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少年（5）

文/张朝金 （陕西）

开学在即，父亲强打精神，拖着病恹恹的身子（父亲确诊胃癌晚期），把二哥上中学用过的木箱子拾掇拾掇，换了两扇崭新的合页和扣环，又用油漆粉刷一新。母亲挑灯为我缝制了一身新衣裳，还特意缝了一个背干粮的口袋，母亲戏谑为“讨饭布袋”。还抽空拆洗了二哥上学用过的被子，精心筛了上灶需要交的玉米榛子，又起早为我烙了一个香喷喷的大锅盔。

该上学走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门，母亲搀扶着父亲送我到村口。大哥挑着担子，一头挑着装满玉米榛子和干粮的木箱，一头挑着棉被和上灶需要交的柴火，一直送我到洛峪河下游，十五里外的中村中学。到了，再三叮嘱我：“兄弟，要好好学习，不负家人。”

走进学校大门，只见学校中央大厅，高高悬挂一幅毛主席遗像，和“继承毛主席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挽联，显得格外肃穆。大厅两侧场地上，麦草搭建的防震棚鳞次栉比（唐山大地震不久），如同营房一样，整整齐齐。新生防震棚预留空地上，用白石灰划了许多四四方方的格子，标明了具体班级。

新生入校：一是吊唁毛主席，二是搭建防震棚。10个人一个棚，寄宿生自己动手搭建，做为临时宿舍。然后，铺上一层稻草，两个同学一拼，一床被子铺底下作褥子，一床被子盖上面做被子，打对头睡着，晚上棉被裹得紧紧的，如同蚕宝宝似的，防震棚就成了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家”。

开学了，既没有教室（临时在室外上课），也没有课本，仅有同学们各自准备的不够统一的作业本，纸张有黑的、有白的，装订有浆糊粘的、针线缝的，还有铁钉钉的，五花八门。往往老师在黑板上写一遍，同学们往作业本上抄一遍，誊抄的教案即是作业又是课本。

好不容易有了课本，却是“暂编教材”，打开课本让人目瞪口呆，不仅装订粗糙，残缺不全，还错误连篇。

上课时，抬一块黑板，放在教室屋檐下，老师首先需要和同学们一起校对教材，一堂课需要大半时间进行校对，进度赶不上了，老师就虎头蛇尾地说一句：“后面的同学们自己看”，草草收场，下课了事。

同学们普遍感到有“学一漏十”之憾，好学的娃主动求教老师，不学的娃破罐子破摔。于是，高下立分，渐渐差距也就越拉越开了。

1978年，高二新学年开始，教学气氛有了明显改善。“改变教学方向，提高教学质量”被提到议事日程，校办农场和校办工厂明文叫停。学校重新组织统考，划分甲乙丙丁“快慢班”，紧接着全县遴选“尖子生”，成立“尖子班”。

经过三选两拔后，“快班”成了香饽饽，教学资源向“快班”倾斜，“慢班”沦落到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步，只有班主任尽尽“人事”罢了，同学们也听天由命，抱着“混毕业”的心态混日子。

原本，我是在乙班的，算是“快班”吧，再不济也算个“较快班”。只可惜一场病耽搁了大半个学期，再回来时，已今非昔比，课程被撂开了一大截儿，咋努力也无济于事，撵不上了，只好进了“慢班”。

进入“慢班”，高考推迟到79年夏季，毕业也跟着顺延一学期。眼见努力已无用，我的心劲大减，情绪一落千丈，想着自暴自弃。慢班的班主任方老师，知道我的底子还可以，寄希望于我，常常暗中鼓励我，说：“打起精神，奋起直追，还是有机会的”。

为了培养我的信心，方老师提拔我为“学习干事”，并不断鞭策我：“好好学习”。听了方老师地鼓励，自己也鼓足了勇气，准备咬牙一拼。可能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吧，我的学习成绩有了突飞猛进，也可能是“矮子里选将军”吧，在一群混毕业的“慢班”里，我倒成了特别显眼的佼佼者。

学校评选先进，“慢班”总是非我莫属，我接连被表彰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并光荣加入了期盼已久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胸前团徽熠熠生辉，提振了我的士气，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心和夺魁的勇气。 我也暗暗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冲刺高考。

最终，因学习“欠账”太多，无缘“金榜题名”，遗憾的名落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