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学时期的王捷三 1924年，他邀请鲁迅来陕西讲学，并全程陪同，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1949年，他参与了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和平起义，使北京古城免遭涂炭；他的一生，钟情于教育事业。他就是爱国民主人士、民革前辈王捷三。 为“科学救国”求学深造 王捷三，原名鼎甲，出生于1898年3月，陕西韩城县（今韩城市）东仪门村人。王捷三自幼聪慧好学，记忆力强。9岁时，路过村头老油坊看见在榨油，即作诗曰：“眼眼吃得珍珠颗，口口吐出黄金丝。”1919年，王捷三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哲学系学习。他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曾自豪地回忆说：“我从小学到大学，身经百考，从未名列第二。” 1924年，王捷三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立志消灭封建军阀，遂萌生投笔从戎之念，在陕西老乡的介绍下，就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河南督军胡景翼的机要秘书。很快因文思敏捷而崭露头角，经常为督军府起草文件，深得胡景翼信任。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王捷三协助料理完后事，便回到北京教书。 1924年10月，王捷三拜访时任清华大学教授、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梁启超。王捷三对梁启超仰慕已久，这次利用北平公干之际，专门登门拜访。当时，梁启超正忙于操办夫人的丧事，敬告来访者：每次谈话只限15分钟。但他和王捷三却一见如故，畅谈了近两个小时。临走时，梁启超还签名赠给王捷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两本书，并送至寓所外，足见梁启超对晚辈王捷三的器重。 1927年，冯玉祥的国民二军改编为第二集团军南路军，总指挥岳维峻是陕西蒲城人，早知王捷三的才能，便聘任王捷三为秘书长。王捷三辞去大学职务，前往就职。不久，岳维峻联络驻防豫西的樊钟秀部联名反对冯玉祥，结果被冯击败。岳维峻带残部逃往安徽，被蒋介石收编为陆军新一师，在豫鄂皖一带攻打红军。王捷三多次直言，晓明大义，但无果，遂无奈辞职，转赴南京教书。1931年夏，王捷三送家眷返陕时，晋谒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两人畅论国事，十分投机。杨虎城非常器重他的才学，资助王捷三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留学，研究哲学及社会科学。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存亡之危急时刻，中国国内“安内攘外”之论甚嚣。为此，留英学生开会辩论。公推王捷三为主席，双方辩论激烈，互不相让，几至动武。王捷三作结论时说：“南京先安内而后攘外之说，纯为镇压抗日爱国人士之藉口。”此论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 时逢暑期，王捷三还用两个月时间游历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写有《苏联见闻记》。两年后，王捷三转学美国，在哥伦比亚教育学院学习，成为在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学有所成的专家。1934年，王捷三学成归国，经于右任举荐，就任南京考试院专职考选委员。 鲁迅陕西讲学的促成者 1924年暑期，西北大学邀请鲁迅到陕西讲学。这是鲁迅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陕西。促成此行的正是王捷三。 王捷三在北大学习期间，结识了王品青。王品青是文学爱好者，与鲁迅熟悉。由于他的牵线搭桥，王捷三也认识了鲁迅。1924年暑假前，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与陕西省教育厅商议办一期暑假班，聘请学者名流来陕西讲学。在邀请名单中，原没有鲁迅。王捷三知道后，认为鲁迅既是北大、女师大的兼职教授和讲师，又在全国文化界很有影响，因而很希望能邀请鲁迅到陕西讲学。于是，他与王品青商量后，向傅铜写信，傅铜接受了建议，给鲁迅发了邀请函。鲁迅也“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欲借此机会到西安为历史小说的写作积累素材，欣然接受了邀请。 傅铜则请王捷三以西北大学驻北平代表身份，陪同鲁迅来陕讲学。同行的十余人中，还有来自北京、天津的孙伏园、王峄山、李济之、夏浮筠等十多名学者。鲁迅在日记中，曾多次提到王捷三的名字。1924年7月4日的日记：“王捷三来约赴陕之期。”7月7日的日记：“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安，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鲁迅在西安的21天中，为西北大学暑假班学员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共讲8天11次12学时。讲课之余，还游览了西安及附近的名胜古迹。