实地抒发了自己的生活理想。」第三首「叙述理想中的『吾庐』。」[29] 魏子云先生也用「这分意念」来描述词中内容。[30] 大概魏先生也不觉得「行香子」词描述的是写作者的「居处实景」。这样一来，「行香子」的诠释又出现了「实」与「虚」二说并存的局面。 不过，笔者断定：如果词中所写真是「写实」的话，恐怕也不会是晚明时期的「实景」。（下文有详细论证。） 综上所述，在「行香子」词「出自《金瓶梅》作者（或修订者）之手」的前设下，论者凭着「行香子」的内容构想出好几种情况─作者的写作年代、作者的写作环境、作者的社会地位（名望）、作者的心境。[31] 如果我们探究一下四首「行香子」词的来源，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各种构想、未必是历史上的作者（historical author）。 各种作者形象可能只是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32]（请看下文。） 以上诸位学者的说法，都是在「行香子」词来历不够清楚的情况下作出的。 其实，「行香子」在明朝之前已见于载籍。如果这些文献不是伪托的话，四首「行香子」对上面诸说的支持就要打个折扣。 以下，我们要调查四首「行香子」在哪些典籍上出现过。调查的结果，将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事实：有些论证方法全不可靠。
四首「行香子」的第一、第二、第四首（无「水竹之居」），早见于元人彭致中的《鸣鹤余音》卷六。33这三首词均不着撰者。[34] 彭致中，元至正年间人，仙游山全真道士，属龙门派。[35]按照该书的叙文推断，其书成于 1347年前后。 《鸣鹤余音》所载录的「行香子」与《金瓶梅词话》所载录的「行香子」，文字稍有出入，例如，第一首「金谷重楼」（《道藏辑要》本同），「古佚小说刊行会」本（「北图藏本」[36]）《金瓶梅词话》作「金谷陵楼」。《金瓶梅》大安本也作「金谷陵楼」。[37] 徐朔方《小说考信编》认为第一首六十五字「可以看作是『也宜春』之前刊落一字。」[38] 《正统道藏》和《道藏辑要》所录「行香子」，该句应作「却也宜春」。 不过，校勘问题不是我们的焦点。言归正传，《鹤鸣余音》辑录的是金元词，凭这一点我们知道三首「行香子」词的年代，可惜我们不知道撰者是谁。  《小说考信编》
明人程敏政（1445-1499）编有《天机余锦》。《鸣鹤余音》所无的「水竹之居」，见于《天机余锦》，连同其他三首，都题「张天师撰」。[39]亦无「水竹之居」。 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7）集部，第 422 册收《鸣鹤余音》，「行香子」词的情况相同。按，该书底本系原北平图书馆藏明钞本。 「张天师」三个字提供了四首词的「作者」，这比《鸣鹤余音》的「不着撰者」好一点。 其实，说好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张天师」是汉代张道陵（?-156）后裔的封号。[40]具体是哪一位张天师，仍是不明不白。 按照明人沈德符（1587-1642）《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释道‧张天师之始〉条，宋「天师」之称。 元至正十三年（1354），真宗（赵恒，968-1022，997-1022在位）时张氏后人已有始命张氏三十六代道士张宗演为「辅汉天师」，遂真拜「天师」。[41] 《天机余锦》所录的「张天师」，是哪个时代的张天师？ 沈德符记载明朝洪武元年（1368）八月始，革去教主天师之号。《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记其事。[42] 因此，这个「张天师」，或许不是明朝的「张天师」吧？ 至于《天机余锦》的编者程敏政，《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说他「学问该博」「才高负文学」。[43] 他是成化二年（1466）进士，这年下距嘉靖元年（1522）五十六年。 程敏政的卒年1499 年是明弘治十二年，下距嘉靖元年二十多年，如果《天机余锦》由程氏编成，[44]那么，《天机余锦》成书的时间只能是在嘉靖朝之前。 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曾认为第四阙是《金瓶梅》作者所补，[45] 今天看来，也许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在嘉靖之前，第四阙已经存在）。[46] 其他论者认为四首「行香子」写于晚明，同样要考虑四首「行香子」是否如此晚出。  《天机余锦》
朱彝尊（1629-1709）编有《词综》一书，第二十四卷录有「阆苑瀛洲」，置于「于真人」名下。[47] 于真人身世不详。《词综》「于真人」三字之下有注：「调见彭致中《鸣鹤余音》。 按北宋有虚靖真君词，内有和于真人作。」[48] 《词综》这条注等于说：于真人是北宋或者北宋之前的人。至于虚靖，料为北宋著名道士徐守信。 徽宗崇宁二年（1103）赐徐氏号「虚靖冲和先生」，其著作见于《道藏》正一部。[49] 北宋时已有「阆苑瀛洲」一词，不能说是明人所撰。
康熙四十六年（1781）50沈辰垣等编《御选历代诗余》卷四十四亦题「于真人」[51]。 可惜该书卷一百七《词人姓氏》并无标示「于真人」的名字。（「于真人」列入「失名」栏目之中。）[52] 如果我们知道于真人是谁，就有可能确定四首「行香子」的写作年代。 综上所述，由元人彭致中开始到康熙年间，关于本文论题（「行香子」词是谁写的），载籍所见，「答案」颇不一致。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53]即「出于道教之徒」：《鸣鹤余音》录的是道士羽流之作，其他集子上的「张天师」「于真人」也是道士无疑。 不过，清代的一些文献，却异口同声说「行香子」词出自和尚之手。虽然各书所录之数不一（或两首，或三首），但比较一致的是，都声称是中峰禅师（明本，1263-1323）所作。 以下我们检阅沈雄《柳塘词话》、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张宗橚《词林纪事》的记载。
