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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是散布在神州大地上的星星之火，随着土地革命战争形势 的变化，不断地汇聚起来，发展起来，形成燎原之势。 我所参加的这支红军部队，就有过多次与兄弟红军的会师或合编： 1930 年 7 月，红 4 军与红 6 军会师洪湖，组建为红 2 军团，把湘鄂西苏 区连为一体； 1934 年 10 月，红 2 军团与红 6 军团会师黔东，合为一个战略单位，共同创造出湘鄂川黔新苏区； 1936 年 7 月，红 2、6 军团与红 4 方面军会师甘孜，与红 32 军台编为红 2 方面军，而后 2、4 方面军携手北上，10 月又与红 1 方面军会师西北，结束 了伟大的长征； 1937 年 8 月，红 2 方面军在陕西富平与陕北红 28 军等部合编，组成八 路军 120 师，开赴抗日前线…… 所有这些会师，每一次都壮大了革命的队伍，创造出新的战绩，推动着 革命事业的发展。 不光我们这支红军是这样，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经历过 类似的发展过程。因此可以说，会师，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中一个独具特色之 处；搞好会师，是我军传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贺龙同志在回顾我们这支红军部队的战史时，曾对 2、6 军团的黔东会师做过高度评价：“2、6 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迎接六军团 1934 年 10 月，红 3 军正在致力于黔东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偶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有一支红军部队前来谋求会合。 当时，由于没有电台，红 3 军只能从国民党报纸刊载的“剿共新闻”中 推测一些外界的情况和其他红军的消息。 我 9 师二打沿河县城时，曾缴到一部电台，但是当我们把它收上来时， 它已经成了一蛇废铁。战士们不认得电台，只当是个铁盒子，想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打了半天打不开，就用枪托子把它捶烂了，闹出了笑话。 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看到报废的电台，又好气又好笑，于是下了一道命令： 今后凡是缴到电台或是其它认不得的东西，一律上交，不得毁坏。 在没有电台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报纸就成了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我们 因此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地，一面安营扎寨，一面派人四处搜集报纸， 等军部一到，贺、关就要我们拿来报纸看。 贺、关率 9 师回到西阳县南腰界不久，从南腰界小学校的一份报纸上看到 一条消息： “江西肖克匪部第 6 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 贺、关经过分析，认为敌人披露的有关 6 军团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可能的，6 军团远道而来，人地生疏，又必定受到敌军围堵，我们不能坐等人家上门， 立即兵分两路，以游击方式主动出迎。 为什么兵分两路？贺龙军长在向部队下达任务时，讲了一句话：我们是 去“撞”6 军团！ 得知要去同另一支红军会合，全军同志欣喜万分，立刻整装出发。贺、关率军部和 7 师为一路，在西；命令我 9 师为一路，在东；两路同时向南行进， 越过川黔边界，进入沿河。贺、关向在这里主持根据地工作的夏曦报告了情况， 而后继续前进。 10 月 15 日，在沿河县的水田坝，贺炳炎领导的沿河独立团引着一支队 伍来见贺、关。这是 6 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的先头部队，约二三百人。 当晚，我 9 师也在铅厂坝遇到李达部队的另一部分人。 那天，我师正准备宿营，湘军周燮卿部插过来，我接到 25 团 5 连连长黄新廷报告：“后卫 26 团被周矮子挡在后面。”钟炳然师长和我立即派人去跟 26 团联络，不久 26 团赶上来了，还带来了 6 军团的一些同志。 原来，26 团被周矮子的部队截断后，常德善团长、汤成功政委发现山下小河边有小股队伍在运动，遂带人下去查看，双方遭遇，打了几枪，拾到一 顶缀着红五星的军帽，知道是 6 军团的人，就带着他们一起赶来了。 从南腰界出来只一两天就撞到了 6 军团的部队，大家都喜出望外。据李达参谋长讲，6 军团于 8 月奉党中央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 寻找新的立足点，并谋求与贺龙率领的红军部队取得联系。他们进入黔东后， 在石吁县甘溪遭敌重兵包围，李达参谋长率领先头一部突了出来，找不到主 力，遂经江口、印江等县一路打听来到沿河。 听了李达参谋长的介绍，大家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 6 军团的确切消息， 忧的是 6 军团处境非常困难，随时随地有陷入敌人包围的危险。 黔东各县大部仍是白区，红 3 军仅在一块极为狭小的区域活动，四周均有敌军驻守，敌主力侵入苏区千方百计捕捉我军。我军若深入白区，则敌必 然乘虚而入，有可能搞垮这块刚刚建起的根据地，我军也难免与强敌遭遇， 但是 6 军团此刻的处境比我们更困难。贺、关当机立断，不惜一切也要把 6 军 团接应回来。 第二天，全军仍分两路，朝着 6 军团与敌交战的方向急速南下，李达参谋长也带人随行。我们心急如焚，脚下的步子迈得飞快。 一连几天，红 3 军穿松桃，过印江，入江口。所到之处，广贴标语，大 造声势。吓得地方官吏频频向上报告：“贺龙匪部企图寻路南窜，接应肖匪。” 报纸上也接连出现“贺龙匪部”、“肖克匪部”动向如何的报道。这样一来， 实际上等于给正在互相寻找的两支红军通报了消息。 