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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卢铭安 前文回读： （一）与地下党的交往（二）周恩来心目中有他 自从包玉刚与卢绪章在重庆的“外汇倒腾游戏”风生水起后，包与有着红色钱袋子雅号的广大华行形影不离。1944年，广大华行与民生公司卢作孚， 全国商会会长王晓赣等工商人士组建民孚企业公司，该公司21人的董事会，包玉刚以认3000股为董事，其中有6位董事是中共第三条隐秘战线的财经精英，分别是广大华行的创始人卢绪章、张平、吴雪之、杨延修，民孚企业公司的总经理由卢绪章同志担任，副总经理为吴雪之。而上海地下党总头头刘晓，以关勒铭钢笔公司副总经理持有十万股。 还有金融精英龚饮冰以上海建业银行总经理持十万4千股，还与其夫人负责上海三处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讯联络工作，其中之一即为后来献身革命的李白所负责的电台，“民孚”真可谓是当年国统区的红色地下堡垒。 1945年 4月，广大华行由卢绪章、杨延修、郑栋林、张平、舒自清等出面联合包玉刚、英再僧(英饮冰／龚饮冰)在重庆市民族路特一号发起设立永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托、代理及投资工矿事业和代理保险等业务。由此可见，包玉刚对中共开设的广大华行及高层负责人相当熟悉和了解，不然不会合伙办企业，经商赚钱，或者是自己人。 其实，在抗战胜利不久，27岁的包玉刚就在周恩来心目中挂上了号，择录一段卢绪章的回忆： 记得那天傍晚，我到周副主席住处时他还没回来。一个穿着朴素，面容温和的干部陪我聊了一会天(后来才知道是王若飞同志)。直到晚上12点，周副主席才回来，他先是精神专注地听我汇报。我向周副主席着重汇报了三项内容： 1.舒自清同志已在纽约成立了“广大华行”的分行，且与美国施贵宝药厂建立了为其在中国销售西药的总代理关系，今后“广大华行”的总部移到上海就能大做西药生意了； 2.“广大华行”已在美国买了一批药，并已运抵印度的加尔各答，原拟再运到重庆，现形势变化，想干脆直运上海，以尽快占领上海的西药市场； 3.通过包玉刚的关系，已获准“广大华行”人员可乘国民党第一批军用飞机回上海，我们准备趁机及早派员去沪建立总行，以树起美国西药总代理的牌子。 一一卢绪章：你要象八月风行出污泥而不染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5日10:33 人民网。 很遗憾，卢的回忆没有显示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对包玉刚的反应，看来周副主席对包玉刚并不陌生，卢将地下党员舒自清和包玉刚情况并列向周副主席汇报，印证卢绪章之前肯定汇报过包王刚是广大华行多次合作的可靠伙伴，要么卢绪章不便透露周恩来对包的讲话。 1946年，“保险界十三太保”的过命情谊也派上了用场，程恩树还与包玉刚、张仲良一起投资大信保险公司做董事（陈干青为董事长、茅子嘉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曾渭作监察）。 抗战胜利后，包家住入上海武夷路466弄2号，包玉刚在延安东路9号开设中国工矿银行上海分行，自任经理。因善于策划，精于管理，信誉和业务蒸蒸日上。1946年5月，包玉刚因受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赏识，被推举为上海市银行襄理，不久提升为副经理，在其运作下，银行规模越来越大。更进一步与广大华行扩大合作， 于此同时，包玉刚建议父亲包兆龙在上海华山路春光坊创设海京造纸厂，与嘉兴民丰造纸厂联营，改为国丰造纸厂，董事长为“造纸大王”金润庠，包兆龙任副董事长，包玉刚任该厂董事，生产规模和经营范围日益壮大。 金润庠在抗美援朝期间代表民丰、华丰两家造纸厂向国家捐赠三架战斗机。 据曾任广大华行副总经理，革命老人杨延修说：“抗战结束后，包玉刚在上海市银行任副经理，进一步与广大华行扩大合作，互相投资对方企业，如天宝银楼、民丰造纸厂、民孚实业、民安保险、中心药厂等等，直到 1948 年下半年 ...，” 从“等等”两字做判断，包玉刚就是广大华行的自家人。 由此可见，包玉刚不仅与中共开设的广大华行合伙办企业，他还像上海人一样蛮喜欢轧闹猛，1948年4月，广大华行与囯民党中统头目陈果夫合伙创办“中兴制药厂”时，在下列的药厂奠基仪式的签便上，留有包玉刚与陈果夫，卢绪章，杨延修和吴承康(吴雪之)等人的签到墨迹。
