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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志编纂问题 对于村志编纂，方志界过去的主流观点和修志传统是：“编写村志多为补省县遗漏，而且该村一般具有值得修志之条件（如经济发达、交通要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等）。但政府对修村志不提倡，因为全国范围内自然村数量数以万计，如每村皆修志，那不知要投入多大的人力、财力。故有人提出，除历史上特别有影响的少数村庄（如金田村、翠亨村、韶山冲、西柏坡等）可考虑修村志外，一般村庄都不需要编写。”也有人提出，村庄是否值得修志，应掌握五个标准，“名”、“古”、“特”、“富”、“大”，一般来说，这五个条件缺一不可。 方志乃一方全史，修志是个大工程。中国村庄数量众多，如每村皆修志，需要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我们过去的经济社会条件，确实不现实，而在变迁缓慢的农耕社会，也没必要。这是过去国家对编修村志不予提倡，村志编纂始终处于民间自发状态的重要原因。应当说，在每村皆修志条件不允许，也没必要的前提下，我们选择一些更具修志价值和意义的村庄来编写村志，是合情合理的，这无可厚非。 但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是，世易时移，现如今，我们还能否继续任其处于民间自发状态？志书编纂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变迁十分缓慢，王权又止于县政，以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每村皆修志，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况且族谱还兼具部分村志功能，村志编纂处于民间自发状态，合乎情理，问题也不大。但今天，我们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高速发展，乡村变迁加剧，中国大地到处旧貌换新颜，每天都有许多新城区拔地而起，每天都有大量老村庄成为记忆。恰如崔健在歌中所唱到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太多的社会变革需要我们去记录，有太多的文化记忆需要我们去抢救，民间自发状态下的村志编纂，成果难以预期，质量难有保证，已难以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李培林2016年在为《中国名镇志丛书》作的序中也指出：“按照我国目前地方志行政法规，国家各级地方志机构的法定职责是编纂省、市、县三级志书，并不包括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志。这种规定，一方面可能因为全国有数百万自然村落和数万乡镇，全部实行官修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国历史上就有'皇权止于县’的说法，县以下的民间社会历来是一个自治为主的领域。然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在基层社会的乡镇、村落、家庭领域更为深刻。作为'乡之首，城之尾’的镇，逐渐被日益崛起的大都市淹没了光彩，村落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天都在大量消失，农村家庭的小型化、空巢化趋势非常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留得住历史文化记忆和乡愁，如何把修志的工作向基层社会延伸？” 李培林在序中同时指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决定启动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我国目前有4万多个乡镇，全部修乡镇志还不具备条件。中国名镇志丛书选择的是传统文化名镇、历史军事重镇、革命历史名镇、民族特色名镇、特色经济名镇、旅游景观名镇等类型的乡镇，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国乡镇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标杆意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组长王伟光也指出：“启动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是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形势需要、适应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需要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志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启动，大体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思路。李培林2015年4月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第二轮修志是我们的法定职责，编修乡镇村志、发掘乡土文化资源是我们的自选动作。这个自选动作，是大势所趋。现在中指办已经在财政部立了一个项目，叫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今年中指办将推出第一批，如果这个工程能成功，中指办很快就会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2016年10月31日，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在安徽绩溪正式启动，并于2017年12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推出了首批《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丛书》26部。201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强调“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这是目前国家在村志编纂问题上，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划的最新和最大力度。 显然，这种顶层设计背后隐含着以下两方面的思考：一是认为中国村庄数量太多，村村都修志，全部实行官修，目前条件仍然不具备，因而作出“指导有条件的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以及“开展部分有条件的村志编纂”的制度安排；二是认为完全任由村志编纂处于民间自发状态，的确也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作出“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工作规划，选取一些有“名”的村庄来编写村志，在选取村庄的时候兼顾典型性和代表性。 