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执简驭繁 清初学者金鋐《福建通志·序》中，论述了史与志的区别，他认为“志者，一方之史；史者，天下之志。”其区别在于详略不侔、繁简不侔、巨细不侔。他说:“故史有與地，志亦有地。乃史止及名山大川，而志则峰岩石峡溪湖滩地，无不备载”；“史有食货，志亦有食货，乃史止及户口田赋，而志则盐钞鱼课、草木禽兽，无不毕登”；“史有列传，志亦有列传，乃史止及贵官大僚，而志则孤芳幽德、贩夫牧妇，无不尽采”；“史有艺文，志亦有艺文，乃史止及名疏硕议，而志则论叙碑铭诗赋传记，无不遍辑”。结论是“修志之难于修史”。这就是说修志之难在于内容繁复，而如何使志书做到简而明，古人说：“操觚之士，有志史裁，欲得博观约取之道。”所谓博观约取之道，也就是要做到执简驭繁。 清代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指出：方志“所尚者简明，而杂冗则愈晦。然简明非可强而能，心识之明，心之专，偏于奥迹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后辞可约焉。其博引而无折中，乃无识而畏难苟且以自便之术耳。故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博引以为富，而无所折中，犹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约焉，即各致其美，而于体例已不一矣。”指明要想做到简而明，必须要遵循体例，学会折中。 新志编纂之初，宣传地方志为＂一方之全史”，或誉之为“百科全书”，并有把“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奉为志书的编繁规则，无形中给新志编纂者留下“宁勿简”的印象，使志稿内容普通存在“多多益善”的现象。 历史不可能装载全部细节。无论志书何等详备，一部省志、市志、县志，也只能举一地之自然与社会大端。 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说：“方记载，有宜详者，有宜略者。志山川宜详脉络源流；志地理宜详扼塞夷险；志政教宜详得失利弊；志民生宣详疾苦创夷；志风俗宜别邪正淳漓；志掌故宜別旧制善否；志财赋宜详民力负担；志食货详生计荣枯；志人物宜善不掩恶，勿详个人琐事；志金石宜略记大凡，勿以文字考据；志名胜宜纯作自然，勿作诗文点缀；志艺文宜著录典籍，勿羼文字篇章；志实业确登实况，勿为凿空之谈；志故事宜剪裁取舍，勿骛多多之善。”虽然寿氏之说，陈理偏严，但对于掌握执简驭繁之法，有借鉴意义。 繁简详略都是相对而言的，是不能单纯从字数方面衡量，它既包括形式方面的“繁”与“简”，也包括内容方面的“繁”与“简”。 形式上的执简驭繁，主要是尽可能地做到层次清楚，结构简单，不搞成床叠屋式的篇目，一般来说，省志有4—5个层次，市县志有3—4个层次即可。 内容上的执简驭繁，全在于剪裁之功。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凡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没有资料价值的“辞人杂纂，月露浮文，米盐琐事”，应尽量减少。(2)凡是有同样性质书篇传之于世的，如近年编纂的《地名录》中内容，也不必尽量地移入，专设《地名志》，这叫做“政有专司，书有专职”。(3)凡是一事物宜集中记述，首尾毕具，不可四处散见，如出现不可避免的交叉，应各有侧重，或详略互见。（4）凡记述某事要追本源，当受地域、时限的约束，不必无限地追溯下去，如记佛教不必追述释迦牟尼如何创教，记基督教不必追述耶稣蒙难。(5)凡记述制度，交代背景，事涉通典，尽量简约，既要“神驰全局”，又要尽量使之地方史实化。(6)凡记述同类事物，应当有个基本规范，尽量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7)发挥图表作用，使之文表结合，文简事丰。古人视运用图表为执简取繁之法，故有“一图胜千军”“一表胜千言”之说，但图表宜精不宜滥，如果太滥，不仅起不到设图表的作用，反而还会要影响阅读的效果。如果凡表皆一表，不是根据志书记载的需要而设计，会被人讥为“胥里文移”。 (六)详今略古 编史与修志的时间观念不完全相同。方志详记一方之事，要求详今略古。史书则采取分期立篇，平均叙述。志虽然需要溯源循流，但侧重当代，重于现状。清初学者杨春在《上一统志馆总裁书》中曾论述了详今略古的原则。他主张前代史事”“仅书其大概”，本朝史事应“详而不冗，简而不漏”，“前代战攻屯守，毋容述之过多”，而现今的防守要地“宁详毋略”。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说过：在古今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夫宁重文献而轻沿革”。“文献”是指现实资料，“沿革”即历史演变。管世铭也说:“人情贵古而贱今，独于撰郡邑志则相反。”可见详今略古是我国修志的传统之ー。 后世修史，当代修志。当代人修当代志，对现实资料如不及时搜集并载入志书，年深日久，湮没无闻，后人将无从考知今天的情况，自然起不到“存史”的作用。故称之方志“一代失修，千载难补”。同时，只有详今略古，现实内容详细，才能反映出时代的特点，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历史的发展，离我们越近，就和我们现实生活的关系越密切，对当前工作也就越有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应把内容的重点放在近代、现代，特别是当代事业上。 详今略古，不是弃古，并且是就志书的总体而言，具体到各个门类，情况是千差万别。有的门类，兴于当代，无古可觅不要硬湊；有的门类，因为不说清楚过去，不足以说明现存的事物，则需要详细占有历史资料，如历史沿革、文物古迹等。所以，运用详今略古的规则，要作具体分析，也是不可“一刀切”的。 什么叫古？什么叫今？有人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不好划分。古今的概念确实是相对的，近者为今，远者为古，若从新志编修划分“今”的概念层次的话，第一层次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二层次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三层次是辛亥革命以来，再往上就是鸦片战争。当然不是说修志不需要历史材料，相反利用修志之机，把本地散失的历史资料加以收集、整理，是件大好事，无可非议，但是要“爱古而不薄今”，薄今成了问题，直接会影响到志书的质量。 在新编方志中，也有另一种倾向，记今弃古，他们主张把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记清楚就行了，使许多事物沿革不清，脉络不明，从而无从查考，相对降低了使用价值。这也是有违于详今略古之编纂规则的。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无古就无今，续志记的是断限期间的事，弄得不好就形成有今无古，若设置“史略”，简要记述上限前的历史发展脉络，仍可保持方志古今皆备、详今略古的格局。 本文由欧阳发先生授权在“新越绝书”微信平台发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