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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王欣 马晓琳 内容提要 大宛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绿洲城邦国家之一。西汉武帝时，其国王毋寡死于“宛贵人”的谋杀。史料所见当时的“宛贵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乃至决定大宛政治决策的主导力量，并能聚合、利用权力，制衡甚至废除国王权力。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中亚与西域绿洲城邦国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毋寡之死”直接反映出古代中亚绿洲城邦政权政治体制特征特别是统治结构与权力关系，具有当地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等生成土壤，折射出东西方多元民族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交流交融状况。 大宛所处的费尔干纳盆地东接西域通中原，西连波斯通西亚欧洲，北邻中亚大草原通蒙古高原，南联帕米尔通南亚，是古代东西方丝路贸易往来的重镇和联结四方各民族区域的十字路口。经由大宛传入内陆的马匹、苜蓿以及葡萄的种植与酿造工艺都曾对古代丝路沿线诸国和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这片区域在历史上还是各种外部力量竞相角逐、互相博弈的场所，其政治体制与统治模式不仅决定着国内政治局势的走向，也深深地影响到与周边各种势力的关系。至少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大宛便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地缘政治斗争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力量之一，亦是汉朝“凿空”西域时，张骞亲身抵达的西域诸国之一。《史记》以《大宛列传》为中心首揭西域的整体情况，并称“大宛之迹，见自张骞”[1]，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张骞曾将自己在西域的见闻奏报于汉武帝，这成为汉朝对西域、中亚乃至西方世界早期认知的主要信息源。[2]关于以大宛为代表的古代西域乃至中亚绿洲城邦国的性质及其政治制度，学术界已有初步判断和研究。[3]但因诸多细节不审，直接影响到对当时波云诡谲政治形势的准确理解和全面认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史记》《汉书》有关“毋寡之死”历史事件的记载并结合出土简牍文书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大宛贵族阶层的地位与作用，藉以深化对古代西域绿洲城邦国家的政治体制、运行模式与相关历史事件的认知。 一 《史记》《汉书》所见“毋寡之死” 毋寡是汉武帝在位时期的大宛国王。在汉朝第二次攻伐大宛的过程中，毋寡被大宛贵族密谋杀害后献其首级于汉军，汉宛之间的战争随着毋寡之死而结束。汉文史料中关于“毋寡之死”的记载最早见诸《史记》： 据此可知，毋寡之死乃国中贵族（贵人）共谋、共杀的结果。对于毋寡的生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未予记载，其被杀的具体时间亦未明确，但后者可结合汉朝两次伐大宛过程中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来加以推测。汉朝初次派遣李广利率军征伐大宛的时间为“太初元年”[5]，即公元前104年。初次征伐失利后，李广利“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6]，据此可知汉军回到敦煌并留驻于此的时间在公元前102年。为避免在汉匈对抗中被西域诸国轻视，汉武帝惩办了不主张继续伐大宛的邓光等人。经过充分的军事筹备，汉朝第二次征伐大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7]。由“岁余”判断，汉朝第二次攻伐大宛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01年前后，而当汉朝军队兵临城下大败宛军后，“宛贵人”随即密谋共杀毋寡。由此推断，毋寡的卒年当为太初四年（前101）。 《汉书》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武帝纪》云：“（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8]《天文志》载：“太初中，星孛于招摇。《星传》曰：'客星守招摇，蛮夷有乱，民死君。’其后汉兵击大宛，斩其王。招摇，远夷之分也。”[9]《张骞李广利传》载：“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王。”[10]《匈奴传》载：“闻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还，单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11]《西域传》载：“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12]由此可知，《汉书》对于“毋寡之死”的史事及其卒年之记载与《史记》基本一致。