鲁迅5次到易俗社观看秦腔，在日记里写道“（7月26日）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他还慷慨解囊，为易俗社捐款50大洋并题写了“古调独弹”匾牌，成了弥足珍贵的文物墨宝。 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在西安师范学院举行的“纪念鲁迅报告会”上，王捷三作了《邀请鲁迅来西安讲学》的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诠释了鲁迅的学识和人品，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一生钟情教育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南京考试院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安排王捷三回陕筹备办事处。王捷三回到西安后，与地方政府接洽，联系办公地点，办事处如期开办。1938年，王捷三因个性所致，厌倦了官场生活，辞去考试院职务，受聘担任西安临时大学教授兼陕西省立高中校长。 中原失陷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西安，民房倒塌，人心惶惶，已经无法安心教学。王捷三率领西安高中千余名学生翻越秦岭来到汉中。出发前，心细的王捷三作了周密安排，把队伍按年级分成几个中队，高三年级的体壮学生和老师打前站。跋山涉水，一路艰辛，充饥干粮是关中有名的大锅盔，口渴就喝山泉水。沿途有惊无险，总算安全抵达汉中。当时，汉中是连接西南与西北之要塞，是陪都重庆的屏障，也是湖北抗战前线之后方。汉中不仅云集着内迁的各类办事机构，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为主的各类学校，不少沦陷区难民也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汉中城顿时人口骤增，住宿和粮食、副食供应紧张，在汉中办学困难重重，王捷三只好将学校迁至洋县。这段时间，王捷三为了师生和教学，事无巨细，都想方设法处理好，使学校很快如期开学。 1939年3月，王捷三被任命为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他到任后，对陕西教育的落后有清醒认识，深感大敌当前，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在他的力促下，先后创办了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三所专科学校，以及百余所中学，增设小学千余所，扫盲约200万人，为陕西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解决沦陷区来陕学生的失学问题，王捷三在长安兴国寺创办兴国中学。没有校舍，因陋就简修筑土窑洞，既节省资金，又便于防空。这所由他亲任校长的中学，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一所中学。教师阵容强大，聘请陕西名流李瘦枝为教务主任，武伯伦、李敷仁、冯一航、张暂我等著名学者为教师。在严师的言传身教下，学校学风端正，学生品学兼优，历年为高校输送人数最多。 王捷三曾为校图书馆撰写对联一副：“此地是杜韦名区，新景留人，莫放春秋佳日去；所藏皆古今宝典，开卷有益，要将学问济时艰。”表达了自己钟情教育、共克时艰的心境。 这一时期，王捷三除了倾心办学，著述颇丰，有《教育论集》《瑟歌集》《中国伦理史》；译著有《价值哲学》《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等。梁漱溟对王捷三非常推崇，曾赠对联：“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对王捷三的才华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1944年，国民党掀起反共浪潮。王捷三以“自由色彩浓厚，不能与'异党’斗争”之由被免去教育厅厅长职务。免职后，王捷三前往北洋工学院西北分校任教授，继续从事教育。其间，和时任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多有来往。1945年10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胜利。不久，王捷三应李宗仁之邀一同到北平，出任北平行辕政务处处长。1946年，王捷三接任蔡元培创办的华北学院院长，后更名为华北文法学院。当时学院的政治民主氛围、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学院还开设俄语专业，不少进步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得到庇护。 1948年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给王捷三寄来一封快邮代电，内容是：“据报你校秘书长亢心栽，注册主任卫佐臣煽动学生闹事，请速查办。”王捷三看后，即责成秘书长用他的名义复了一封快邮代电，内容是：“经查亢、卫二人并无越轨行动。”直截了当地抵制了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指令，掩护了进步人士亢心栽和卫佐臣。 王捷三对校风校规极为看重。一次，有个叫胡达寿的学生，课堂上对从北大来的兼职教授傅铜先生出言顶撞，极为不恭。王捷三得知后非常生气。第二天，全院师生员工齐集大礼堂开会，专门邀请傅铜教授参加。