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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闕佛龕刻石現狀
伊闕佛龕刻石整拓
伊闕佛龕刻石原刻局部
潘良楨先生臨 唐褚遂良伊闕佛龕刻石 -------------------------------------------- 請將手機横放觀看（可點擊放大）
注：此為未裱拍攝掽接，與原件相較偶有略微變形。
潘良楨先生跋 -------------------------------------------- 右所橅者，唐摩崖刻石伊闕佛龕也。摩崖刻而作碑形與徑稱為碑者，書史非此一見而已。 此刻宋歐、趙皆有著錄。《集古錄》標為“唐岑文本三龕記”，跋尾曰：“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為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造也。”歐公於目下標注“貞觀十五年”，《寶刻類編》云：“貞觀十五年十一月摩崖刻”。《中州金石記》謂：“今缺撰人年月，據此書知”。而武億《授堂金石跋》疑之曰：“此碑自十年長孫后既崩以後，而泰猶未獲罪降徙，時為近之，但必於十五年，未審歐陽子何據也”。並謂：“余近所收蓋全本也，年月、書撰人皆不見，亦與他碑較異”。歐公所斷，當有其據，惜未詳言。 此刻在龍門山賓陽洞中，多北魏至唐所造佛像。此刻處原有北魏舊刻，為鏟平重刻之，幾與同時，唐人另有相類事，施蟄存先生《北山樓金石百詠》有句“將軍絕域振英風，勒石天山表戰功，是處碑材多琬琰，班生故跡忍磨礱”。自注曰：“唐貞觀十四年，太宗以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薛萬鈞、姜行本副之，率師伐高昌麹文泰。行本統帥前軍，營造攻具，增損舊法，器機益精，遂於五月十日進軍時羅漫山（即天山）未盈旬月，克成奇功，其地舊有漢班超所立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文紀其功，碑文有云：'班定遠之通西域，故跡罕存’。然則既得班生故跡，而又故毀之，是亦何心哉？”貞觀盛世，人之文化自信，今之勝昔歟？歐公定此刻作於貞觀十五年，王昶《金石萃編》按史載排比：“唐太宗第四子泰，貞觀十年徙封魏王，遙領相州都督，十七年降封東萊郡王。……依碑文應書刻於十年之後，十七年前（《新唐書》稱泰為太宗第十四子，文德皇后生）。貞觀十年六月己卯，皇后長孫氏崩，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此碑為文德皇后造寺文”。歷五年，興寺、造像、刻碑成。十月辛卯，太宗曾猎於伊闕，親臨檢閱，按情定十五年（是年李泰欲奪李承乾太子位，作此刻以獲太宗之歡也）當是，或略晚於十一月也。 此刻高一丈五尺，廣六尺許，碑額篆書六字“伊闕佛龕之碑”，碑文三十二行，滿行五十一字，行列整齊，作真書。此刻墨本，以歐、趙已有著錄，自有宋拓，而方若《校碑隨筆》於字畫存損細為言明，於何時墨拓語焉不詳，但稱最舊本耳。王壯弘增補稍詳，但言宋元拓本如何如何，不免含混，未能定也。然於明清拓本，則言之確鑿，清拓尤詳明，分列清初與乾隆、嘉慶、道光，又有所謂舊拓本，蓋清民之際拓也。列諸影印本，有文物出版社珂羅版印北圖藏宋元間拓本，有正書局石印明末拓本云云。惜北圖藏之印本未之見，此臨所據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碑帖名品叢帖》之四十五，底本選上海圖書館藏明代精拓剪裱本，有沈樹鏞題簽，葉奕苞跋尾，前置整幅拓本縮小圖與碑額，則為朵雲軒藏百年前舊拓，是則所謂舊拓，蓋即此类耶？後附歷代集評十五則，自唐起而迄於清，皆謂“始依世南，晚追逸少”，稱其書“字里金生，行間玉潤”。唐人則嫌其“恨乏自然，澆漓後學”，蓋皆以《雁塔聖教》立論也，而少有針對此刻者。清人梁巘謂：“法本歐陽，多參八分”。翁方綱則謂：“摩崖大字，唐楷之隸法”云。唯歐陽修有五字髙評，曰“字畫尤奇偉”。書史之言此刻者，確遠不及評雁塔、同州聖教序二刻之眾。寐叟太夫子亦未專論此刻，而於同州聖教序跋及之，開人思索之門徑焉，略謂：“登善書碑，蓋有壯老之別，孟法師、龍門三龕皆少作也，體特矜嚴，房元齡碑在晚年，則一往超縱絕跡，而且無行地矣。……此如蘭亭之歧為定武、神龍两派”云。而稍前之楊惺吾老人撰意在論書不復考證之，《激素飛清閣評碑記》有《伊闕佛龛碑》專篇，論說甚精，略謂：“歐公以為此書奇偉，余則云方整寬博則有之，非用奇也。蓋猶沿陳隋舊格，登善晚年始力求變化耳。又知嬋娟婀娜，先要歷此境界。”揭其所承，而末句言學書次第之由上而下，更為精辟的論。然陳隋舊格者，何耶？越百年，施蟄存先生著《北山集古錄》，其《唐伊闕佛龕碑》篇謂：“此褚書之最早入石刻者，猶存魏齊筆法，瑰偉剛勁，古意不失。至聖教序，便成唐楷。翁覃溪評唐碑以仰承晉法為圭臬，於褚書猶不得不首選此刻，而謂之唐楷中之隸法，其如此隸法非二王之晉法何？康長素論唐碑惟許此刻與《兖公頌》，皆取其獨承魏齊餘緒，然此二刻不可以代表唐書也。梁聞山《評書帖》，稱碑頭字尤佳，此碑額篆書六字曰'伊闕佛龕之碑’，不審何人手筆，殊未見佳處，'闕’字門內從'厥’，尤謬”云。則陳隋舊格即猶存北碑古法，未盡染南朝二王風也。返觀惺吾老人言，能由上貫下，自與截斷眾流，衹以唐碑惟宗者相異矣。王昶《金石萃編》又揭示是刻：“書'峻’作'畯’，'轍’作'徹’，'崇基拒於嵩山’，'拒’當作'钜’，'發揮’作'發暉’，皆借用字。'朏魄’作'（出月）魄’，' （出月）’即古文'朏’字，'仿佛’作'㑂佛’，'㑂’即籀文'仿’字，'白豪’作'白（上高下豕）’，'（上高下豕）’本從高得聲，說文作'（上高下彖）’，籀文作'（上高下豕）’，後人省作'豪’也”。然則登善書此真一意遵古法矣。斯時年在四十五歲上下，至永徽三年書《房玄齡碑》，四年書《聖教序並記》，相距十年餘耳。褚登善銘石之書完成由古入新之變更，以其老年書為唐人真書典型，至有以此譽為唐之廣大教化主者，其中消息頗耐玩索。惟惜其間所書《獨孤延壽碑》、《裴藝碑》、《隨清娛志》之類，但有載記傳說，未見流傳墨本，則難考其過程耳！ 庚子七月初一，猶在末伏，秋老虎威勢頗盛，而新冠瘟情未除也。 良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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