相比较而言，《汉书·武帝纪》关于“毋寡之死”时间的记载则更为明确（“四年春”），但“贰师将军广利斩宛王首”的说法则比较含混，而《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对毋寡之死过程的记述与《史记》大致相同，即“宛贵人共杀毋寡”。据此可以确定，毋寡死于“宛贵人”的密谋，而非李广利所斩杀。此外，《汉书·天文志》除了通过汉宛交战形势描述毋寡之死外，还从天文的角度记录了天象中北斗招摇星旁突然出现了新星（或超新星），来对应后来发生的毋寡之死，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观念。 从上述记载可知，促使大宛贵族合谋杀王的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仑头被屠的前车之鉴。太初四年汉朝军队第二次伐宛时，沿途所经各国均开城相迎，拿出粮食物资补给汉军军需，唯有仑头不从；汉军在攻陷仑头后屠城，导致西域诸国震惧。对于军力不敌汉军的大宛来讲，若不投降，仑头灭城便是前车之鉴。第二，汉宛战争的客观形势所致。大宛城被汉军围攻长达四十余日，随后外城被攻破，其勇将也被俘，至此大宛败局已定。“宛贵人”便以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为托词，合谋作出了共同弑君的决定，以换取王国特别是贵族统治阶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一事件并非孤立，在本质上折射出当时以大宛为代表的西域绿洲政权的政治体制、社会阶层、统治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等诸多历史信息。 二 宫廷政变中的贵族权力 在“毋寡之死”的宫廷政变事件中，以“宛贵人”为代表的大宛贵族阶层自始至终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宛贵人”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共出现了7处，每一次的出现都直接影响着其内部政局和对外关系的走向，反映了大宛贵族阶层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与“宛贵人”相关的各类历史事件，无不影响着汉宛关系在各个阶段的演变与发展。不仅如此，在大宛与汉朝、大宛与匈奴乃至汉朝与匈奴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宛贵人”的影子。 张骞是最早抵达大宛的汉朝使节，汉朝在此之前对大宛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但从《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可知，大宛在此之前却对汉朝有所耳闻，知汉“饶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大宛不仅接纳了张骞，还为他配发向导翻译。此为汉宛关系的友好期。 大宛素以出好马闻名于当时。马是古代东西方政治、军事、商业、贸易、对外交流中重要的战略物资，这也因此成为汉宛交战与毋寡之死的导火索。汉朝得知大宛有品种优于中原的良马，遂于太初元年（前104）遣车令等人以千两黄金和金马前往大宛换取。当时包括“宛贵人”在内的大宛统治阶层“相与谋”后认为，汉朝与大宛相去甚远，在地缘政治与军事上不具备优势，加之忌于匈奴的威慑，遂共同做出不予汉使宛马的决定。车令等人求马不得便“椎金马而去”，大宛贵族们便以汉朝轻视大宛为由赶走汉朝使者，车令等人随后在郁城遇害并被夺走财物，导致汉宛关系恶化。学界对汉使被杀的原因形成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郁城是大宛的属邑，其杀害汉使的行为是受宛贵人的指使。[13]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宛杀汉使并非只为争得财物，而是受到了匈奴的指使，借机切断汉朝与西方的联系。[14]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汉朝求善马不得以及汉使被杀仅是汉宛结怨的诱因或导火索，而双方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维关系中的力量博弈则是汉朝和匈奴争夺西域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汉朝而言，是为了保障北部疆域安全；就匈奴而言，则是为了维护势力范围与既得利益。 鉴于首次出征失利，汉朝对第二次征伐大宛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兵力集结上，“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15]“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16]在军需物资上，征调“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17]在作战技术上，鉴于“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18]汉武帝征伐大宛表面上是为了获取大宛马以改良中原马种，进而提高骑兵对匈奴的作战能力，实际上却是出于对匈奴作战、保证边境安全的战略考量。此外，大宛既是汉朝经营西域的军事要点，也是打通中西贸易道路的关键所在。这势必对大宛内外政局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引发包括“贵人”在内的大宛统治阶层做出反应和决策，从而显现出其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 无论是“弑君保国”“弑君保城”还是“弑君保权”，毋寡之死都是当时大宛“贵人”即贵族统治阶层在国家利益与阶层利益抉择中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的具体体现。