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甲骨卜辞里为何从没有“夏”字？（解惑）

文/柴克东

按照文学人类学派的观点，小传统对大传统既有延续的一面，又有严重遮蔽的一面。所谓延续，是指小传统的一切文化基因均源自大传统；所谓遮蔽，是指小传统的文字符号对大传统文化具有筛选、过滤或加工改造的功能。以“商人抑夏”和“周人尊夏”为例，商人由抑夏而在卜辞中拒绝保留有关天、天命的信息，并运用神话加工方式将夏人的至上神天神及其部落首领塑造成狼狈的失败者形象；以“有夏”自称的周人，则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延续了天、天命信仰，并对商汤灭夏的历史进行委婉地抽象化叙事，以此突出文王作为天命接受者的合法性。由此现象，启发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是：古文字学家在卜辞中苦苦求索而不得的“夏”字，是否与天神、天命一样遭受了被遮蔽和贬抑的结局？周人自称“有夏”，是出自文化和信仰的传承，还是别有用心的杜撰？

（一）周人自称“有夏”考

周人自称“有夏”，最早见诸《尚书》。《康诰》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曰“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以下以《康诰》为例，对周人自称“有夏”的动机进行分析。

《康诰》中“区夏”的不同解释较多，皆由“区”字的纷歧而来。旧说多释为“区域”，后有释为“中”，释为“崎岖”，释为“虚”，释为“大”，释为“别”等等。按诸卜辞，当以“区域”说为妥。卜辞“區”字凡6见，释为地名或“区域”则通，释为他意则于辞意不符，如以下辞例：

（3）贞：王其狩区？（《合》685）

（4）口O区其征？在♦卜。（《合》34676）

（5）弜区O？（《合》34679）

第（3）辞的“区”为地名，故该辞是在贞问王是否要在此地狩猎。第（4）（5）两辞中的“区”字，明显为区域意。O和弜是卜辞中常见的商王室附属族群，据此可知，在部族名称后接“区”以表示特定区域，是商代既有的用法。《康诰》中“区夏”一词，也当作如是解。刘起釪先生指岀，不言“夏区”而言“区夏”，是古代词汇的一个表现形式。《荀子·大略》“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文选·东京赋》“目察区陬”，“区盖”“区陬”用法与“区夏”同，因此“区夏”即为“夏族所在的区域”。

再来看“用肇造我区夏”中的“肇”字。古今学者都将“肇”字释为“始”，无人提岀疑义，所以这句话就被理解成“开始建造我华夏地区”。但如果从这句话出现的语境来体会周公的意图，那么将“肇”字释为“始”将显得轩轾难通：“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尚书·康诰》）

在《康诰》中，周公追述文王创业的经过可分为三个阶段：修德以肇造区夏，联友邦以修西土，受天命以殪戎殷。区夏为夏族所居之区域，已见上文。西土即周族所居之陕西故地，《左传·昭公九年》曰：“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戎殷之“戎”字，有释为“大”者，有释为“伐”者，实际上此处当取“戎狄”之“戎”义（详后文）。由此观之，区夏、西土、戎殷分别指称夏、周、商三族所居之地而言。若将“肇”字释为“始”义，则夏族之建造必非始于文王。笔者认为，“肇”字，此处当释为“恭承”或“绍继”之义，“用肇造我区夏”，即“用文王美好的德行，继续建造夏族之区域”，如此则周公的追述从恭承夏族之遗业，到扩大西土之范围，最后一举克商，层层推进，逻辑清晰。

