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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林和我是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同班同学，他为人耿直，文武兼修。本来，大家约定今年5月要举行同学聚会，因为疫情，只好推迟。不料，永远失去了再度谋面的机会。我们班同学共79位，此前已有6位与世长辞。李润林成为先我们而去的第7位！
前排右起李润林、薛志华，后排右起常喜栓、王兴尧 惟可聊补遗憾的是，在筹备同学聚会的同时，张世满牵头发起征文活动，李润林在今年5月完成了一篇6700字的《琐忆我的求学路》，让大家了解他求学的艰难与奋斗。这篇文章，如今成为他的绝笔。 李润林在文中说—— 上小学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我们过着缺吃少穿、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其中，经历过一段每天去生产队打饭的日子，堪称“大锅饭”。至于后来我们经常性的家庭生活，主要食物是小米、玉米、高粱、土豆等，就这些都吃不饱。放学回家后，还必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打扫院子、喂鸡喂猪，还要照看小我四、五岁的两个外甥。学习压力不是很大，只是家里穷，条件差。晚上学习，要去邻居同学家，我们一起坐在炕上小桌子旁学习，照明用的是自制煤油灯。这样方便相互交流，又可利用他家的空房，还能节省一盏灯油。每晚学习结束后，鼻孔都被熏得黑糊糊的。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从未放弃过求学的理想。在学校，自己学习还算可以，总能得到同学们的认可和老师们的肯定，期中或年终能给家里拿个奖状。1966年，小学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十多岁的我，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烧过砖，种过地，放过牛，赶过车，挖过防空洞。直到1970年复课闹革命，才在本村上了两年的所谓 “七年制”。由于长期停学，自上而下对教育不重视，学校各方面条件很差：教室破烂不堪，教师队伍流失非常严重，好一点的教师纷纷转行，另谋生路。所以，自己虽经过小学、初中的学习，但学到的知识极其有限，甚至连汉语拼音都没学会，困扰终生。要说这一时期的收获，就是磨砺了性格，锤炼了意志，为日后成长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感谢鼓励我好好学习的父母。他们没上过学，是地道的农民，充分感受过没有文化的痛苦。他们懂得，上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我们农家子弟走出“农门”的唯一通道。为改变家庭状况，他们尝尽了人间疾苦，承负着极大的生活压力。早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把我哥和大姐培养成中专生，二姐培养成高中生，这在我们公社是少有的，同时也让全家感到荣耀。至今让我铭记在心的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拿笔头，不要拿镢头和锄头”，这种朴实的教诲，让我从小就确立起了奋斗的理想，成为改变命运的不竭动力。 1970年，娄烦建县，开始首届高中考试招生。我们村有2000多人，只考取了四个，自己是幸运的一个，从此离开父母，过上了集体生活。在那个整体穷困的年代，我们每月交2元多的生活费，吃饭在专门为学生设的大灶上，以班级为单位的打饭。饭菜质量很差，除秋天学校实习基地能收获些山药蛋作为副食外，平时是以稀粥，玉米面和高粱面窝头为主，饭后喝些蒸锅水了事，由此养成了吃饭不在乎什么炒菜的胃口，这种习惯延续至今。周末回家，父母总要把高粱、玉米等粮食炒熟，磨成“炒面”，给我带上，以备去学校后饿得不行时补一补。 学校生活虽艰苦，但基础设施有了较大变化，起码教室里安装了荧光灯管，宿舍里安装了白炽灯泡，尽管光线不是很亮，但供电还算稳定，再也不用煤油灯了。同时也有了可供学生锻炼身体的操场，可进行田径和篮球、乒乓球等活动。最让我欣慰的是，这期间遇到了一批学识水平较高、对学生很负责任的老师，他们教学经验很丰富，多数在文革前毕业于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华东师大等高等学府。得益于这些老师们指导，让我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继续求学，改变命运。 当时，国家要求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来自农村的高中毕业生，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名义上称作“回乡知识青年”，实际上就是农民，除了比村里其他年青人多上两年多高中外，没有任何其他待遇。 回到农村，正开展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自己想通过奋发努力，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做一些贡献，同时也期望由此能走出人生转换之路。我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生产劳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同时也抽时间阅览极其有限的报刊、书籍，学习一些与工作相关的知识。这段时间劳动强度很大。早上天不亮就出工，中午带饭不回家，晚上回家吃饭后，还要上所谓的政治夜校。自己是夜校理论辅导员。经过不懈努力，我于1974年初入党，接着担任村支部书记。 1975年，有推荐上大学的指标。我找领导，想争取一个名额。我家庭出身贫农，当时工作实绩突出，在县、公社有较好的口碑。领导说，“你在村里已经当了近两年的书记，是县里培养的苗子。现在大学生都是社来社去，你上大学没什么必要”。 到1975年底，我被县里选调为半脱产干部，每年村里给360个劳动日的工分外，县里每月还补贴13元钱。公社把我抽调到建设大寨县工作队，先后担任过青年专业队队长和城关大队工作组副组长。1976年，又有推荐上大学机会。我又和领导谈到上学的想法，得到的回复仍是：“现在你已经是县里选定的优秀青年干部，下一步是重点提拔对象，没必要上那个社来社去的大学”。 1977年10月下旬，中央电台公布了恢复高考的决定，我看到了命运转变的机会，开始着手应考的准备。当时，面临两大困难。 一是高考复习准备的困难。虽然高中阶段学习还算可以，但经过几年农村工作的消耗，知识储备所剩无几，各科课本早已不知去向，甚至连课堂笔记和理科老师所补充的一些讲义，也被当作卷烟纸送了他人。我决定报考文科。文科中的历史、地理科目，过去学得很肤浅，应对考试，只能靠找些常识读物整理复习。 二是时间上的困难。报名后，我还在城关大队工作，睡在办公室，吃着派饭，领导怕影响其他队员，不让回家复习，自己可利用的时间基本上在晚上12点之后。白天要下地劳动，处理一些事务，晚上还要开大小队干部会，或上政治夜校。这一段的学习强度，不亚于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记得一个晚上，我把泡有脏衣服的脸盆放在取暖的土炉上，不小心就睡着了，到凌晨，满房子烟雾把我熏醒，起来一看，脸盆里的水熬完，把衣服都烧着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坚持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复习，直到高考。 考试结束。回家的路上，见到父亲，他迫不及待地问：“考得怎么样？”话语里包含着深切的期望，在他看来，儿子是优秀的，是会考上的。当时我只淡淡回复了一句：“没考好，估计这次不行，明年再干吧！”回到家里，母亲已做好了饭，她看到我失落的面容，也没有多问考试的事情。 回归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一天下午，突然有人对我说：高考录取名单公布了，贴在县城大街的墙壁上，说我考上了。我赶紧去看，录取名单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我排名第二。排在第一的是一个老三届的北京插队知青。他来我县后，一直在乡镇高中任教，诸多方面比我有优势。当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心理上还是得到了宽慰，享受了“金榜题名”的喜悦。 李润林的回忆，讲述的是个人的求学经历，今天读来，已有恍若隔世之感，其中的细节，却不失为研究一个时代教育史、社会史的珍贵资料。本来，他还有可能记录更多的人生经历。不幸的是，回忆文集行将付梓，他未及见，却先一步匆匆远行。 李润林同学安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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