事实上，正是在“宛贵人”的主导下，大宛在战败后贡上好马让汉朝军队自行挑选，并拿出粮食供给多日攻城处于饥困的汉朝军队；而在汉朝退军后，“宛贵人”再次扮演了主导国内王位更迭的角色。《史记·大宛列传》载： 在此次王位更迭的宫廷政变中，新王昧蔡再次成为“宛贵人”主导的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羊和牺牲品。不仅如此，昧蔡被杀后，宛贵人改立毋寡同宗兄弟蝉封为大宛新国王，并且以“遣其子入质”的方式向汉朝输诚。这里的“子”应当是新立大宛王“诸子”之一，而非太子。宛贵人以太子之外的“诸子”为质，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避免因以太子为质影响国祚；二是在汉朝和匈奴博弈的形势下降低政治风险。因为以太子为质任何一方，都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而以诸子为质则能达成某种平衡。由此可见，在大宛的政治生活中，保证王国安全和统治阶层利益，是“宛贵人”们的优先选项；而大宛独特的政治体制设计与运作机制则为以“宛贵人”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弄权提供了可能。 此外，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宛贵人”在大宛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20] 简一： 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 （Ⅰ91DXT0309③:97） 简二： 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 （Ⅱ90DXT0214②:53） 简三： 大宛贵人食七十一凡三百一十八人 （Ⅴ92DXT1311③:216） 上述汉简不仅反映出当时包括大宛在内的西域各国与汉朝来往密切，更表明以“贵人”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层在绿洲城邦诸国对外关系中同样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有的甚至可以独立遣使朝贡。这无疑也与其独特的绿洲城邦体制密切相关。 三 “弑君”现象背后的独特绿洲城邦体制 结合前文对“毋寡之死”前后“宛贵人”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可知，大宛统治集团的核心构成至少包括国王、贵人（族）两个部分；其体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国王的王权并不具备不受约束的权威，贵族阶层的权力制约着王权，甚至决定王位的更迭。“宛贵人”作为大宛的贵族阶层，处于大宛统治权力的核心地位，这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和运行过程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中所述的贵族寡头制类似。[21]事实上，中西亚古代历史上的这种贵族“弑君”现象并不鲜见，如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三世面临亚历山大军队追击时被其国内的贵族杀害，《中亚史纲要》一书中称这个贵族为“僭越称王的弑君凶手贝苏斯”[22]，贝苏斯（Bessos，又译“贝索斯”）随后于公元前329年被亚历山大处死。[23]又譬如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王狄奥多特二世在政权斗争中被索格狄亚那总督攸提腾杀害，后者篡位成为新国王。毋寡死后新国王的上任在某种程度上和上述僭主政体下发生的事件类似，即昧蔡作为新国王，其身份的获得并非出自正统的世袭，这可能也成为之后“宛贵人”再次密谋杀王的动因之一。 毋寡死于本国贵族阶层“宛贵人”的共谋，那么“宛贵人”为何作出“弑君”这样的决议与行为？大宛受到讨伐，宛贵人自然难逃干系。[24]这也与大宛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结构有关。有学者认为大宛存在“贵人弄权”的问题，这种现象似乎与上述古希腊的“贵族寡头制”或古波斯所谓“贵族议事会”的作用类似。据研究，“贵族议事会不仅是咨询机构，而且享有很大的权利，甚至拥有废立国王的权利。”[25]如前所述，贵族对王权的限制在中亚史上并非个例，譬如阿萨息斯创建的帕提亚王国即安息国的国家体制由国王和参议会组成，国王为国家首领，但其权力被视为家族的集体财产，只有出自王族成员才能登基，且政权内存在两个王家参议会，限制国王权力，贵族依据帕尔尼人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得以影响国家政务。[26]对于大宛是否受到希腊或波斯政治体制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具有相似的客观文化特征未必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但政治文化的变迁会带来物质文化的变革。 尼格马托夫在《中亚西北部诸政权》一文中以费尔干纳地区考古资料为据，指出政治历史影响着该地区的物质文化。[27]据研究，张骞出行带回的信息表明，“大宛……此地属于亚历山大时代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后来纳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统辖范围，或者至少是受其强烈影响的地区。”