总之，《康诰》以周公追述文王“用肇造我区夏”的事迹，将周人延续夏文化的意图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周公还特别使用了一个具有贬义的“戎”字来形容殷族。《说文》谓“戎，兵也。从戈从甲”，徐中舒先生解释说“古戎族善用戈盾，故称之为戎”。对周人而言，用暴力手段推翻夏族而占据中原位置的殷族无异于戎人。刑天、夏耕之尸神话中的断首情节说明殷人的确有尚武传统。周人既以有夏自称，就必须代替商人而重新占据此“中国”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武王在推翻商人政权后要迫切地在伊洛之间建立都城，实因此地为“有夏之居”，是“天命”之象征。反过来对商人而言，要想彻底摧毁夏人的王权统治，就必须将夏人从此中原之地驱逐岀去。《夏本纪》曰“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尚书·仲虺之诰》曰“成汤伐桀，放于南巢”，鸣条、南巢之地究在何处，迄无定论。但通过刑天舞干戚、夏耕操戈盾立的情节，可推知商人对夏族的征服并不彻底，夏族的神灵及其后裔还在时时威胁于商人。而笃信鬼神的商人必将此种忧患表现于卜辞中，这一信息可能就隐藏在一个名为“西邑”的地名中。

（二）“西邑”考

卜辞中的“西邑”见于以下辞例：

（6）贞：于西邑?（《合》7863）

（7）西邑害?（《合＞7864）

（8）贞：O于西邑?（《合》7865）

出于黄尹？

（9）贞：燎于西邑?（《合》6156）

“西邑”仅见于武丁时期的卜辞，武丁之后，西邑便从卜辞中消失。从第（7）辞的“害”字可知西邑可能会对商降下灾害。由于卜辞中的各种灾害性事件都被认为是由神灵所致，所以西邑显然是一个具有神格的地方神。一旦出现灾难，商王就会举行占卜以确定是哪位神灵作祟，因此第（8）（9）两辞贞问是否要对西邑举行O祭和燎祭，暗示某次灾害可能与西邑有关。那么，西邑究竟指何地呢？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有一篇《尹诰》的竹书，其中“隹尹既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一句，与《礼记·缁衣》“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以及《尚书·太甲》“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所记略同。三处引文均提到伊尹和一个名为“西邑夏”的地方，李学勤先生认为此“西邑夏”与卜辞中出现的“西邑”为同一地名，均指夏而言。台湾的蔡哲茂先生利用传世文献和卜辞进行比较，指出卜辞中的西邑就是夏，而且是夏最早的王都。

卜辞不见“北邑”“南邑”“东邑”，而只有“西邑”，这就足见西邑在殷商时期确指某个特定区域。在传世文献中，西邑夏与伊尹往往同时出现，上引第（8）辞也将西邑与黄尹对贞，而黄尹已被证实就是帮助商汤灭夏的伊尹，这就进一步证明西邑和西邑夏确为同一地名，二者与夏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商王为何要将夏称为西邑？蔡先生引刘桓先生的观点，认为夏朝后期政治中心开始向西转移，西部地区由此被称为夏。这一说法，实有进一步商榷之余地。

笔者认为，《尹诰》《太甲》《缁衣》三篇文献都是站在商人立场来追述商汤灭夏的丰功伟绩，其意义与《康诰》中周公追述文王创业的事迹相同，所以“西邑夏”的称谓与“戎殷”的称谓类似，都含有对前代政权的一种贬抑。只不过《尹诰》等三篇文献的出现已晚至战国时期，距离商汤灭夏相去甚远，而此时即使是商人的后裔也开始使用“夏”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如“夏耕”）。但在武丁时代，“夏”还和“天”“天命”一样，是一个象征前代至高神权的神圣词汇，商人是绝不可能在卜辞中使用这些词汇的。那为什么要用“西邑”来代称“夏”呢？这也许可以从“戎殷”“戎狄”“荆楚”“淮夷”这些称谓中找到答案。窃以为“戎”“荆”“淮”这些前缀是用来表征“殷”“狄”“楚”“夷”等这些部族的发源地。《左传·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对楚灵王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是故荆楚之得名，实因楚人发迹自荆山。以此类推，西邑夏之得名，也当是因为夏部族发源自西邑的缘故。

