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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这是「金学」界所有同仁都公认的一个不争事实。问题是， 《词话》究竟写的是明代哪一个时期，是嘉靖朝还是万历朝，学者 们对此的看法是颇有分歧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词话》的作者所采用的独特的艺术手法，即作者常常选取历史上有，明代也有，且不止一个的同名同姓的人物 （例如张达），或选取明代不止一朝独有的事件（例如借支马价银等）来安排情节，古今杂糅，使读者模棱两可。 但作者又在关键处加以限制，点明他的创作意图。若读者不明白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往往会上作者的当，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 「陈四箴」就属于这种典型的「模棱两可」事件。
一 「陈四箴」是一个假造的人名，在《词话》中出现过两次，一在第六十五回，一在第 七十七回。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黄太尉「人马过东平 府，进清河县，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左右喝叱起来」，前往迎接的有： 「山东巡抚都御史侯蒙、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山东左参政何其高、右布政陈四箴」；「兖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登州府黄甲」等。 第七十七回，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奏本中提到「山东左布政陈四箴」，「操履忠贞，抚民有方。」 一个假造的人名在作品中就这么简单地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右布政」，第二次出现变成「左布政」，并且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行动的描写，这就明 显地暗示人们，这个人名是假造的，其用意是要告知世人他所写的作品的时代。 作者为什么要起「四箴」这样一个名字，而不是「五箴」「六箴」，这主要是因史 实决定的。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当是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他认为《词话》作者杜撰的这 位名叫「陈四箴」的官员，与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向皇帝上疏并 附「四箴」有密切关系。 也就是说，先有雒于仁的上「四箴疏」，才有作品的「陈四箴」，并以此证明《词话》反映的是万历朝而不是嘉靖朝。 雒于仁上「四箴疏」于史有征。据《明史》卷二百三十二〈雒于仁传〉，大意谓： 「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 则戕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 疏后附有「酒、色、财、气四箴」，言词大为不敬。万历帝看后极为震怒，欲从重惩处雒。在阁臣申时行的劝说下，雒于仁于万历十八年春去位，被斥为 民。 从上引史料来看，雒于仁以「四事」向皇帝上的疏称之为「四箴」，这本是无可非 议的。 但要说《词话》中的「陈四箴」是在雒于仁上「四箴疏」后，作者才据此拟出这个人名，这个观点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里首先需要对「四箴」进行正名。 「四箴」是一个词组而不是一个词，《辞源》 《辞海》《汉语大词典》都没有「四箴」这个词。「酒色财气」就是酒色财气，把它看成是人生四戒、四贪 有道理，要说它就叫「四贪」「四戒」那是没有道理的。 《金瓶梅词话》用「酒色财气」四个字写了四首词，起名叫「四贪词」，四贪词是一个词组而不是一个词。 万历时的雒于仁是以酒色财气四项来箴谏明神宗的但酒色财气并不叫，「四箴」。 也就是说，「四箴」的内容不限于酒色财气四个方面，不管是什么内容，只要够四项， 以此来规谏别人的就都叫「四箴」。 史籍上不仅有「四箴」，而且还有二箴、五箴、六箴、八箴、九箴、十箴、凡百箴等。《宋史‧赵景纬传》：「景纬进权礼部侍郎兼侍读，进四箴。 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体认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专其业，四曰谨行事以验其用。」（《宋史》卷四二五）他这四箴讲的就不是酒色财气。 《宋史》 由此可见，「四箴」 这一词组早已有之。 《词话》中起了「陈四箴」这个名字，不是在雒于仁进「四箴疏」 后才拟出来的，就是根据赵景纬的说法即能起出「陈四箴」这个名字来。 赵景纬是「进圣学四箴」的，进四箴即陈四箴，进者，陈也；陈者，进也。 「酒色财气」的说法，早已有之。《后汉书‧杨震传》就有「酒色财」之说：「秉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娶，所在以淳白称。尝从容言曰：『我有 三不惑，酒色财也。』」（《后汉书》卷五四） 「酒色」一词产生更早，《史记》《汉书》中就有。到宋时又加上了一个「气」，便成为「酒色财气」。钱钟书先生论之甚详，见《管锥编》[1]。 「酒色财气」连举，北宋已然。嗜酒、好色、贪财、逞气，以此为人生四戒。 元马致远《黄 粱梦》：「一梦中十八年，见了酒色财气，人我是非，贪嗔痴爱，风霜雨雪。」 