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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这一年的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相继爆发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烈。荣县独立，成为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保路运动高潮迭起。 多事之秋，四川豪杰蜂起，泥沙俱下。为夺回川汉、粤汉铁路路权，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哥老会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由于义军分散，难以形成广泛联合。随着形势发展，川内清军势力见长：四川总督赵尔丰仍陈兵成都，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屯兵川东，钦差大臣傅华嵩统领凤山，驻藏大臣联豫等又率兵进逼成都。一批土匪流氓假冒“同志会”人员趁乱打劫，祸害百姓。 “师出有名” 川滇连山连水，唇齿相依。川境乱象频仍，这让刚刚取得重九胜利、全省光复的云南都督府都督蔡锷进退两难，颇为踌躇。 蔡锷既不是立宪派，也不属于同盟会，作为专业军人关心的是国家一体，地方安宁，对于因保路风潮引起的“川乱”举棋不定：救川民于水火，当责无旁贷；滇军入川平匪，又恐川军忌惮，冲突难控……  赵尔丰（1845年—911年），字季和，祖籍辽宁辽阳市，清朝大臣、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 四川大乱，百姓遭殃。旅滇蜀人郭灿等人以乡里糜烂，奔走呼号，涕泣上书云南军政府，请求派兵入川平乱。此刻，袁世凯南下湖北孝感，督促清军猛攻汉口，武昌起义战果难以为继，战事吃紧。11月2日，武汉民军被迫退出汉口。黎元洪、黄兴、谭延闿纷纷来电，敦嘱云南都督府迅速援蜀，以解武汉危局。 11月10日，蔡锷审时度势，决定组建北伐援川军，遂复电黎元洪副元帅，表示以蜀事自任，川定东下，会师长江，共图北进。11日，云南军都督府举行会议，通过“援蜀案”，决定组织一、二两梯团入川，第一梯团以谢汝翼为团长，由昭通经叙府(今宜宾)径取成都，消灭赵尔丰；第二梯团以李鸿祥任团长，经贵州威宁、毕节进逼四川泸州，消灭端方，平定川乱后继续北伐。 “先生来了” 蔡锷一向治军严格，此次入川，顾虑不小。 11月15日，第一梯团开拔，向昭通、叙府一路北进。蔡锷向援川军官兵反复宣讲援川的意义和宗旨，颁布纪律、训条，要求官兵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演、敦友爱、讲卫生等等，可谓细之又细，谨小慎微了。  朱德（1886年—1976年），字玉阶 年方25岁的朱德，此时已是一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排长，也代理着连长的职务。此番“打回老家去”，朱德似乎没有太大的压力。援川军连战连捷，平叙府之乱，径下自流井（今自贡），平犍为之匪，击南溪、屏山一带的假同志会，清剿富顺之匪，击退进攻雅州之清军，一路上受到川民称赞。 朱德回忆说，我们的军队纪律好，第一就是不打老百姓，吃东西要给钱。从前老百姓管军队里的人都叫“老总”“老爷”，现在我们一来就改做“先生”，巡防军跑掉了，老百姓便来欢迎。碰上少数土匪，一打就垮了。 定个合同 四川局势变化很快。11月下旬到12月初，重庆、成都军政府等相继成立，一时间军府林立，号令不一。旧巡防、新军、各路同志军互不相让、你争我夺；东较场阅兵哗变，赵尔丰暗中挑唆兵变，尹昌衡果断擒拿赵尔丰并正法；匪患日盛，全省蠢动，乱局频现。 重庆蜀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致电蔡锷求援：甚望贵省援军早日到川，匡助戡定，敝省幸甚，中华民国亦幸甚。1912年1月18日，重庆蜀军政府与援川滇军签订共同平匪合同。谢汝翼、陈先沅赴渝议滇川军协约，以谋统一全川军政府为主旨，订草约七条。其文云：蜀军政府请托援蜀滇军协力维持大局，驱除民贼。滇军到川之两梯团，对于饷项事件，蜀军政府有提助协任之责。但当运转不周时，得由滇军就地筹借各公款应给，其后统由蜀军政府筹还，并注明饷项每月约银五万两。滇军有赞助蜀军政府调和统一全川军政府之责，如蜀军政府有请托滇军赞助事项，滇军须竭全力以应之。  谢汝翼（1879—1914），字幼臣，玉溪市北城镇谢井村人，辛亥云南“重九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合同即将签署，谢汝翼还是不放心，致电滇军政府裁定。