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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看到中国的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均位于治边传统的主体框架内，脱离对中原王朝治边传统(包括治边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历史上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和界定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研究海疆与陆疆的界定问题，不能离开大的时代背景和治边方面的基本理论，如果没有搞清楚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的边疆观、治边观、治边思想和政策，就很难看出中国海疆与陆疆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次是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和界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原王朝较重视内陆边疆问题，因此陆疆的形成与界定较早，而海疆则是在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受到海洋外部势力威胁(如明代沿海倭寇之乱、清代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的形势下，才逐渐形成和界定的；其三是中国历史上的海疆与陆疆，经历了从含混且游移不定的边徼，到相对明确的疆土再到近代意义上边界的演变过程。现今国际法规定的主权、领土和边界等内容，是根据近代西方国家划分国界的实际拟定的，中国的海疆与陆疆则有自己的形成过程，用国际法照套不完全合适。这也是清朝希望与西方列强妥善解决海洋权益问题，谈判时虽努力向国际法靠拢，但总感到南辕北辙的一个重要原因。进一步来说，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有足够的自信和充分的理由提出建设性建议。我们应加强对中国治边传统的研究，争取来把符合中国传统的一些合理内容补充人国际法，使国际法在世界各国的交往中，真正能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相关国家的正当权益。 关于边疆史与民族史的关系。1949年以来，学界对边疆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30年的研究基本上以民族史为主，这和当时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55个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并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在援助方面较重视少数民族有关。因此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主要是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史出发，较少注意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包括少数民族在源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以及各个时期民族关系的情形等。这一时期的研究体现了中国政府重视民族平等的追求目标，而当时的边疆问题也未像今天这么突出。改革开放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经营实践，需要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资借鉴。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开发史和经营史，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重点也转移到历史上边疆的交通、农业、文教、社会变迁等方面。最近几年边疆地区出现新的情况，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边疆地区形成新的利益格局，民族自我意识也有所增强，这些都使民族关系发生了某些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不安，同时产生了一些利益冲突，兼之美国重返东南亚也带来新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边疆地区新出现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应对东亚地区日益紧张的形势，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上述问题的提出，影响了边疆史的选题和研究的方法。目前较新的一个研究视角，是将历史上的边疆形成与邦交问题以及边疆治理与邻国关系等问题结合进行研究，这也符合在古代较长的时期，中国的边疆问题与邦交问题密不可分的历史实际。 关于边疆治理与边疆内外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民族史、地方史、断代史的研究相比，边疆史的探讨有自己的特点，某些研究成果可为国家治理边疆提供史鉴。总结历朝治边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为研究深层次的问题，仅用传统的考证方法还不行，还要采取中长时段、整体史、比较研究等较新的方法。近几年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是历代的治边思想、边疆观、治边观、边疆政策和边疆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我们应注意选择政府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进行研究。最近我在考虑“中原王朝的治边战略”的选题。古代中国由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共同组成，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治边的做法和思路不一样，若有条件合起来研究更好。由于中原王朝统治的时间长，又长期统治中国的腹心地区，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形成的传统可说一直影响到现今，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中原王朝治边战略的研究。“战略”为军事学的术语，通常指指导战事全局的计划和策略。引入边疆治理研究，可将“治边战略”表述为历朝在治理边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而形成的基本的谋略与传统。历朝治边有无基本的谋略与相应的传统?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是受农业文明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腹心地区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原王朝因腐败或统治失控而更替，但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等并未改变。另一方面，自秦朝统一全国，中原王朝的周边环境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封建王朝虽不断更替，治边亦各有特点和新的探索，但新王朝治边仍基本上承袭传统的谋略与做法。历朝对传统治边战略虽未进行过系统的总结，但相关的认识和记载在史籍中不少。 研究中原王朝的治边战略，我认为应重点探讨以下问题：中原王朝的夷狄观及对治边战略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边疆观及对治边战略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及其战略应用，中原王朝的治边博弈观及其战略应用，中原王朝的文化软实力战略，中原王朝治边的“造势借势”战略，中原王朝影响治边战略的制度性因素，中原王朝治边战略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与中原王朝治边战略有关的问题虽多，但以上问题最为重要。弄清这些问题后，可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内容和深度，如探讨中原王朝的重要制度与边疆治理的关系；中国古代疆域形成与中外邦交关系间的复杂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对传统治边理论的批判继承以及在新形势下我国治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等问题。 关于古代边疆经济开发的问题。