应该说，国家这种工作安排，更多地是考虑到政策的稳妥性、渐进性和可落地性，相比之前任由村志编纂处于民间自发状态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目前这种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划的力度，仍不足以应对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村庄的“文化抢救性”的村志编纂问题。譬如，如果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庄不是有“名”的村庄，如果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庄被认为“没有条件”编纂村志，就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的自发修志，而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且到底何谓“有条件”、何谓“没有条件”，国家相关文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和判断的标准，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就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实，当今时代，经济发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科技昌明，毋庸置疑，我们的村志编修条件，相比明清汪永安、沈葵他们，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如果硬要说哪个村庄不具备修志的条件，缺的，恐怕只是汪永安、沈葵他们身上那种儒者良知、公益之志，那种前赴后继、矢志不渝的精神，那种10余年奔走采集、孤灯独对的勇气！ 明末清初定居于诸翟的平阳汪永安（字叟否），有鉴于该村往迹“俱在苍茫明灭间”，若不志之，恐将泯轶。乃决意“网罗旧闻，条列体例，考之志乘，询之村耆”。终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草成《紫堤村小志》一书，全书3卷23目，10万余言。其后，寓居此地的东阳沈葵（字心卿），以《紫堤村小志》草成迄今已有100余年中断，“其故老之前型，乡村之遗事，已几渺不可溯”，倘今再不续修，则后人更难求其遗绪。遂毅然以衰龄老弱之躯，独任增补续修之事。在《紫堤村小志》原有基础上，“就童时所闻诸故老，且采诸各家遗编”，穷10余年之功，终在咸丰六年（1856）增补纂成《紫堤村志》，全书扩为8卷42目，20余万言。从《紫堤村小志》到《紫堤村志》，前前后后138年，草创者汪永安，增修者沈葵，皆为流寓诸翟的外姓耆宿，一无经费可资，二无修志机构支撑，其得以纂成，全凭他们的儒者良知，毫无私利之欲，勤于公益之志和矢志不渝之心。 因此，笔者以为，只要我们有汪永安、沈葵他们身上的这种勇气和精神，只要我们“有心”、“用心”、“齐心”和“恒心”，以今时今日的经济社会条件，村村皆修志，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在“村落终结”的狂风暴雨下，村村皆修志，也是非常必要的，从村志资料的搜集特点来看，更是非常紧迫的。正如毛曦、董振华、王新玲、王建设等人所指出的，“虽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村志编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省、市、县志的系统编修相比，村志编修并未纳入国家及各级政府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当中，也缺少专项资金的支持，因此长期处于一种自发状态，随意性较大。......到目前为止，与全国庞大的行政村或自然村的数量相比，已经编纂的村志数量可谓沧海一粟。新时期的村志编修工程应该覆盖全国，包括所有村落，做到村落无一遗漏，每村都有村志，从而通过这一文化工程，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正在不断消失的村落文化信息保存下来”，“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村志未列入整个方志编修序列，目前村志的编纂多属自发行为、各自为政，因而亟需各级政府的有力支持。就像省志、市志、县志，应将其纳入政府工作范畴，尽快完成由提倡到规导的过渡。加大村志修编的宣传舆论导向，营造村志修编的氛围，宣传村志修编的重要意义，发动、号召村民关注、村民支持、村民参与。各级政府应出台有关条例、办法，从组织、规划、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村志资料大部分都是从走访村中老人所得。而能记住新中国成立前发生的事的老人年龄已很大。如果他们去世，村中的资料就很难收集。......所以，编写村志有紧迫性。......村志编写很有必要，应尽快启动”，“村史古已以往，近亦失记，年轻一代知之更少，留待日后才编写资料难以采集，现趁老一辈还健在，还可以难中取易，因此编志当务之急”。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要真正彻底达到“文化抢救性”的目的，村村皆修志，还最好是自然村“村村修志”，而非行政村“村村修志”。因为自然村是历史上人们自行聚居自然形成的，是历史传承形成的，是土生土长的，它们才是乡村文明的真正载体、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这也是广东省2015年选择启动对全省18万个自然村开展历史人文普查的重要原因。现实中行政村往往是由好几个自然村组成的，如果我们只是选择编修行政村村志，限于志书的篇幅，对各个自然村情况的撰写只能是粗略的、不全面的，其“文化抢救性”的意义显然是不彻底的。而我们也已经没有时间去一步一步从行政村“村村修志”推进到自然村“村村修志”，我们需要一步到位，最好直接开展自然村“村村修志”。 为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政府部门应当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快将村志编纂全面提上工作日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机构设置，进一步加大对村志编纂的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划力度，将村村修志，最好是自然村“村村修志”，纳入国家第三轮修志工作规划，同时加强对自然村“村村修志”重要意义和紧迫性的广泛宣传教育，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村村修志的良好氛围，尤其是要优先保证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村庄的村志编纂，力争在第三轮修志工作中实现“村村修志，村村有志”。 