沈雄《柳塘词话》记载：「余经莺脰湖殊胜寺，挂壁有中峰明本国师题词，后书至正年号，乃行香子也。」 下面即引「短短横墙」「阆苑瀛洲」两首。[54]然后评道：「若不经意出之者，所谓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也。」 所谓「至正年号」，即公元1341-1368年，是元朝（元惠宗）的最后一个年号。 关于明本，《元诗纪事》说他：「明本号中峰，钱塘人。出家吴山圣水寺。后为天目僧。有《中峰广录》《梅花百咏》行世。」[55] 另外 Chun-fang Yu 有 “Chung-feng Ming-pen and Ch’an Buddhism in the Yuan” 一文，长达五十八页，可以参看。[56]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记录中峰作「七言律诗」。然后话题又转入中峰作词之事。 下面即引「短短横墙」「阆苑瀛洲」「水竹之居」三首，接着也有评语「若不经意出之者，所谓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也。」[57]这一评语与沈雄《柳塘词话》中的评语完全相同。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中的「水竹之居」，却是沈雄《柳塘词话》所无。 不知录自何处。（《历代词话》此条之内容与北京内府清康熙46年本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九〈词话〉全同。）
清乾隆时张宗橚（fl. 1722-1732）辑《词林纪事》卷二十二，录第一、第二、第三首，置于「天目中峰禅师」名下。没有第四首「净扫尘埃」。[58] 《词林纪事》也可能只是沿袭成说。 总之，沈雄《柳塘词话》、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张宗橚《词林纪事》都没有「净扫尘埃」，其余都说是中峰明本所作。 近人论著，大多说《金瓶梅词话》卷首的「行香子」词是中峰明本之作。 这一说法，似承袭一些清朝人的记载。 清朝人的记载，与前人大异，其可靠性如何，值得再加推敲。（此点关系到《金瓶梅》的作者论，已如前节所论。） 若依其说，则「行香子」词是元人的作品。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得知，《金瓶梅词话》卷首的「行香子」词，前人已指出其作者。 如果当代的金学家要声称四首词属于明嘉靖、万历间的作品，实在有必要先推翻前人的记载和说法。 前人的记载虽然不一致，但毕竟也有相同之处，即四首词的产生年代，不会是晚明。 即使依照清人「中峰明本」之说，那中峰明本禅师（1263-1323）也是元朝的人，[59]不能用来支撑《金瓶梅》研究中的「嘉靖说」和「万历说」。 在厘清四首词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将四首词的著作权拨归「《金瓶梅》的作者」并加以发挥（论证写作时间、地点、作者身分等），恐怕是一件危险的事；由此得出的结论，恐怕也不稳固。 这四首词引发出来的诠释问题，值得后学者警戒：论证方法不当，论证的结果难有公信力。 （2014年春校订）  《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注 释： 1四首「行香子」词原无总称，仅冠以「词曰」二字。有学者用「四季词」作为总称。四首词的词牌 是「行香子」。本文引用前人论著时，论文用〈〉标示，书籍用《》标示。另，文中凡文字下划线， 皆笔者所为，目的是引起注意。 2另参郑培凯：〈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见于《中外文学》12 卷 4 期（1983年 9 月）、 《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 3 辑。 3见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 司，1980），页 224。（全文见页221-243。）又见于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页 84。 4此处指魏先生所推想的那部书。 5「嘉靖说」「万历说」等简称沿袭自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成都：巴蜀书社，1991）。参看该书页1100 的介绍。 6魏子云：《金瓶梅札记》（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3），页 41。 7原载于《中外文学》1984年 5 月号。收入《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有关引文见页165。 8笔者发现，到了1985 年（或稍前），魏先生对「行香子」词的分析已有修订。魏子云：《金瓶梅原貌探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页 19 已删掉论证「亦属于万历间作品」的段落。还保留的论点是「不协调论」，他说：「可是，把它冠在《金瓶梅词话》的头上，这四首词的词义，与《金瓶梅词话》的内容，可就扞格了。作者的这四首前置词，只是企图想逃离《金瓶梅词话》那个社会的感慨而已。『词曰』的慎独之情与出世之思，以及这『四贪词』劝戒旨意，都是早期《金瓶梅》的引词，《金瓶梅词话》的改写者，付梓时未予摈弃而已。」（《金瓶梅原貌探索》，页23。） 9赵兴勤：〈也谈《金瓶梅》的作者及其成书时间〉，载于刘辉、杜维沫编：《金瓶梅研究集》（济南：齐鲁书社，1988），页 261-262。 10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参其《万 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 652。此后循这个方向做研究的学者甚多。 11朱星：《金瓶梅考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页 32。 12刘辉、杜维沫编：《金瓶梅研究集》（济南：齐鲁书社，1988），页 279。 