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3岁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与世长辞 秘书清理遗物时，突然

1962年，73岁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与世长辞。秘书清理遗物时，突然从病床下发现一个手提包。这个包，他生前一直随身携带，但从未让人看过，就连妻子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谁知打开一看，周围的人都惊呆了，原来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时，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说到：“他生前也没留下任何财产，该说的话在病床上也早就说完了，也就不需要什么医嘱了。”

在场的人都震撼了，谁也没想到，这位清华的掌权人竟如此清贫。因为在那个年代，实权者要想有所偏私，实在是“举手之劳”。而长期掌控着巨额经费的梅校长，却从未顺手揩油，就更是“异类”了。

然而，梅贻琦就是这样的“异类”，清廉贯穿了他的一生。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依照协定，应该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轮流“坐庄”负责。

但是没过多久，蒋梦麟和张伯苓就前往重庆，赶赴他任。整个联大的重担落在了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

当时的联大，教育经费十分短缺，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基金也宣布停付，学校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这可愁坏了梅贻琦，没办法只能借贷，但是五年间的欠款连本带息高达1400万元，就算不吃不喝，也要60多年才能还清。

因此，他决定学校开支一切从简，房屋全部用黏土打垒，屋顶则用铁皮。

谁知到了1941年，这些铁皮也不得不拆下来去换钱，而教师们的境遇也同样惨淡。

数学家华罗庚睡在牛圈的棚顶上，朱自清也只能披着毛毡御寒，物理教授吴有训的皮鞋经常漏出脚趾头，闻一多也只能捕捉蚂蚱来填饱肚子。

作为校长，梅贻琦十分惭愧，深感对不起大家，为了节省经费，他下命令把校长能享受的电话费、米面供应等补助全部取消，还撤销了办公室的火炉，主动封存了学校派给他的汽车。

没有补贴的日子，尚且勉强能过活。但少了补贴，日子就难以为继。

“要不然，我就去摆摊卖糕点，多少可以补贴家用，”这一天，妻子韩咏华突然对他提议道。

“我看行，而且就叫定胜糕，我们抗战一定会胜利！”

很快，街头拐角处就有了卖“定胜糕”的小摊位，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是清华大学的夫人所设。

后来有熟人建议让韩咏华把炉子搭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还能多赚一点。

“不行啊，我还得顾着他呢，要是让别人知道，总有些不体面。”

于是每次做好点心，为了省钱，韩咏华总是步行，往返一个多小时，她自己又舍不得穿袜子，结果把脚都磨破了，双腿经常肿着。

梅贻琦看在眼里，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说：“今后出门也没必要遮掩，别人知道你是校长夫人有什么关系，我梅贻琦又没有当亡国奴。”

不光如此，他还在妻子忙碌时，系上围裙，到摊点站岗。

有一次，已临近上课，梅贻琦还没来，学生们开始议论纷纷，上课铃响过，他才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走上讲台，还在大口喘气。

有学生好心给递上一杯水，“老师，您是去哪了？怎么跑得这么累？”

“我啊，刚才在大街上给内人守摊子，她早上去进货了，本来说好很快就回来，结果七点半还不见人，我八点还有课，就扔下摊子跑回来了，总不能耽误上课。不过今天早上点心卖得好，有钱挣了。”

梅贻琦笑着跟学生解释，底下坐着的学生却摸摸擦起了眼泪。 

因为他们都知道，梅校长是为了学校，才甘愿这般清贫。

然而即使抗战结束，梅贻琦一家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

南京国民政府邀请他，梅贻琦不答应，索性离开南京，直接去了美国。

在纽约，他以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掌管清华在美国的基金。

因为他要保证基金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清华。

台湾方面曾多次派人到美国游说梅贻琦，让他带着清华基金回台湾。

“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一定要想出更好的用途，我才回去。”

他坚持不愿拿钱盖大楼，说清华的钱只能用于科学研究。

当时清华公款基金有上百万美元，但是每个月，梅贻琦只抽出来300美元作为生活费，剩下的钱都用来资助在外求学的学子，所以在美国，梅贻琦也过得特别艰辛。

1955年，他只身回到台湾，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正是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长期劳累加营养不良，梅贻琦还是病倒了，生病住院后，竟然连住院费都交不起。

清华校友得到消息后，都自发捐款，交齐了他的住院费。后来，同样住院的好友胡适，偷偷给他捐了500美元。

他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正如清华老校友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他是清华学子眼中“永远的校长”，也是同仁眼中“中西合璧的真君子”，更让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迄今难以企及的奇迹”。

一身风骨，两袖清风，世间再无梅贻琦！致敬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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