1948年下半年，包兆龙卖出国丰造纸厂股份，携带资产，先期离沪赴港，包家按规矩向包括广大华行的股东们打过招呼，包玉刚是否与包氏家族一起离开上海，还是分别赴港已不重要，关键在于他做出这一重大选择与下述文段中，卢绪章劝说包玉刚去香港发展绝对有关。对这一人生艰难选择，包在回答长女提问时，一槌定音：“其实，我一直很犹豫，还是卢家伯伯帮我下了决心！” 这位知根知底的大哥不仅助包下了决心，还为其摆明了人生奋斗的崇高目标，据包陪庆的回忆： 1948年元旦后的一天，卢家伯伯来到我们上海的家，关上书房门，轻声对爸爸说： “玉刚啊，我准备近期将广大华行迁往香港。” “哦？！”爸爸有些意外。 “玉刚，你是个有见地的人，我只劝你一句，当机立断，不要犹豫。” “三阿哥，你了解我的心吗？我想留在银行，是想用自己的才华、能力为国家做事啊，无论谁领导国家，总要办银行嘛！” “我当然了解你的心了！”卢家伯伯说，“不过，我看你最合适是到香港去做生意，当资本家！赚了钱，也一定有机会为国家做事嘛！” 沉思中的爸爸终于默默地点头。 从历史中回顾，当年中共对香港的战略定位简直天衣无缝，无论是广大华行的南迁，南洋商业银行、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的成立，香港的中国银行、招商局等一系列中资企业的留港，以及派遣党内外人士赴港创业，尤如围棋博弈的先手一着，在新中国初期破除西方势力的封锁和经济建设都获得战略战术的胜利，同时也为30年后改革开放，打造了引进外资和技术的绿色通道。 这是包玉刚第一次赴港，包陪庆句中提到的档，她应不知档的名称或内容，无论什么，这档必须由信得过的包玉刚随身携带，是否推荐之类书信，或其他需要保密的信件，已无法考量，然而，此次包赴港时间上来看，印证了叶小纲所谓的包为香港地下党开会当警卫之事（见前文所述）。 紧接着，包玉刚回沪后，包陪庆的回忆： “爸爸带着行李，妈妈抱着不到一岁的二妹，佣人阿英抱着两岁多的我，二妹的奶妈没有跟来香港，全家一同登上飞机。当时的我，一点都不能理解爸妈为什么要紧锁双眉，更不懂什么是背井离乡的凄凉。 “过了一年，阿爷和阿娘（宁波人称祖父祖母为阿爷和阿娘）和两位未婚的姑姑也来到香港。一大家人全都住在西摩道（在香港岛的半山区）⋯⋯。”
1948年，包家二代人先后住入香港岛半山区的西摩道。不久，包玉刚就很快与上海赴港朋友创办了一家“新联贸易公司”，做起进出口生意，包玉刚亲自也多次派人前往广州联系业务，帮助国家进口被美国封锁的钢材、棉花、黄豆、药品等紧缺物资。这些小打小闹的生意，加之包玉刚原有的申港穗人脉关系，对他来说这门生意简直是轻车熟路。 1954年，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首次发行建设公债时，包玉刚立即自觉自愿认购港币数十万元，与此同时，他开始盯上船务生意，搜索有关海运资料，经过充分的准备，毅然决然做起航运生意。 1955年1月11日，环球航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成立后不久，还没等过完春节，包玉刚就离开了香港，前往伦敦购买船只。到了伦敦，货比三家，最后用16万英镑买下了已经有27年船龄、载重8700吨的烧煤船，该船直航日本，经过一番整修后，改名为“金安轮”，随即出租给了日本山光汽船公司，租期9个月。 1955年7月30日，“金安号”正式起航。包玉刚就此开始走向“世界船王”的通道。在公司发展初期，香港航运业已经有多家巨头，有英资的怡和，太古和美资的旗昌等轮船公司，还有华资上海邦的董氏，赵氏和蓸氏等家族航运企业，但是他毅然闯入陌生的行业，充分发挥自己独有的银行经历，打破了造船不获得银行贷款的传统，利用日本造船厂开具的信用证LC（Letter of Credit），向汇丰银行借钱，再向日本造船厂下单，再获得LC。如此借鸡生蛋的循环代贷模式，使他的环球航运有连续不断的快速发展的空间。 不到几年功夫，环球就以6艘货轮在香港航运市玚站有一席之地。 从1962年，包玉刚在日本首订1.8万吨“东樱”号货轮。