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郭家骥 || 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论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

滇史 2022-09-30 发布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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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唐宋王朝中央错误的治滇政策导致了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5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另一方面南诏大理国又实现了云南的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诏大理国；历史作用；地区性初级统一；全国大统一

作者简介

郭家骥（1955～），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研究云南民族关系史，就不能回避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五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历史。怎样认识这一段历史?如何评价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及其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是研究云南民族关系史必须给予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笔者的认识和评价是，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进步，正是这一段长达5个世纪的地区性初级统一的历史，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云南各民族巩固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下面结合具体史实论证之。

一、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

公元7世纪中叶前期，大约在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诸部，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唐蕃双方初期关系极为和好。公元650年，松赞干布逝世后，吐蕃开始在北方与唐朝争夺吐谷浑、安西四镇和河陇之地，在南方先后占领了云南的洱海地区和四川盐源一带，势力直逼成都，对唐朝的西南边境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洱海地区一些部落首领也利用唐蕃矛盾，“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去”，“或叛或附，恍忽无常”[1]（P127），导致局势复杂多变，动荡不宁。为此，唐王朝每年从四川调兵500人在姚州都督府戍守，出兵击败亲吐蕃的蒙俭、和舍等部落首领，加强控制滇西地区。公元703年，吐蕃赞普亲征洱海地区，并于次年死于战事；公元707年，唐将唐九征击败吐蕃军队，摧毁吐蕃城堡，拆除漾濞江铁索桥，切断了吐蕃与洱海地区的交通。但是，唐朝随后派来筑城置县的监察御史李知古，在当地民族已归附唐朝的情况下仍然“欲诛其豪杰，没子女以为奴婢”。引起“蛮众恐惧，乃杀知古，相率反叛”，各部又重新依附吐蕃。惟有南诏因地处洱海诸部之南，受吐蕃势力威胁不大，因而依然奉唐朝正朔，“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2]（P157）。

当时云南的民族分布情况大体是：今昭通地区、曲靖地区北部至贵州西部一带，分布着东爨乌蛮；今滇池地区、曲靖地区、楚雄州东部、红河州、文山州等地，分布着西爨白蛮。洱海地区诸部也分为“乌蛮”和“白蛮”。白蛮分布在坝区，包括青蛉蛮、西洱河蛮、松外蛮、姚州蛮等；乌蛮已形成蒙巂诏、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越析诏、蒙舍诏等“六诏”，其中“蒙舍诏”地处最南，故称南诏。乌蛮六诏是在汉晋时期的昆明、哀牢、么些等乌蛮诸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随畜迁徙发展到相对定居，从毋君长发展到组成酋邦形成大酋长并实行王权世袭，这是历史的进步，是洱海地区走向统一的第一步。而此时唐蕃对洱海地区的激烈争夺，就推动洱海地区迅速迈出走向统一的第二步：六诏归一。

早在唐贞观年间，南诏就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兼并了由白蛮建立的白子国，以后又兼并了同在一川的蒙巂诏，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唐朝面对咄咄逼人的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扶植一个统一强大的地方政权作为其西南屏障以抗御吐蕃的进攻，用唐玄宗李隆基的话来说就是“蛮夷相攻，中国大利”[3]（P126）。因此，唐朝采取“以夷攻夷”的策略扶植南诏，封南诏王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后又封“云南王”；任命其子阁罗凤为阳瓜州（蒙巂诏故地）刺史；又派御史严正海与南诏共同策划统一洱海地区。在唐朝的大力支持下，南诏在不长的时间内便消灭五诏，全部占领“西洱河蛮”旧地，统一了洱海区域。公元739年，皮罗阁迁都太和城，建立起以洱海地区为基地，以乌蛮王族和白蛮大姓为主的南诏联合政权。南诏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成为唐朝抗御吐蕃的西南屏障。唐朝为进一步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决定开筑从安宁至越南的步头路，从而对继续称霸滇池地区的爨氏势力构成威胁。爨氏不甘退出历史舞台，便利用修城筑路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鼓动民众联合起来追随诸爨首领起而反抗，杀了筑城使，占了安宁城。南诏奉唐朝命令平息了这次动乱，并乘势将其势力由滇西发展到滇中和滇东。此时的南诏已变得“日以骄大”，引起了唐朝的警惕，唐朝便转而扶持和保存诸爨势力，借以抵制南诏，力图将南诏势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受唐王朝扶持的两爨大鬼主爨崇道，在姚州都督李宓的挑拨下残杀其他爨氏首领，受害者亲属向南诏求援，南诏正想占据滇池富庶之区，于是出兵东进，捕杀了爨崇道，尽俘其家族。至此，爨氏在滇东的统治彻底崩溃。