10 月 23 日，红 3 军两路相继转到江口县内的梵净山麓。 我 9 师正在行进中，忽然发现前面那座山有一支队伍，手扒藤葛，脚踏峭壁，艰难地向上攀登。对方也发现了我们，把机关枪架到山顶上。钟师长 和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看他们那疲惫的样子，又专捡险峻、陡峭的地势走， 不象是前来“围剿”的敌军。 通过联络，得知他们正是红 6 军团第 50 团，大家欢呼着跑过去。我跟钟炳然师长与 50 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材握手相见， 而后把他们接下山。山脚下还有 50 团的一部分同志，躺卧在草丛里，一步也 走不动了。我们走上前去把他们扶起来。 据郭鹏团长、彭栋材政委介绍：50 团在甘溪掩护主力突围后被敌截断， 与军团部失掉联络，后来从捡到的半张旧报纸上看到我军活动方位，向北走 来，碰到了我们。 我们帮助 50 团收拢了部队，带着他们一起北上印江。 第二天，军部和 7 师也在印江县木黄镇与 6 军团主力——会合。 当晚，9 师和 50 团赶到宿营地石梁。我顾不上休息，径自跑到军部报告 情况。 我推门进屋，看见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正跟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商量 事情。 贺、关把我引到面前作了介绍，我才知道，那位留着小胡子的是中央代 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那位长相很年轻的就是被敌人喊作“肖匪”的红 6 军团的军团长肖克，那位长着络腮胡子的是 6 军团政委王震，又叫“王胡 子”。我向 6 军团首长报告了与 50 团会合的经过，转达了 9 师全体同志的问 候。 由于这一带仍属游击区，敌军又跟了上来，贺、关建议：此地不宜久停， 请 6 军团同志到川黔边界的西阳县南腰界再休息。 26 日，两军抵达南腰界。 经过十几天的转战，深入白区兜了一个大圈子，我们终于把 6 军团接回到自己的“家”。 到达南腰界的第二天下午，两支红军齐集在一块刚刚收过庄稼的大田 里，扎起台子，插上红旗，隆重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军号声中，两军首长一起登上台子。任弼时同志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贺 电，宣布红 3 军正式恢复红 2 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接下来，两个军团首长相继讲话，祝贺会师，强调今 后要加强团结，并肩战斗。 贺龙代表 2 军团向 6 军团战友表示热烈欢迎，而后他说：“同志们来到贺龙的后方，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说到这，他停了 一下，抬起一只脚，用手中的竹烟杆敲了敲草鞋底，放开嗓门说：“根据地 还在我们的脚板上！”会场上顿时响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 庆祝大会一直开到天黑下来，才尽兴而散。 会后，部队进行了整编。 红 2 军团加上黔东游击武装共 4000 余人，仍编两个师，每个师由三个团 改为两个团，团以下恢复了营的建制。原 7 师改为 4 师，辖 10 团、12 团。 原 9 师改为 6 师，辖 16 团、18 团。原黔东独立师的一部分编入 18 团，贺炳 炎当 18 团团长、熊仲卿当政委，16 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 红 6 军团 3000 余人，暂时撤销了师的建制，缩编为 3 个团。另外由 6 军团伤病员和地方游击队组建了新的黔东独立师，6 军团干部王光泽、段苏权担任师长、政委，继续坚持黔东游击战争。 两个军团 8000 名健儿决心乘会师势头，再接再励，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 据地。 谁也离不开谁 在南腰界，红 2、6 军团进行了短暂休整。当时两军正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困难。 我们 2 军团的困难主要是政治上的。乱捕滥杀的“肃反”运动虽已停止，但“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恶果还没有完全消除；曾被解散的党团组织虽已逐 步重建，但党团员数量还不多，特别是基层连队显得更少；一度取消的政治 工作制度虽已恢复，但政治干部还很缺乏，素质也不高；与党中央的陆上交 通虽已沟通，但无线电联络还没有恢复；夏曦的错误领导虽已受到初步批评， 但左倾路线的统治还没有结束。因此，我们迫切需要 6 军团在政治上给予帮助。 6 军团的困难也不小。他们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远征，人枪损失很大， 出发时 9000 多人到黔东会师只剩下 3300 人，其中有 300 多名伤病员。队伍在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后，衣服挂烂了，鞋子磨穿了，骡马丢弃了，行李辎 重被迫烧掉了，人员疲劳，亟待休整和补充。同时也需要借助 2 军团人熟地 熟的长处来谋求立足和发展。 这样，两军一会合就迫切地感到：“今后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指战员们自觉把加强团结与合作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休整期间，两军进行了互相支援。我们 2 军团的家底虽然 很穷，仍倾已所有，从物资补给上给 6 军团以最大的帮助。全军抽出一批精 壮的骡马，给 6 军团的营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了座骑，给部队解决了辎重驮马。 各师、团派人上山割来细软的茅草送去作铺草，拿出个人的草鞋筋子帮助打 草鞋。此外还送粮、送肉，承担警戒、勤务，保证 6 军团战友吃好、休息好。 6 军团则着重从政治上给 2 军团以支援。