既然西邑为夏之发源地，那么其地望必定位于殷墟西部地区。蔡茂哲先生认为“夏王朝的故地可能还是主要由琮（崇）侯控制，其地应在伊、洛地区。琮（崇）侯可能是夏裔，犹如周灭商后，封殷之后于宋一样，是一种安抚笼络、便于统治的方式。其后琮（崇）侯为周所灭，夏之后裔只剩'杞、缯犹在’。”笔者赞同蔡先生的观点。《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云：“鲧封于崇。”《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云崇“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又《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崇伯又称鲧伯，故崇、鲧通假。甲骨文无崇字而有鲧字，当做地名，卜辞显示商王经常岀现在此地，第四期卜辞中岀现了“鲧伯”，伯是商王所分封的一个地方首领，因此鲧伯就是鲧地伯一级的首领。

如西邑为夏之发源地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西邑就是鲧地，也就是文献所记的崇地。商汤灭夏后将夏之后裔迁徙至其发源地西邑，于是西邑再一次成为夏人的栖身之所。生活在西邑的夏人后裔在武丁至武乙时期迫于商王室强大的压力，开始积极向商王室靠拢，由此得到封伯之赐。对商王室而言，由于和西邑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于是“鲧”开始取代“西邑”这一含有贬义的称谓。因此，西邑、西邑夏、崇、鲧异名而同地，均指建立夏王朝的首领鲧禹的发源之地。

又据《史记·殷本纪》，纣王无道，醢九侯，脯鄂侯，西伯闻而叹之。崇侯虎告之以纣，于是纣王囚西伯于羑里。据此可知崇侯在殷商晚期已经成为商王室监督西方诸族的一支重要力量。《诗经·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等到文王图“翦商”大业时，位于秦晋之间的崇就成为文王东进的第一个障碍，故先伐之。那么，在秦晋之间是否存在一个被西伯所消灭的崇伯鲧之国？

1985年至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西安东郊21公里处的灞河北岸老牛坡村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共计发掘面积为5000平方米。从地理位置而言，老牛坡位于陕西渭水盆地东部，是古代关中东出潼关，南去丹淅和江汉地区的咽喉要冲，这与文献所记位于秦、晋之间为崇国的地望相符，所以李学勤先生在老牛坡遗址发掘不久之后就指出，就历史地理而言，老牛坡很可能属于崇国。

综上所述，“有夏”和“西邑”异名而实质，是商周之前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王权的夏王朝的代称。《方言》第一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李元昊将自己的国号定为“大夏”，除了宣示自己乃圣人之后外，大和夏连称还有一种夸饰的意味。笔者颇疑“大夏”或由“天夏”而来，甲骨文“天”字和“大”字写法十分接近。天本来就含有大义，商人虽然排斥“天”的天神之意，但却保留了大义，如“天邑商”(《合》36535)就是大邑商。周人由尊夏而延续了天、天命、夏等词汇的神圣内涵，商人由抑夏而用用大、西邑等词汇遮蔽、掩盖了这些词汇的神圣性。由此看来，孔子时代流行的“春秋”笔法，早在商和西周的史官那里就已见端倪。

今天的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于夏史的研究依然遵循着新旧两种思维模式。旧思维模式认为要证明夏的存在，只有通过文字证据；新思维模式则认为夏的存在不必仰仗文字证据，通过考古实物同样可以得到求证。

事实上，正如某些研究所显示的，甲骨文的诞生是商人的占卜传统在商代中晚期理性化的结果，其原始功能仅仅是作为传达祖先神示的一种工具，使用范围非常有限。所以希望通过寻找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来证实夏朝存在的方法，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退一步说，即使夏朝时期已经形成了文字，那也是与商代甲骨文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字体系。因为就甲骨文在商人生活中占有绝对崇高的神圣地位而言，商人是不可能使用前代的文字与自己的祖先神灵进行沟通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字在求证夏史的过程中无用武之地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倡导神话即历史的研究范式转向，首先就是利用古老的文献记载来回溯到文字诞生以前的大传统时代。夏代的特殊性在于，它正处在文字诞生的前夜。尽管商人的甲骨文和周人的铜器铭文大都是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媒介，但在数量极其有限的记载中，我们还是捕捉到了关于夏代的一些蛛丝马迹，文字的神圣性又使得这些额外的馈赠显得无比真实。（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