13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页 291。 14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页22。 15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合肥：黄山书社，1999），页 173。 16参潘承玉：《金瓶梅新证》，页157。 17郑庆山：《金瓶梅论稿》（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页 75。 18这种情况使我们想起Richard Palmer (1933-),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一书中所说的：What we understand forms itself into systematic unities, or circles made up of parts. The circle as a whole defines the individual part, and the parts together form the circle. [...] By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hole and the part, each gives the other meaning; understanding is circular, then. Because within this “circle” the meaning comes to stand, we call this “the hermeneutical circle”.（页 87。） 19周双利：《闲话金瓶梅》（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页 138。 20刘师古：《金瓶梅研究》（台北：宋氏照远出版社，1996），页 194。涛按：该书1977 年由台北 石室出版公司初版，原名《闲话金瓶梅》，题「东郭先生着」。 21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页 132。 22魏子云：《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页 62-86。 23黄霖：《金瓶梅漫话》（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页 191。 24陈诏：《金瓶梅小考》（上海：上海书店，1999），页 127，页 137。陈诏将地点定于「南方江浙」一带，参页128。 25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 204。 26「王穉登说」即以「鄙视南方人」作为「作者论」的其中一点。参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 探秘》（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页 63。 27郑庆山：《金瓶梅论稿》（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页 163。 2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丁集上，〈冯举人惟健〉，页390。 29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词典》（成都：巴蜀书社，1991），页 519。 30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页84。 31上述论者，现在可能已改变了对「行香子」词的分析。本文的焦点，纯粹放在他们「怎样藉行香子 词来论证」，他们的通盘论说并不会因此而被否定。 32布斯（Wayne C. Booth）曾提出「隐含作者」的概念。Booth 的「隐含作者」指的是：读者在阅读 时为作者所构想的形象或性格，有别于「历史作者」（即真实世界中的作者），又称「经验作者」。 参尼尔斯（William Nelles），“Historical and Implied Authors and Reader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45, no.1, (Winter 1993), p.22-46. (p.27)。 33《丛书集成》初编收有虞集《鸣鹤余音》。但是，这部《鸣鹤余音》没有《金瓶梅》卷首那四首「行 香子」词。柳存仁认为「这书〔《鸣鹤余音》〕实是『仙游山道人彭致中集』」。参看柳存仁：《和 风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一文，页1331。 34笔者所用彭致中《鸣鹤余音》是收入《正统道藏》（原刊于1445 年）的本子。三首「行香子」见 于《正统道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太玄部，《鸣鹤余音》，卷六第五，页848。 另见于康熙间彭定求辑：《道藏辑要》（成都：巴蜀书社，1985重印），第 21 函，觜集 8，页 71b-72a。 35参看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 181。另参任继 愈主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页 1236。 36据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页 109。 37梅节校订：《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作「金谷琼楼」。查清沈雄《古今词话》所录也作「金谷琼 楼。」出处见下文。 38徐朔方：《小说考信编》，页165。 39《天机余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有注：「此题张天师〔撰〕，误。