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立民，原名傅功绩，别名傅孤侣，别号无朋、小春，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西逮寨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沁阳读初中、开封读高中、南京晓庄师范求学。1930年在晓庄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因晓庄师范学生活动异常活跃，该校被反动当局查封停办，傅立民遭到通缉，及辗转到上海“美术刊行社”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能写善画，酷爱木刻，当时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师范生》等进步杂志不断刊登他的文章和漫画。这时，他在晓庄师范的同窗好友胡也频偕夫人丁玲女士正在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他乡遇故知，且志同道合，因此过从甚密。1931年初，胡也频不幸被捕，不及一月即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傅立民同志闻此噩耗，异常悲愤，这时他在上海的处境亦十分危险，遂毅然返回家乡，先后在济源、沁阳师范任教。后因他在课堂上宣传进步思想，被国民党军警逮捕羁押在开封监狱，数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先后在《焦作日报》和新乡的《豫北日报》担任编辑，同时继续向上海的一些进步报社投寄稿件，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揭露中原煤矿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因此又被反动当局抓捕问罪。1933年夏获释后党组织派他到杞县大同中学任教，从此化名傅孤侣，以教师为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杞县大同中学是河南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王毅斋先生创办的一所进步的私立中学，该校教师绝大多数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如著名作家姚雪垠、原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环、原云南省军区政委杨伯笙、原副政委王静敏、1938年牺牲的山西偏关的抗日县长梁雷等），傅立民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心心相印，密切配合，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白色恐怖的严酷岁月里，满怀爱国热情，编写新教材，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亲自画漫画、出墙报，教育学生：“团结起来，齐努力呀齐发奋！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世界”。他和地下党的其他同志为大同中学的辉煌校史曾谱写过不平凡的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同中学的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如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原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侯杰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是很好的佐证。绥东抗战以后，日寇的铁蹄进逼雁北，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山西成了抗日的前线。阎锡山为了生存，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各种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省会太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无数有志青年。傅立民同志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于1937年由河南来到山西，化名傅立民，参加了牺盟会，先在省牺盟会工作，“七七”事变后被分配到洪洞县担任牺盟会特派员。由于政绩突出，1938年1月，经六专署专员张文昂（中共秘密党员）推荐被委任为孝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傅立民来孝义县赴任时，旧县长早已弃职潜逃，不久县城沦陷，基层政权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但当时在中共孝义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有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的支持，经过牺盟会和农、青、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的辛勤工作，全县13万人民的抗日救亡浪潮日趋高潮。为了尽快在各区、各编村建立抗日政权，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傅立民同志经常身着灰色军装，骑着八路军一一五师从日本侵略军手里缴获后送给他的棕色战马，驰骋于孝义山区，和八路军民运工作队、牺盟会及各界救国会的同志们一道，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狠抓抗日政权和武装的组建工作，利用阎锡山提出的“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的口号，撤换了一些有劣迹的区村长，把一批坚定的抗日分子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团结各界爱国主义人士，实施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实行四大动员，动员广大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使孝义县很快形成了全民总动员的抗日救亡局面。仅仅几个月时间，全县五个区均建立了完整的区政府和编村政权；在一区平川接敌区也建立了表面上“维持”敌人，实际上为我抗日政府传送情报、筹集物资和掩护部队的“两面”政权；同时各区村组建了自卫队，收集溃军遗弃的枪支，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游击活动，使驻孝日军坐卧不安。1938年夏，傅立民县长在兑九峪镇亲自组建了孝义县政府游击总队，他兼任总队长，副总队长尹闲邪、政治处主任李承武都是共产党员，所辖四个中队均配备了共产党员担任政治指导员。1939年队伍扩充到400余人，成为孝义县举足轻重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捍卫抗日民主政权和配合八路军、决死队反击日军扫荡中屡建功勋。县区抗日政权机构健全以后，傅县长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到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上来，大力发展抗日力量，壮大抗日声势，一般行政事务则交由县府各科处理。