王捷三从座位上站起，把拐杖靠在讲桌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学校决定开除胡达寿学籍。接着他在讲话中说：“如果图书馆不能安静地看书，教室不能正常上课，这成何体统？傅老教授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他受到辱骂，我负有管教不力之责，这里先向傅老师致歉。”边说边转过身去，向傅教授行了九十度鞠躬礼。顿时，礼堂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王捷三继续讲到“我们学院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蔡先生一贯倡导学术自由，我办这个学校，不管是共产党的学生，国民党的学生，民盟的学生，我都收。但绝不允许流氓捣乱！”他的话斩钉截铁，又赢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为北平和平解放牵线搭桥 1948年冬，盘踞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为使北平不受战争蹂躏，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崔月犁负责争取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据崔月犁回忆：在争取傅作义投诚起义中有三个关键人物，其一是傅作义的老师，时任“华北剿总”中将参议的刘厚同；其二是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其三是傅作义的拜把弟兄、“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如何做邓宝珊的工作，党组织选定了王捷三。 一天，华北文法学院地下党员卫佐臣介绍崔月犁与王捷三认识，请他出面邀请邓宝珊，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与崔月犁商谈。王捷三与邓宝珊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早有促成傅作义、邓宝珊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向。当时，北平城军特警云集，特务活动十分嚣张。王捷三不顾自身安危，痛快答应崔月犁的要求，在和崔月犁的密谈中，王捷三对党的政策有了认识，爽快地答应。很快，王捷三安排了崔月犁与邓宝珊的密谈。崔月犁与邓宝珊在王捷三家先后会谈了三次，劝其促使傅作义弃暗投明。 在解放大军的包围下和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在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氛围中，傅作义思考再三，尤其是在女儿以及邓宝珊、刘厚同等人的劝说下，最终，傅作义还是被中共的统战工作所打动，从民族大义出发，决心起义投诚，让北平免受战火的蹂躏。 而思想开明的王捷三，关键时刻敢作敢为，为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铺路搭桥的重要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特地到王捷三家，看望这位北平和平解放的牵线人，对王捷三赞赏有加。王捷三也因此受到了叶剑英、彭真等领导的特别宴请，答谢他的贡献。 心系家乡事业 1950年，王捷三回到陕西工作。应聘担任国立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为中文系、教育系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他虽然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讲，却从不照本宣读。他的历史、地理、哲学知识也很渊博，对外国情况也比较了解，听他讲课的学生总觉得视野开阔，如入宝山。他一生嗜好读书，连他的卧室都放了好几个书架，他自言没有专门练过书法，但他的行书圆润秀气，神采飞扬。王捷三还能讲一口流利自如的英语。一次，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系老师一起讨论，因意见相左，王捷三同一位教外国文学的英语老师用英语争论了起来，他英语娴熟，出口成章，对方竟然无法应答。旁边的一位老师说：“教外国文学的英语老师用英语还说不过教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师。” 王捷三从北京回到陕西后，参与了民革在陕西组织的创建工作，1950年11月当选民革西安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常委，后为民革西安市委会常委。王捷三还当选为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政协委员。1957年后，王捷三到西安市文史研究馆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注各行各业的发展，向海外的朋友写信宣传新中国的成就。 1966年3月1日，王捷三病故，享年68岁。魂归故里，葬于韩城东仪门祖茔。人们为了纪念他，用一副挽联表达了对他的尊重和敬佩：“教坛辛勤育栋梁振兴中华，文苑风流润桃李永驻人心”。 （郭松林，作者单位：汉中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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