南诏占领爨地后，唐朝与南诏之间出现了矛盾。唐朝一面准备军事进攻，唐云南太守张虔陀则采取“倍税军粮，征求无度”的手法力图削弱南诏。在南诏王皮罗阁去世后，又图谋用阁罗凤的异母兄弟取代阁罗凤继承王位遭到失败，后来竟发展到侮辱阁罗凤的妻子，派人辱骂阁罗凤本人，终于激怒阁罗凤起兵反唐，成为引发天宝战争的导火线。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8万兵分3路进军云南。公元750年，阁罗凤在唐军未至之际先发制人，出兵攻下姚州，杀张虔陀。次年，鲜于仲通率大军进抵曲靖，阁罗凤遣使谢罪求和，表示愿意遣返俘虏，赔偿损失。使者陈诉说：“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2]（P159）并告：“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4]（P6907）鲜于仲通自恃兵众，断然拒绝南诏的再三求和，率军进逼洱海，另派大军绕道点苍山，以图腹背夹击南诏。南诏被迫投向吐蕃，双方联手攻唐，8万唐兵全军覆没。公元752年，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小赞普）南国大诏”，并“赐为兄弟之国”。南诏割据局面自此形成。唐朝宰相杨国忠既想掩盖败绩又“耻云南无功”，遂于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再调集10余万大军，加上转输粮饷的辎重近20万人由李宓率领进攻南诏，唐兵孤军深入直逼南诏都城，结果又在南诏与吐蕃合力夹击下再次全军覆没。唐玄宗“蛮夷相攻”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唯言屠戮”的武力镇压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5]（P70）。

然而，南诏与唐朝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也非南诏本意。南诏纵然在势力壮大后“日以骄大”，暴露出据地自雄的政治图谋，但却深知离开了唐朝的支持是难以抵御吐蕃威胁的。因此，阁罗凤虽然在天宝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仍然为以后归唐预留了后路。他收拾唐朝阵亡将士尸体“祭而葬之”，又特地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勒石表明其叛唐乃属不得已，决心“世世事唐”之意，并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6]（P6721）

尽管如此，南诏反唐后，出于其割据称雄的政治意图，仍然多次与吐蕃联合进攻唐朝西川（今四川），曾经掠得“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2]（P160），给汉族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公元779年，阁罗凤卒，其孙异牟寻立，再度与吐蕃联合出动20万大军进攻西川，遭到唐军有力反击，损兵10万溃退，南诏与吐蕃的实力均受到重创。吐蕃将失败责任归咎于南诏，遂改南诏的“东帝”为“日东王”，将其从兄弟之国降为臣属，并向其征收繁重的赋税和劳役，从而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导致南诏产生了弃蕃归唐之意。受南诏王宠信的清平官（宰相）郑回向异牟寻进言曰：“'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取求。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7]（P5281）南诏的这一动向引起了唐朝的重视。唐朝为集中力量对付吐蕃已调整对南诏政策，制定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全局战略，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者李泌对招抚云南的可能性作了具体分析：“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而招抚云南一旦成功，则可“断吐蕃之右臂也”[4]（P7505）。在此全局战略指导下，南诏与吐蕃之间又出现裂隙，唐西川节度使韦皋便一方面连年致书异牟寻以示劝喻和招抚，另一方面又离间南诏与吐蕃关系使其矛盾激化，同时又派大军多次破袭吐蕃。韦皋三管齐下的策略促使异牟寻最后下决心派3路使团入长安，向唐朝廷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6]（P6273）。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节度巡官崔佐率领唐朝使团到达南诏都城，与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