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部派到孝义的视察专员肖立成曾向上司反映说：“傅立民对动员工作抓得紧，对一般行政事务则过问少。”在战时形势下，傅立民同志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报社、剧社、游击队是傅立民同志亲自培植的，受到他的特别关心和爱护，他经常高兴地向人夸说这是他的“三件宝”。傅立民同志担任孝义县长后，积极主张办报。他认为利用小报既能有效地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又能武装干部的思想，唤起民众抗日。1938年夏，他抽调田曼青、白育才、张玉麟、李隆贵四同志分别担任主编、刻印、漫画、发行，成立了战斗报社，出刊了《战斗报》。报纸为色令纸六开版，不定期（约两日一期）。内容主要是反映地方抗日救亡工作和报道战争消息，有时也出漫画专刊，月终有合订本。因县府无电台，战讯主要来源于中共晋西南省委宣传部编印的《五日时事报》和四专署的《导报》。报纸最多印发过800份，由牺盟会和县府联合发行，最远的地方发行到南洋《星岛日报》和《槟榔屿日报》。为了突出地方色彩，最后曾仿效《巴黎人报）的作法，改称《孝义人报》。晋西事变后报社在二区堡子上被顽军抄没，前后出刊约一年半。傅立民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1939年参加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同年7月该学会吕梁分会成立时当选为常务理事。他长于写作，喜爱绘画，在繁忙的政务中经常挤出时间亲自为报社设计版面、刊头，写稿、插图。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流畅，剖析事理深刻，论述周密精当；他的漫画笔法简炼，独具风格，得在传神写意，画人物寥寥数笔即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使人一看即可领会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今天的漫画界亦属不可多得。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战斗报》印刷精美，编排新颖，文字通俗，生动活泼，深受孝义人民欢迎，当时各方面对 《战斗报》评价很好，曾被评为二战区的第一份小报。 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广大群众，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在创办《战斗报》的同时，傅立民还积极组建了“战斗剧社”。1938年3月，在中共孝义县委书记梁占祥、抗日县长傅立民、县牺盟会特派员许建业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由20余名青少年组成的孝义县牺盟工作队在三区黄文村诞生了，由县牺盟会协助员田金云和冯全英分别担任队长和指导员。他们深入农村开展民运工作，在街头讲演，表演活报剧，教唱抗日歌曲，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参战，工作非常活跃。同年6月，县委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将牺盟工作队改为文艺宣传队，划归县政府游击总队政治部管辖，由傅立民县长直接领导。这时队员扩大到40余人，年龄最大的不足20岁，最小的仅8岁，多数为15岁左右的少年。为了提高文艺宣传队的政治素质和表演技能，傅立民把这些孩子们送到申家庄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学习深造，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宣传部长肖向荣亲自给队员们讲政治课，“战士剧社”当时仍然保留着红军时代的服装，傅县长就专门找了县里的裁缝师傅，照样给宣传队的孩子们定做了同样的服装。这套服装穿在这些风华正茂的宣传队员身上，个个显得英姿飒爽。同年8月4日，傅立民骑着高头大马亲自将宣传队接回县府驻地兑九峪同时宣布文艺宣传队正式改名为“战斗剧社”。“战斗剧社”刚成立，适逢“八·一三”全面抗战一周年纪念日来临，孝义县各界群众在兑九峪隆重集会，纪念上海抗战一周年暨孝义县军民粉碎日军进犯兑九峪祝捷大会，“战斗剧社”登台献艺，演出了描写日本妇女反对侵华战斗的《还我的孩子》，反映东北义勇军袭击日军的《林中口哨》、歌颂北平学生不堪忍受日寇统治，集体投奔革命的《兄弟们拉起手来》以及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三河口》等话剧，《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歌曲，充分显示了“战斗剧社”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战斗作用。1939年5月下旬，“战斗剧社”更名“民革剧社”，开赴石楼县王村，调归四专署南五县办事处领导，同年10月转赴临县白文镇，晋西事变后与晋绥边区的“七月剧社”合并。“战斗剧社”在抗战初期孝义县的抗日救亡工作中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它还为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这与抗日县长傅立民的关怀和培养是分不开的。群众普遍动员起来了，基层政权机构臻于完善，县政府游击总队也成立了，唯有抗日干部严重缺乏。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傅立民于1938年6月在兑九峪正式创办了 “孝义县民族革命初级大学”（简称“民大”），并兼任校长。他根据教育科长李实奄先生的提议，聘请本县教育界名流、学者任教。为了把“民大”办成像延安“抗大”一样的革命摇蓝，傅县长通过一一五师民运部长潘振武借调该部民运干事郭少川和樊鹏飞二人来校分别担任政治教官和军事教官（亦称指导员）。生源来自全县，通过招生考试录取了200多名有志于从事抗日工作的热血青年（多数为高小毕业生，少数为初中生），实行军事化管理，按文化程度和性别编为四个分队，每分队设三个小队。课程设置有政治、语文、体育、军事等，政治课主要讲授《社会发展简史》、《论三民主义》、《游击战斗的战略问题》、《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民运工作》等。教学方法生动活泼，学用一致，课内课外紧密结合，特别注重社会实践，经常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进行军事训练和武装演习。县委分管领导梁占祥同志亲自抓学校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在“民大”先后秘密发展了20多名党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健全了支部的组织生活。1938年秋末冬初，兑九峪被日军侵占，八路军一一五师奉命东进，孝义的形势日趋紧张，地方抗日工作对干部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此情况下，“民大”于同年11月中旬结业。结业后的学员，有的被分配到县区政府各救国会工作，有的被分配到县政府游击队从事政治工作，有的被分配到农村小学当了教师，当年的许多学员后来成了我党我军各条战线上的重要领导干部，斗转星移，六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深切地怀念曾精心培养和教育过他们的抗日县长傅立民。（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