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了 解到 2 军团政治工作仍很薄弱，立即向中央发电，提出夏曦“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 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 为了加强 2 军团政治工作力量，又把 6 军团政治部 整个搬到 2 军团，并调来大批优秀干部担任师团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干部和 党总支书记，使 2 军团的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队伍一下子充实、健全起 来。 4 师调来方理明任师政治委员，张平化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 6 师调来袁任远当师政治委员。我们师部过去只有一个宣传队，队长是范忠祥，下面 十几个队员。两个人提着浆糊桶子出去贴标语，落款也要写上“红 3 军 9 师 政治部”，其实还没得什么政治部。这次一下子就调来戴文彬任组织科长， 金如柏任宣传科长，刘型任特派员，支起了政治部的摊子。 6 师还调来洗恒汉任 16 团政治委员，李剑珠任 18 团特派员，曾敬凡任 18 团党总支书记。以 后又陆续调来几批干部。 两军的军事干部也作了一些交流，2 军团调了一个 团长到 6 军团去，6 军团调李达任 2 军团参谋长，还调来一部电台和几名报 务人员，使 2 军团总指挥部可以直接跟中央联络。 军团干部调来后，贺、关一声令下，2 军团原有的干部或改为副手，或降职使用，或调去学习。方理明到了 4 师，原师政委朱绍田下到 10 团当政委。 袁任远到了 6 师，我改当副政委。洗恒汉到了 16 团，原政委汤成功调离学习。 我们下来的同志诚心诚意地支持、配合 6 军团来的同志，并在工作中注意向他们学习。 贺老总说过：“会师会师，我们会见老师了。”的确，在我们眼里，6 军团是党中央身边的一支劲旅，是从著名的井冈山根据地来的，带来了朱毛 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优良传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老师。 就拿 6 师新任政委袁任远同志来说，他是湘西慈利县人，和我是邻县同 乡。论年龄，他比我年长 13 岁，论文化，他上过大学，我是高小毕业；论党龄，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我是入党仅一年的新党员；论做政治工作，他当过多年的师政委、师和军的政治部主任，调来前担任 6 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我当师政委才不足三个月。因此，从各方面说，袁任远同志都是我的一 位好老师。 在他的领导下，我师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先后建立了师、团政治机关，配齐了营、连政治干部，继续恢复了一些同志的党籍、团 籍，加快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在每个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 为了协调会师以后的指挥和行动，两军首长先后在木黄、石梁、南腰界几次开会，共同商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任弼时同志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们 2 军团同志都拥护他 作为最高政治领导人，来取代夏曦的错误领导。 贺龙同志曾是南昌起义军的 总指挥，6 军团同志久闻其名并拥戴他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员，来指挥今后的 战斗。这样，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贺、任、关统一领导两个军团的格局，并确定以 2 军团部作为总指挥部。 至于今后的行动，党中央曾给两个军团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要 求 6 军团会师后即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我们 2 军团同志都知道，凤凰一带正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窝子，即 使是在湘鄂西苏区大发展的时期，红军也没能到过那里，6 军团若孤军前往很难立足。 在贺龙的建议下，两军决定把 2、6 军团合为一个战略单位，一起向湘西的永顺、大庸、龙山、桑植地区发展。那里敌人力量相对较为薄弱， 有老苏区作基础，有党和红军的影响，有贺龙的声望和号召力。 后来我听说，就在部队出发的当天，又接到军委指令，严厉指责“2、6 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2、6 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6 军团应速以军委 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这个指令给两军带来的压力很大， 但从当时的敌情我情来看，2、6 军团分则力弱，合则力盛；分则两损，合则两全。 贺、任、关肖王首长审时度势，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认为不能分开行动， 于是一面按自己的方案继续行进，一面向中央重申理由：“目前分开，敌必 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10 月 28 日，红 2、6 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开始了并肩战斗 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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