1969年，包玉刚旗下的油轮新篇章由他第一艘巨型油轮“世丰”下水翻开。此后，他先后订造了20万吨以上的油轮达57艘，总吨位达1000万吨以上。此时，包玉刚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船王。到了1974年，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船运载重达1300万吨左右，拥有200余艘船。此时的环球航运集团拥有船只吨位明显超过世界其他十大船东，随后第二名是日本三光公司600万吨，可谓第一和第二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刚从1956年包玉刚创办环球航运集团起，虽然当时在香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孙文敏，卢孟野，和香港的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后来的该公司代总经理张先成、副总经理俞敦华等同志都是原广大华行老同事。因此这些香港红色人物不仅是包玉刚的老熟人，还是有着多年交往，互相信任的好搭档。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之间不见有公开的财经业务的交集，除了他一直在事业上单打独斗与西方政经世界周旋外，包玉刚仍然保持着与昔日的伙伴的关系，当然，像孙文敏等人仍然在做朋友的统战工作，有时开展统战是要保持隐私的，至于内涵就不得而知，点到为止，腾出无限猜测空间太有意思。 孙文敏与包玉刚的工作交往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因为包玉刚最敬佩的“三阿哥”突现香港，自从49年后，包时刻关心着卢绪章等，当年在烽火年间一起打拼的好友走向。没想到1964年，卢绪章出国访问欧洲，归国停顿香港，在《我的爸爸包玉刚》有这样一段描述： 爸爸妈妈带我去宾馆看卢家伯伯，拿了一些糕点糖果，请他带给卢家妈妈和孩子们吃。卢家伯伯似乎生分了很多，不再像过去在上海时那样笑容满面，只是刻板地说：“国内东西虽然少，但还有吃的。”又推说自己行李已经太重，“你们的心意领了，东西不用带。” 最后临分别时，他和爸爸握过手后，说：“玉刚老弟，听说你加入了英国籍，我真的好生气，好失望！”“其实只是为了谈生意方便……”爸爸想解释。“加入英国籍，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不用解释，只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永远是中国人！” 包陪庆只是听到而回忆了上述的卢包俩人的对话，应该还有她不应该听到的内容，想想当年连卢太太都不知丈夫是地下党，还怀疑卢绪章忙于工作是有外遇。 好不容易，包玉刚与卢绪章有了正式联系。谁也没料到，1966年发生了WG。香港报纸长篇累牍报导当时情况，天天有人被打倒，报纸上再也找不到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的名字。香港也人心惶惶，尤其是像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等些中资企业的老熟人，在大街上相遇，不是迅速躲避，就是如同陌生人擦肩而过。 期间，包玉刚仍然设法打听卢绪章的消息，然而只是在香港新华社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找到一个国内来的熟人，打听“三阿哥”情况，那人含糊其词，表示卢部长身体不好，还未被打倒。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让世界船王进入深深的沉思，包玉刚发自内心尊敬他，尊敬这位在国际交往中不卑不亢，永远维护中国人尊严的伟人。尊敬这位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一想到周恩来总理生前任劳任怨，死后还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这种非凡的胸怀和气节。