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就有「酒色财气」院本[2]。 《金瓶梅词话》中用「酒色财气」四字是用来刻画西门庆形象的。 西门庆的原型就是 明武宗，《词话》的主旨是骂嘉靖，所以，通过西门庆的形象鞭挞了明武宗，实际上也就是鞭挞了明世宗[3]。 作者把酒色财气写成了四贪词，放在开篇之前，就是看出了统治者的罪恶本质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哪个统治者不是酒色财气之徒？哪个统治者不是贪财 如命？哪个统治者不是颐指气使，欺压别人？ 皇帝「逞气」发怒，动不动就要杀人，甚至可以挑起战争，叫你「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正德九年四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缜以干清宫灾，陈言四事： 一、正大本以安天下，建储贰，固根本； 二、省内臣以慰民望，南京织造提督太监，通行取回； 三、处驿递以苏民困，管取鲥鱼等内官，乞尽行禁止，庶穷民少苏； 四、广延纳以开壅蔽，延访治道，庶下情能通。这也是以四件事来箴谏皇上的，也可以叫做「陈四箴」。 王缜，《明史》卷二○一有传。世宗时曾陈「正本十事」，这又可以叫做「十箴」了。 「四箴」这一词语，除了前边指出的外，还有宋张方平也有四箴，唐姚崇也有四箴。 明黄瑜《双槐岁钞》「中都阅武」条称： 「蜀献王讳椿，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贤德， 博通经艺，旁及内典，上所钟爱。……召诗文名僧来复与之讲论，因谕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观 道』，曰『崇本』，曰『敬贤』，来复为之箴焉」。 由上述材料可知，明代以前早就有了「酒色财气」之说，早就有了「四箴」「五箴」 等词语，《金瓶梅》的作者以「酒色财气」写成「四贪词」，以「进 四箴」拟了人名「陈四箴」，有「词源学」和史实两方面的根据，怎么会到万历时雒于仁上「四箴疏」后才能写成「四贪词」，才能拟出「陈四箴」的名字来 呢？ 不是《金瓶梅》的作者蹈袭雒于仁，倒是雒于仁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进献了「四箴疏」。
二 从以上所列举的「四箴」来看，即使在明代，也绝不是万历朝所独有。但这些「陈 四箴」事件，与《词话》中的「陈四箴」似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那么，《词话》中的「陈四箴」究竟依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嘉靖二十七年出现的一次轰动朝野的「陈四箴」事件，是作者据以命名的最主要的史实来 源[4]。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 辛已，郑王厚烷疏，请上「修德、讲学」，并进「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及「演连珠」十首，以简礼、怠政、饰非、恶谏、神仙、土木为规。 上手批其疏曰：尔探知宗室有谤仙者，故兹效尤。彼勤熨细物，一无赖子耳，尔真今时之西伯也，请欲为为之。[5] 《明史‧诸王四》： （朱厚烷）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上书，请帝修德讲学，进〈居敬〉〈穷理〉〈克己〉 〈存诚〉四箴，《演连珠》十章，以神仙、土木为规谏。语切直。帝 怒……厚烷遂获罪。[6] 这次「陈四箴」事件，在《明书》《国朝献征录》《藩献记》《万历野获编》等史籍中 都有记载。 这又是一次「陈四箴」事件。如果读者不能把握住《金瓶梅》独特的艺术手法，单 从字面来推理，就很难准确判断《词话》所写「陈四箴」究竟是指嘉靖朝 还是指万历朝。 上文说过，《词话》的作者在选取明代不止一朝独有的事件时，往往在关键处加以限制、 界定，以表明他的创作意图。 「陈四箴」事件指嘉靖朝而不是指万历朝，可从作品中的内证来得到证实。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直言不讳地指明小说中的蔡京父子影射严嵩父子，林 灵素影射陶仲文，朱勔影射陆炳。从作品的具体描写来看，这是千真万确 的。严嵩、陶仲文、陆炳都是嘉靖时人，如果作品是写万历时的事，能这样写吗？
「陈四箴」这个名字出现在第六十五回、第七十七回，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这两回 所涉及到的人物的时代。 第六十五回，参见六黄太尉的官员除「陈四箴」外，还有「山东巡抚都御史侯蒙」 「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山东左布政龚共」「左参政何其高」「右参政 季侃」「左参议冯廷鹄」「右参议汪伯彦」「廉访使赵讷」「采访使韩文光」「提学副使陈正汇」「兵备副使雷启元」「东昌府徐崧」「东平府胡师文」「兖州 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黄甲」「莱州府叶迁」。 这些「官员」，侯蒙、宋乔年、汪伯彦、陈正汇、胡师文、张叔夜用的是宋朝的人名，但实际写的是明嘉靖时的某个人。以侯蒙为例，历史上的侯蒙 （1054-1121），宋密州高密（今属山东）人，字符功，元丰进士。 官户部尚书、中书侍郎。以忤蔡京，罢知亳州。知东平府，未赴任而卒，见《宋史》卷三五一。 但《词话》中的侯蒙，其官职是「山东巡抚、都御史，升太常正卿」「巡抚」「都御史」。是明朝才有的官职，可见是在写明。 查《明世宗实录》，小说中的侯蒙实际指的该是侯纶。侯纶在嘉靖二十年三月，由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升为山东右布政使。 