张天师乃汉代人， 其时尚无词。」语见页 367。赵万理校辑：《校辑宋金元人词》（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82） 亦收「元阙名辑」《天机余锦》，收词十六首，却无「行香子」词。 40葛洪（281？-341）《神仙传》（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卷五已称呼张道陵为「天师」（页24。） 4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页918。 42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记载：「张正常，字仲纪，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也。世居贵溪龙虎山。元时赐号天师。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谒，已而两入朝。洪武元年入贺即位。 太祖曰：『天有师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设寮佐，曰赞教，曰掌书。定 为制。」（页 7655。）另参《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页1817。 43《明史》，页7343：「程敏政 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信子，以神童诏读书翰林院。成 化二年（1466）进士。授编修、左谕德。学问渊博为一时冠。」 44《天机余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的校订者对此点有怀疑。 45《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页 291。 46当然，《金瓶梅》作者可以抄录前人的著作。 47朱彝尊编：《词综》（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页 363。 48朱彝尊编：《词综》，页362。《道教文化词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中录有「于真 人胎息法」（页 786）。不知这个「于真人」有没有写过「行香子」词。 49参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页990。另参：脱脱《宋史》卷二百五，志第一百五十八。 50据赵国璋、潘树广主编：《文献学词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页 123。 51沈辰垣等编：《御选历代诗余：附箧中词，广箧中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页 226。 52《御选历代诗余：附箧中词，广箧中词》，页482。但《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九〈词话〉又从 《笔记》中引一条云：「天目中峰禅师与赵文敏为方外交，同院冯海粟学士甚轻之。一日，松雪强 中峰同访海粟，海粟出所赋梅花百绝句示之，中峰一览毕，走笔成七言律诗如冯之数，海粟神气顿 摄。尝赋行香子词云：『短短横墙……阆苑瀛洲……水竹之居……』若不经意出之者，所谓一一天 真，一一明妙也。」（北京内府清康熙 46 年本页 22-23，笔者所用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本， 索书号为：山 833 34-1 v.48；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版，页 529）。笔者又查陈继儒《笔记》（丛 书集成初编 2929）卷二，发现：只有「天目中峰禅师与赵文敏为方外交……海粟神气顿摄」一句， 却未引录中峰的词作。（页 24）因此，《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九〈词话〉中说的「尝赋行香 子词云：……」，不知是据何本引录。 53按，各书所录数量不一，此处不一一分述。 54《柳塘词话》八卷，沈雄撰。收入吴兴王文濡校阅：《词话丛钞》（上海：大东书局，1921），页 7。笔者所用的是香港中文大学藏本，索书号为PL2338 T93 v.1 c.2。另参唐圭璋编：《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一册，页795。 55陈衍（1856-1937）：《元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 776。 56Chun-fang Yu, “Chung-feng Ming-pen and Ch’an Buddhism in the Yuan”, in 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ed. Hok-lam Chan and W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2), pp.419-77. 57收入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二册，页1293。 58张宗橚编，杨宝霖补正：《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 1330。‧《词林纪事》引书往往系转录，故价值稍低。 59释有晃：〈元代中峰明本之禅学思想与禅法略探〉，载于《中华佛学研究》第10 期（2006），页199。全文载于页 199-237。  文章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洪涛 <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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