沉思中是否会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能亲自见到周总理一面，甚至聊上几句，甚至还想到，周副主席在重庆时，为何“三阿哥”不引见自己进入“红岩村”，即使在远处望一眼总理那时的帅气外貌，也能补足自己的悲痛和遗憾。其实，那时，卢绪章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到过包玉刚，也知道他是八路军的金融操盘手，而船王本人是否知道这一切，己无人知晓。 那天，周总理追悼会现场转播完毕，电视台播音员宣读参加追悼会的名单，包玉刚从周恩来生前好友报播中，听到一个既熟悉又久违的名字：卢绪章。 1976年是中国社会的转拆点，国家开始步入正轨，在这喜欣的日子里，包玉刚的航运事业也更上一层楼，本人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及日本天皇授予勋章、奖章。 同年10月，一场动乱终于结束，包玉刚萌发了联系卢绪章的愿望，身在香港的船王觉得这时是他报答祖国的切好时机，与25年前相比，自己和环球航运集团己有能力为囯家和故乡尽力了。 那年包玉刚虽然极为想念三阿哥，但是，他总抑制着自己思念之情，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只顾自己的心情，不经意中因“海外关糸”伤害表哥卢绪章。 想联系“三阿哥”的愿望出现了曙光，1977年10月2日，总设计师在京接见香港希慎兴业有限公司老板利铭泽时，曾说了以下这段话：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与北京不少国家领导人有深厚交往的香港大亨利铭泽访问北京归港，包玉刚立即与他会面，希望获得一手消息，从而了解中国政治状况，在请利铭泽先生吃饭时，利先生非常理解包的心思，见面就兴致勃勃地说：“我看中国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接着，他详细讲述了邓小平在会见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侨胞、华裔、港澳台同胞时的讲话内容。 而利铭泽给他的 ... 利铭泽是共济会的中坚人物，加上「共产党的老朋友」的身份，普通香港人只知利氏是“铜罗湾地王”，比李嘉诚还有名的大富豪，其家族充满神秘色彩，属于可以游走于中英之间的重要「中间人」。据包陪庆回忆，吃完饭之后，包玉刚就罕有地兴奋、不停地向妻子重复地讲：“秀英，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终于又能见到三阿哥了！” 经常看谍战片的人，听得懂影片主角脱口而出“回家”两字的确切涵意。 这次包与利的“饭局”也是俩人的在香港回归前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包玉刚之后「弃舟登陆」的决定，和当天嗅到中港政经形势急变，大有关系；当时另一位船王董浩云，不知道是不是和台湾关系太深，以至于转身速度较慢，引发自身公司在世界航运危机中差点倒闭。
当然，20世纪70年代开始，包玉刚就决定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他和香港另一富商与英资怡和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九龙仓收购战”，包玉刚调集了20个亿而获胜的故事，成为一个传奇。 包玉刚的九龙仓收购战始于1980年6月19日，结束于当年6月25日。九龙仓属英资怡和集团，70年代的香港，华资财力单薄，怡和只持有5%的九龙仓股票就控制了这家公司。随着香港地价上涨，华资房地产实力快速增强。1978年9月，华资包玉刚家族已拥有20%的九龙仓股份，包玉刚作为大股东进入九龙仓董事会。英资不甘心其地位受到威胁，1978年12月，怡和系置地公司持有九龙仓股份也上升至20%，数量与包玉刚接近。这场股权控制战明争暗斗了近2年，终于1980年中落下帷幕，也标志着香港商界进入了新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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