点苍山会盟结束了南诏和唐朝40多年的对峙局面，南诏弃蕃归唐，使唐朝西南边疆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南诏归唐后又反过来派数万大军突袭吐蕃于神川（今中甸塔城），摧毁金沙江上游之铁索桥，收复吐蕃在云南的城堡16座，擒其五王，降10余万众。吐蕃势力遭此重创后逐渐衰落，唐朝争取云南、环攻吐蕃的战略获得成功。唐朝为进一步巩固点苍山会盟的成果，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应南诏要求派出以尚书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首的官方高级使团赴云南，向南诏颁发“贞元册南诏印”，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8]（P45），异牟寻表示“子子孙孙永为唐臣”[6]（P6375）。南诏归唐使云南与内陆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频繁，南诏为表示绝对附唐的诚心而将其贵族子弟送往唐朝做人质，而韦皋则一改传统的“质子”制度，在成都办了一所专门培养南诏子弟的学校向其传授汉文化，前后50年，培养数千人，学成后全部返回云南，成为向云南民族地区传播汉文化的中坚力量，这对加强云南与祖国的联系以及云南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808年，异牟寻卒。其后南诏在权臣左右下几位幼君相迭，改变了异牟寻与唐修好、保境自立的政策，转而奉行向外扩张的方针。公元829年，南诏进犯成都，掠走子女百工数万人及无数财物，致使成都以南、越巂以北800里之间人畜皆空。自公元860—874年，南诏不断发大兵击唐，曾“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运粮，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疬，百姓困为盗贼，……皆蛮故也”[4]（P8227）。战争不仅使唐朝为之虚耗，天下骚动，也使南诏疲敝和国内矛盾加深，双方在战争中两败俱伤，迅速走向衰落。

二、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

宋朝的起迄时间与云南历史上的大理国时期基本吻合。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政治经济较为衰弱的一个王朝。它始终未能统一汉唐王朝开创的中国传统疆域，北方和西北被辽和西夏占据，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取代辽朝，给宋朝造成更大威胁。在北方威胁始终存在的强大压力下，北宋前期编写的《新唐书》对唐朝覆亡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后得出的结论是：“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6]（P6295）即认为唐朝是黄巢起义推翻的，但祸根却在于调徐州兵至桂林防守南诏，因6年未得换防而激起士兵哗变起义，导致黄巢、王仙芝等继之而起，最后推翻了唐朝的统治。因此，宋朝统治者认为，“大理即唐之南诏”，必须谨防。然而，由于长期历史发展，云南与祖国内陆已形成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大理国王不断遣使朝贡要求加封，加之宋朝北方抗金需要的战马和内陆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物品有相当部分又必须取自云南，因而又不得不与云南发展关系。为此，宋王朝对大理国采取了以下两套政策。

一是在政治上采取“务使羁縻勿绝，边疆安静”，使其“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所谓“御戎上策”[9]（P256）。据《宋史·宇文常传》记载：“自孟氏入朝（指四川后蜀孟氏政权降宋），艺祖（宋太祖）取蜀舆地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边患。”宋太祖是否真如《宋史》所说在主观上曾划大渡河为界以隔绝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尚待研究，但宋朝廷对大理国的多次进贡加封请求采取敷衍态度却是事实。早在公元965年宋统一蜀川后，大理国便立即由建昌城派官吏送牒入宋表示祝贺。公元968年，大理国又派使臣赍牒赴宋要求通好。以后，宋太宗雍煕二年（公元985年）、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大理国都曾先后派其所属之邛部、两林川（今四川凉山州境内）首领，由西川向宋朝进贡[9]（P153）。宋朝廷也曾先后封大理国边境的首领白王为“云南八国郡王”，敕封另一大理国边境首领为“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地姚巂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在给大理王的诏书中，也曾特授其“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但对大理国王的正式册封，却一直阙如。对此，宋朝廷在公元989年对大理国王要求加封的批答文书中表示了歉意。文中说：“卿觐王岁久，望阙情深，特推北拱之心，远有东封之请”，但因内忧外患困扰，只能希望大理国王“善育人民，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9]（P254）。但是，大理王为使自己的统治名正言顺，仍然不断遣使朝贡要求正式册封。直到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大理国王又一次遣使团带着“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10]（P14073）专程诣阙进献，并向宋徽宗呈报大理王段和誉的奏文后，宋朝才最后同意大理的请求，于公元1117年正式册封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国与宋王朝的藩属关系至此得以正式建立。但宋王朝对大理国仍然存有偏见和戒心，至南宋偏安江南后，这种偏见和戒心更加与日俱增，以致公元1136年大理国向南宋贡象及马500匹时，“诏偿其马直，卻象勿受，而赐书劳谴之”[11]（P4565）。即用钱买下贡品中的马匹，而拒绝了表示臣服的驯象。也就是不愿再继续北宋王朝与大理国正式建立的藩属关系。南宋高宗这种对大理国的摒弃政策，还受到了当政大臣的颂扬，他们上书说：“太祖皇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其）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是御戎上策。”[9]（P256）