二十一年又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饬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一在宋，一在明，作者只是取二人姓氏相同这一共同点，但事迹却是全不同的。 这正是《金瓶梅》又一独特的手法，在作品中，这样的人物很多，限于篇幅，此不赘。 韩邦奇、凌云翼、何其高、徐崧、黄甲，还有第七十七回中出现过的叶照，都是《明 世宗实录》中提到的。赵讷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 第七十七回中，周秀、吴铠、温玺都是正德、嘉靖时的人。「龚共」「叶迁」「王士奇」、季侃、冯廷鹄、韩文光、雷启元、荆忠这些人，暗指的都是正 德、嘉靖时的实际人名。 《词话》中「陈四箴」这位「官员」，是与上边那些人一起出场的。他们都是正德、 嘉靖时人，显见作品中的「陈四箴」，绝不是指万历时期，这一点则 是毋庸置疑的。 郑王朱厚烷的「进四箴」就是「陈四箴」，小说的作者取用这一名字就是从这里来 的。 把「陈四箴」的名字和「何其高」的名字并列，一虚一实，虚中带实。 何其高是嘉靖十一年进士，后为御史，因刘东山、张延龄案件牵连而被捕下狱。写何其高，旨在界定「陈四箴」是嘉靖时期的，他绝不是「何其高明」的 意思。
三 持「陈四箴」事件为万历朝的论者提供的另一最主要的证据是认为《词话》中大写 特写宋徽宗宠幸郑贵妃，正是对明神宗宠幸郑贵妃的影射，这是不顾历史 事实的纯属想当然的错误结论。 宋徽宗宠幸郑贵妃和明神宗宠幸郑贵妃都是历史事实，但《词话》中借宋徽宗是用 来影射明世宗嘉靖而绝不是用来影射明神宗万历的，这从史实中可以得到 确切证明。 明世宗和宋徽宗的相似有如下五个方面： 二人都崇尚道教；都喜欢舞文弄墨；都缺乏治国能力，朝政腐败；都有禅位于太子 的举动和念头；二人的帝位都是兄终弟及的。 明世宗统治时期，许多人都说他像宋徽宗。明世宗自己也非常清楚这种说法。 嘉靖三年十月，六科十三道赵汉、朱衣等，交章弹劾给事中陈洸之奸，御史张曰韬、 戴金也上章论之。 嘉靖说，陈洸升用，出自朝廷，赵汉等挟私奏扰，暂不查究。御史蓝田亦上言：陈洸本来是（礼部）尚书席书之党。 席书以自己资望浅，躐等上升，因此交结陈洸等，作为羽翼，植私市权，罪恶暴着。席书曾经上疏陈时政得失，把皇上比成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 嘉靖像宋徽宗，在他登基才三、四年，人们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 癸未雪，百官表贺。上报曰：朕以时属有秋，祗修大报，乃荷上天垂佑，瑞雪应 期而降，朕心不胜感仰，与卿等共之。 朕为民祈祷，非梁武、宋徽比。卿等宜益竭忠诚，上承帝眷，庶不负朕保民之意。[7] 这真是不打自招，欲盖弥彰。 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三十二年正月，都有把明世宗比作宋徽宗 的记载。 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清楚，如果明世宗没有宋徽宗的行迹，为什么当时的许多臣民都说他像宋徽宗，而他又何必一次次地为自己加以掩饰呢？ 证实了《词话》中借宋徽宗是用来影射明世宗这个关键问题后，认为「陈四箴」事 件与万历帝宠幸郑贵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一切证据显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如八十七回写武松在「路上听见立东宫，放郊天大赦」，八十八回借张氏之口云：「喜者，如今且喜朝廷立东宫，郊天大赦」，等等，这「立东宫」事件 也是指嘉靖朝立太子而绝不是指万历帝欲立郑氏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这一点则是不辨自明的。 至于《词话》回目前的四首「行香子」词和「鹧鸪天」「酒色财气」四贪词，笔者 认为： 第一篇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情趣，「清幽、潇洒、宽舒」，「优游、随分开怀」，「懒 散无拘」，「无荣无辱」，「远离尘世」、恬淡自适，向往「世外桃 源」式的生活。 这是封建文人失意后的一般的思想归宿，基本上还是道家「消极无为」的那一套思想。 第二篇「四贪词」是一般的道德说教，是古代通俗小说中常用的文字，是泛论而不 是特指，与雒于仁「四箴疏」毫无关系，因为从宋代开始，「酒色财气」 早已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成为劝戒世人的一付「良药」。 这两篇文字列于作品开始之前面，也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那种起兴手法，并没有什 么特殊的含意，实际是个「幌子」。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卷首的「酒色财气」四贪词与雒于仁上「四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7]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七，校印本。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 河北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 原文 刊于《霍现俊《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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