蔡锷都督斟酌良久，改第一条为“滇军援蜀饷项，本应自筹，现财政奇绌，只能暂就蜀筹借，将来滇力稍裕，仍应如数归还。谢汝翼依照蔡锷之令，与渝军政府签约。蔡锷还是不放心，反复督令滇军，务必与渝军合力共平川乱，严格落实滇军出援本意，凡攻克地方，悉交蜀政府接理。 川滇冲突 令蔡锷担忧的事情还是来了。 1911年12月13日，蔡锷命第二梯团长李鸿祥率部出发，经贵州威宁、毕节向四川泸州、重庆开进。第二梯团一如所望，一路所向披靡，平定川东南。  李鸿祥（1879年—1963年）字仪廷，云南玉溪大营街杯湖村人。 1912年1月21日，援川滇军与川南军分府总司令黄方带领的泸州兵在合江爆发冲突，黄方及将弁军士百数十人被杀。 事件真相如何？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剑拔弩张。四川方面的说法是：黄方到合江接收库存盐税银三十多万两，带盐务巡防军百余人。至合江将盐税银点验后，用驮马驮运。出城几里，即遭滇军大队长黄子和以数倍于黄方的兵力伏击。盐税银悉数被抢，黄方等全体官兵均被滇军杀害。 事发后，援川第二梯团长李鸿祥向蔡锷报告事件经过：“我军解合江围，泸军乘势劫掠，遂枪毙百余人。”原来，合江城中存盐款三十余万两，假同志会必欲得而甘心。1月18日，李鸿祥令步队第二营营长马为麟率部进攻，在兴隆场外七八里与“土匪”遭遇，滇军机关枪一阵猛烈射击，敌人四散奔溃。滇军全胜，无一伤亡。1月23日，川军司令黄方率队由水路入城。第二天天刚亮，川军巡防军大队人马大包小包，鱼贯而出，老百姓传言军队抢劫。滇军闻报，立即弹压劝阻。巡防军置之不理，首先开枪。滇军战士奋起还击，毙百余人，俘获数十人，黄方亦死在其中。  黄方（1884—1912），字鹿生，四川叙永县人，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川南军分府杨家彬向孙中山告状：泸军“道经蔡坝，滇军伏兵袭击，迫缴枪械，将黄方及弁兵百数十人尽杀”。关于此次冲突，当时成都《大汉国民报》有客观报道。滇军顾全大局，为黄方等死难者开追悼会，治丧昭雪，认罪赔礼，优厚抚恤，以平民愤，避免了川滇两军的进一步冲突。 大部队深入川境，冲突难于避免。初入四川，滇军“侵略”的谣言纷起，被清剿的土匪更是言之凿凿；川、滇军的猜忌、误会日益加深，也有川军的无理挑衅。援川巡按使郭灿（四川人）被第一梯团张开儒所辱，引起川军强烈不满，川滇两军几欲发生冲突。第二梯团、第一联联长张子贞以大局为重，代表蔡锷亲自向巡按使郭灿道歉，平息事端。 滇军班师 结下的仇怨，并不那么容易了结。1912年2月下旬，川督尹昌衡率兵南下，川、滇两军在自流井以北的界牌地区剑拔弩张。 蔡锷闻讯，即电令前方将帅和平办理，切勿轻启衅端，并电请尹昌衡共释疑团，顾全大局。李鸿祥与尹昌衡、刘存厚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同班同学。李鸿祥致书两人，重申入川宗旨，语言谦让，对尹昌衡陈兵界牌表示不解：忝与足下抵足扶桑者数寒暑，据足下此举，觉昨是而今非，鸿祥诚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加上渝都督张培爵积极调停，界牌对峙没有酿成大的冲突。 随后，滇军将领韩建铎（援川军总司令）、谢汝翼、李鸿祥与成都、重庆两军政府代表王裿昌、胡文澜、邵崇恩等人签订《北伐条约》，相约川、滇两军分道北伐，直捣清廷。 随着成、渝两军政府的合并和清帝退位，川滇两军联合北伐计划就没有意义了。援川滇军计划分途返滇。此时，尹昌衡又向孙中山告了滇军一状，说滇军索饷40万，兵队并未开行。 前有合同约定，孙中山也不好说什么。3月8日，孙中山致电川、滇：军饷一层，蜀军政府自当量力筹济，滇军亦不可任意要索，致伤邻谊。唯顾全大局之一念耳。切切望之。 3月12日，蔡锷致电韩建铎、李鸿祥等人，妥善安排撤兵计划，并特别交代：蜀军前允助军饷四十万，及我军所得之官盐，亦毋庸争持，致失邻谊。滇、蜀关系密切，将来相助之事正多，不必计较目前也。” 40万两饷银，滇军拿了吗？合同在先，肯定得拿。据周钟岳编纂、蔡锷订正的《云南光复纪要之援蜀篇》记述：滇省自辛亥九月十月分道出师，凡八月凯旋，用兵费四十余万，其中暂就蜀筹借者，由协饷扣除浮余之数。又订条约由滇分期筹还，余则皆滇省自筹。当时，泸州有岁运京铜68万余斤尚未起解，查获和运鄂发售，计合银二万两左右。 据说，李鸿祥、谢汝翼在四川军政府共筹饷银100万两，最后由军政府拨给40万两援川军饷银，由李鸿祥全部带回来涓滴归公。 这40万两饷银最后去了哪里？云南都督府拿来做了筹建富滇银行的资本金了。后来富滇银行发行钞票，信用卓著，支撑护国军征战西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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