二是在经济上采取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双边贸易政策。北宋国力稍强，因而对与大理国的贸易没有多少顾虑。故早在公元982年，宋太宗便诏令黎州（今四川汉源）官吏“造大船于大渡河上，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12]（P51）。此后，黎州边境和峨嵋县西十里的铜山寨，便成为彝、白族与内陆汉族进行商业贸易的市场，一些彝族因贩马入西川而“仰此为衣食”[9]（P252—253）。南宋时，双边贸易的地点被移至广西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南宋朝廷在此专门设置“买马提举司”，负责向大理国购买战马。因此时南宋北抗强敌所需之战马在北方和西北两路受阻的情况下只能直接仰赖于大理国，故双边交易比之北宋规模更大更为频繁。如1136年5月，大理国派人到邕州卖马1000余匹，随行的有6000余人，还带去大批土特产品如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各种药材，出售以后购回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由于贸易规模较大，仅邕州横山寨一个地方已难以满足需要，故大理国商人曾几次要求宋开放其他互市点，均被南宋官吏出于戒备和防范而加以拒绝[9]（P259）。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宋朝对大理国的政策受唐朝与南诏关系的影响很大，宋朝统治者虽然正确总结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历史经验，但却将正确的经验作了错误的应用和发挥，转而对大理国的主动归附和贸易往来采取时时戒备、处处设防以至于主观隔绝和摒弃政策，结果反而自己孤立了自己。宋王朝没有想到把大理国建成防止蒙古南下的巩固边防，反而使其成为蒙古进攻南宋的根据地，因此可以说，是南宋政权自己的错误政策葬送了自己[5]（P78）。倪蜕《滇云历年传》就南宋统治者对大理国采取的错误政策作了以下正确的评价：“段氏……向慕中国，志不少衰，而南宋君臣视之如蔑如者，终鉴于唐季之祸也。夫士不通今博古，固不足以宏济艰难。然而，执经泥古者，岂可以弥纶宇宙乎?以天下大势而论，宋之视滇，犹唐之视蜀也。若使滇不慕宋，犹当招徕之。奈何持迂儒之陋见，而必阻其向化之心乎？且横山市马，张栻既戒严而塞其道也，今请黎、雅入贡，孟珙又不许而使之道于邕广。是栻绝于南，珙阻于北，则滇将不得不并于元。而宋亦归于无可复之，惟有终之于蹈海而已，亦势所必至也”[13]（P184）。

三、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

从前面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民族关系格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云南内部的统一；二是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分立割据。分立割据并不是南诏大理国统治者的本意和初衷，而是唐宋王朝中央执行错误民族政策的结果，其过不在云南地方统治者而在封建王朝中央，这已是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故毋需再作讨论。因此，这里仅就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的历史作用问题略加讨论。

虽然云南从汉武帝时期便已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但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末唐初，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略开拓与设治经营仍未能实现云南的统一，云南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各擅山川、不相役属”的分裂局面。这种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既不利于全国的统一，也不利于云南地方的稳定，更不符合云南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为抵御吐蕃扶持南诏统一云南，应该说是一种顺应时代和人民要求的必然措施。从南诏统一云南到元代实现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在云南这样部落林立、民族众多的分裂局面下与全国实现统一的发展线索和发展步骤。这就是：

1.乌蛮诸部从毋君长的分散状态经过兼并争战逐步形成“六诏”，即6个实行王权世袭的酋邦；

2.南诏崛起，六诏归一，实现洱海地区的小区域统一；

3.乌蛮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起来推动人口较多的乌蛮与白蛮两大民族集团结成联盟[14]，然后东平诸爨，北挫吐蕃，西开寻传，南置银生节度，最终实现云南全境的统一；

4.经过南诏大理国长达5个世纪的地区性统一促进区域内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最终以一个统一的地方性实体融入到元代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之中。

费孝通先生在其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论文中曾探讨过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他指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在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还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统一体和华夏及后来的汉族相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渐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而“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15]（P9、P35）。

根据云南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对费先生的理论作一个补充：只有当南诏大理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地方性实体融入到元代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之中，才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更进一步的完成。南诏从一个小部落起家，却能够逐步并六诏，平诸爨，在山河阻隔、交通不便、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最终统一云南，建立起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联合政权，并在北方的唐朝和西北方的吐蕃两大势力的威慑下与之灵活周旋，据地自雄近200年，同时还保持了内部的稳定，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继之而起的大理国，又在倾心内向、积极学习汉文化、促进自身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据地自雄300多年。经过南诏大理国长达5个世纪的地区性统一促进区域内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最终以一个统一的地方性实体融入到元代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之中，这种历史进步在当时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为促成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发挥了奠定基础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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