四、村村修志建议 村村皆修志，全部实行官修，并非就一定要政府全部大包大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应该充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构建一种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的村村修志工作机制。李培林2014年9月在山东省史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闭门修志已经适应不了形势发展需要了，要把各部门行业、大学、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民间力量等吸引到地方志工作当中来。” 首先，要顺利实现自然村“村村修志”，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如有人就指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省、市、县三级每20年要修一次志，但对编修乡（镇、办事处）村志并未提出明确要求，因此多数村庄都没有村志”，“近年我国经济发展飞速，许多村庄都具备了编修村志的条件，而真正启动村志编修工作的村庄却不多。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部分村庄的干部对村志编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愿大量投入人力、财力；多数村庄既没有完整的档案资料，又缺乏能担当编修工作的人才”。同时，也有人指出，“政府组织的村志编修模式，具有动员范围广、成书效率高、内容较为全面、体例较为规范等优势”。为此，要顺利实现自然村“村村修志”，要想切实保证村志编纂的质量，须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各级政府应尽快将自然村“村村修志”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将自然村“村村修志”纳入第三轮修志工作规划，适时增设乡镇、街道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如乡镇方志办、街道方志办等等，以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为依托，发动、组织、指导、督促、培训本行政区内的村志编纂工作，实现村志编修全覆盖。 其次，要顺利实现自然村“村村修志”，还需要市场机制的参与。村志编纂，从资料搜集到村志撰写，费时费力，工程浩大。村村皆修志，全部实行官修，仅仅依靠省、市、区、县、乡镇、街道等官方修志机构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为此，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项目公开招标的途径，将村志编纂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也应作为重要的补充手段。 最后，要顺利实现自然村“村村修志”，更有赖社会力量的支持。村志编纂，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从启动到完成，往往要花上好几年时间，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人力方面来看，如上所述，村村皆修志，全部实行官修，仅靠省、市、区、县、乡镇、街道等官方修志机构工作人员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在村志编修过程中，除了要依托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的力量之外，还应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如档案局等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老干部、专家学者、学校老师、在校大学生、有一定文化的村民、热心修志的社会人员和青年志愿者等等，在对他们进行定期培训之后，让他们参与到村志编修中来。从财力物力方面来看，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广州地区，仍有部分村庄因为经费问题无法启动村志编修”，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为此，一方面，作为托底和保障，村志编纂的经费要纳入乡镇、街道一级财政预算，当然，也可以考虑有人提出的“省、地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五级承担”的办法，以确保村志编纂经费的落实；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不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建议所有村志在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之前，应先行利用政府公告、宣传广告、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QQ、微信等各种媒介，积极向全社会，包括个人、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公司企业等等，争取钱、物、村志资料等方面的捐献捐助。所得捐献捐助，应全部优先用于村志编纂，如所得捐献捐助已足够支付村志编修出版所费，则不得再申请使用财政所拨专项经费。同时，从社会所得的全部捐献捐助，应由政府部门逐一登记在册，并保证其被合理合法地使用，整个过程应公开透明，接受全社会监督，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形成“全民修志，志为民修”的良好氛围。 总之，有道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主义真，铁杵磨成针”，只要我们“有心”去做，“用心”去做，“齐心”去做，“恒心”去做，“村村修志，村村有志”，终究是可以实现的。时代发展了，经济进步了，村民们物质上比过去更富裕了，但是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村庄却要“消失”了，借用乔方辉的话说，如果没有村志文化载体的传承，“纵使村民的腰包装得再鼓，宅院建得再高档，祖坟修得再豪华，但在乡土历史文化的原野上，他们仍是手足无措的'失地者’；在精神和灵魂的寄托上，仍有无处依凭的感觉”。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２期。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由黄建安先生授权在“新越绝书”微信平台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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