过去多从经济史和地方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史主要研究边疆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较注意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农业、畜牧业、矿业、交通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具有的水平，重视社会产品总量、单产、土地面积等的统计。地方史的研究则将经济开发视为地方发展的一项内容，将之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等并列。地方史大都以省区等行政单位为研究的范围，较少注意所研究省区与周围地区的联系，也少有将类似地区进行比较的成果。从边疆史视角进行的研究，与前两者在不少方面都有不同，我认为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经济开发与边疆经营的关系。显而易见，经营边疆的中原王朝和地方政权，其经营边疆的思想、方略和经营重点等，是影响边疆开发的关键因素。不同王朝甚至同一王朝在不同时期，其经营边疆的思想、方略和重点会发生变化，边疆的开发活动因此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试举一例。元代以前，历代王朝经营边疆具有重北轻南的倾向，治边的重点是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对南部边疆大多是消极应付，因此南部边疆还谈不上形成规模性的开发。元代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元朝统治者来自蒙古草原，同时元朝的北部疆域延伸到西伯利亚地区，西北面疆域则与四大汗国相连，致使向北部拓展的空间十分狭小。元朝实行游牧汗国及以汉法治汉地并行的政策，必须不断获取土地、人口来满足封赏将士的需要，因此元朝前期继续向外扩张，并将扩张的方向选在南方。元朝积极经营云南、广西和相邻的中南半岛地区，云南由此成为直隶中央的一省，经济开发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元朝对云南、广西的积极开发，加快了这些地区与内陆一体化的过程，南部边疆的矿产、林木等资源也使朝廷广为受益。元朝积极经营南部边疆的做法为明清两朝所继承，使元明清成为中原王朝开发南部边疆力度最大、效果也最明显的时期。 边疆开发的主要动力问题。过去由于片面理解“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论断，一些人持边疆开发的主要动力是边疆人民的观点。应该看到，“开发动力”与“开发主体”是有区别的，“开发动力”指的是推动开发的主要力量，“开发主体”则指实施开发的基本力量。毫无疑问，实施边疆开发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包括土著民族、外来移民和参与其事的外来军士。但推动边疆开发的主要力量，则是包括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在内的统治政权。原因是封建时代统治政权拥有强大的权威和行动力，为实现既定目标可随意调用各类资源，甚至不惜以大量消耗国库和人力资源为代价，其行动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统治政权经营边疆地区，虽主要出自地缘政治考虑或某些具体目的，但客观上推动了边疆的开发或为边疆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边疆的土著民族和外来移民，受较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消费欲望较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又导致其力量分散甚至一些力量相互抵消，既无开发边疆的有力动力也无主动实施开发的必备条件。进一步来说，不仅开发边疆的主要动力是统治政权，统治政权也是边疆经营及其管理的主要操盘者，这也是现今学者研究此类问题，以相关的统治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为关注重点的根本原因。 边疆经济形态与历史疆域形成的关系。研究边疆地区不同时期生产力的状况以及交通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部门的发展固然重要，但还应关注经济形态对历史疆域形成产生深刻影响等问题。我国边疆各地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利用方式复杂多样，直接影响到各地疆域在形成、巩固方面存在差异。可将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边疆与蒙古草原为代表的北部边疆做一比较。 西南边疆多山少平地，气候湿润温暖，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在以云南地区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各民族的主要经济类型是低水平复合型经济。这种经济以主要种植旱地、水田基本粮食作物的初级农业为基础，同时畜牧、采集和狩猎等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低水平复合型经济是一种初级的自给自足经济，它容易满足居民果腹的需要，但始终达不到如同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这种经济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属同一经济文化圈，但发达程度不能与后者相比，致使西南边疆各族对中原王朝始终持敬重和学习的态度，决无与后者一争高下甚至问鼎中原的意愿。另一方面，低水平复合型经济能覆盖不同的资源类型和生产方式，使居住山地、盆地的诸多本地民族及先后迁入的外来移民，易于相互包容和实现彼此关系的整合，在西南边疆形成相对融洽、和平的民族关系，并成为推动边疆向内陆靠拢的动力之一。受其影响，唐宋时西南边疆与内陆实现一体化的倾向已较明显，即便在宋朝与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对大理国采取疏远和排斥态度的情形下，大理国仍奉两宋为正朔，多次遣使两宋希望建立臣属的关系。宋末蒙古军平定大理国，以后元朝以云南地区为基础建云南行省，云南等地与内陆实现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兼之明清两朝重视开发云南地区，尤其是大量开采银、铜等矿产以裨国用，至明末清初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已被人们视为内陆。 蒙古草原地势平坦、牧草茂盛，历来是重要的放牧之地。该地区的经济是典型的畜牧业经济。畜牧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成分，种植业、采集业、矿冶业等所占的比很小,。因此，畜牧业经济地区通常缺少布帛、铁器等重要产品和文化积累，需要通过交换或战争从农业地区获取。另一方面，畜牧业经济受气候自然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牲畜可成倍增长，若遇超常寒冷的天气牲畜大量死亡，游牧民族被迫结队南下避寒。还有一种情形，即长城附近的农业区若向北面过度扩展，大量侵蚀牧民赖以为生的草原，游牧民族势力将被迫南下反击。流行畜牧业经济的地区，在环境、资源、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类似性，致使游牧民族间易于兼并实现集团的重组。游牧社会长期停滞在阶级社会的前中期，与中原王朝相比，其国家形态、统治制度等成熟的程度较低。因此，游牧民族势力崛起甚快，失败甚至瓦解亦速。简言之，蒙古草原的主要矛盾是外向型的，草原游牧民族内部易于整合和聚集，使其成为冲击中原地区的巨大力量。经过残酷的争斗和痛苦的过程，一些南下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融合了，又有新的游牧民族势力在草原形成并再次南下，重演前代出现过的社会悲喜剧。 出自以上原因，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严重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具有经常、突发和易造成严重破坏的特点，南下的游牧民族势力在前后不同时期也较少有继承性，这些都增加了所造成的破坏及中原王朝应对的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期中原王朝将治边的重点放在北方，同时对游牧民族怀有高度警惕之心。与西南边疆相比，中原王朝之北部边疆形成和巩固的时间甚晚，而且北部边疆与内陆最终实现一体化，并非因中原王朝大力开发其地矿产等资源等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主要是由于清朝与蒙古族上层广泛联姻及在蒙古草原大力推广佛教等的结果。由此可见，中原王朝的西南边疆与北部边疆，在形成和巩固的时间、程度和内在动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进一步来说，我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与边疆各地不同类型的经济形态等因素有关，其中的关系十分复杂，尚须做更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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