[28]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人在中亚和印度等地所修建的城邑最主要的证据来自于考古发掘；20世纪30年代法、苏、英等国考古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对古代城市遗址发掘，表明这些城市均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相关。希腊化文明是多元的，并且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初这段时期与丝绸之路出现过交集；虽然希腊化统治势力此后逐渐萎缩，但希腊文明的遗产并没有随着统治势力的逐渐萎缩而消失。[29]张骞行经地区实际上是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以及巴克特里亚王国曾控制或影响的地方，这些区域的一些主要城市与之前的征服者希腊人相关，属于希腊化世界的遗产。[30] 结合史料所载安息及大夏的地望及与大宛的文化联系，[31]可知大夏与大宛风俗及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相同，而安息、大夏均受到了希腊化时代的影响，大宛很难不被波及。“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32]大宛的原始居民主要属塞人。《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录的大宛及大夏是塞人由锡尔河南下后分别建立的两个政权。[33]大夏王国的希腊人在鼎盛时期广拓疆土，北达费尔干纳盆地，“大宛”得名来自印度人对希腊人的称谓“Yawana”（耶槃那），相当于希腊语Ionia（爱奥尼亚）。[34]大宛人可能是来自锡尓河北岸的塞人，语言属印欧语系，并且“至少有一部分的居民原始语言是吐火罗语”[35]。在地理位置上，大宛与希腊化国家相邻，处于希腊化文化的“辐射区”，其政治制度与文化模式上有可能受到周边希腊化地区的影响，以“宛贵人”为核心的这种贵族集体决策体制可能与此有关。 陈恒认为在希腊化时期即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年期间，古希腊文明与希腊化文明相互融合过程中，早期希腊化时代城邦及其文化并没有消亡，并且发生了某些变化。在社会变革中，民主体制变得越来越渺小，以至于虚有其表，背后是贵族寡头统治。[36]《史记》中虽言大宛与大夏同俗，但不能据此推测大宛是希腊化国家。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6至前4世纪统治波斯帝国的王朝）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势力发展到中亚的这段时期里，西方史籍中很少提及大宛所在的费尔干纳地区，这也使得汉文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尤为珍贵。王治来引用巴尔托里德的观点认为，“尽管费尔干纳与希腊人征服的地方为近邻，但并未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费尔干纳的金银器和铁器皆自中国输入。设若费尔干纳原属希腊统治，则这未必是可能的。”[37]刘文锁根据对精绝—鄯善绿洲城邦体制的分析后认为：“城邦体制是塔里木盆地乃至中亚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地域政治组织形式，其渊源尚难以追寻。与希腊的典型城邦有不同之处，它们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38]古代西域地区国家以绿洲为基地，以城镇为中心，是小国寡民的奴隶制城邦，且这种城邦并非古希腊罗马的专属特征，而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39] 中国古代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其与周边地缘环境的整体变迁相适应的，这种认知的变化体现出历时性的特征。从《史记·大宛列传》到《汉书·西域传》书写模式的变化，本身就体现出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知识体系的完善与认知程度的加深。西域绿洲城邦政治体制的形成是当地生态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迁徙，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据研究，“中亚的绿洲城邦在人类文明史的世界体系中占有特别的地位，是从欧亚青铜时代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40]与游牧政权的“行国”不同，西域“城郭诸国”大多以农耕定居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农耕文明离不开适宜的土壤环境和灌溉水源。因此，“中亚的绿洲文明存在方式，以河流绿洲为基础，以城为单位。”[41]大宛所处的费尔干纳盆地外廓类似橄榄型山间凹地，锡尔河及其支流河道纵横整个盆地，这种优渥的地理条件为绿洲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灌溉水源。《史记·大宛列传》载： 据此可知，至少在张骞出使时大宛已是一个以定居为主的绿洲社会，有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其经济生产方式以农业耕作为主，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由于该地自然条件优渥，地势平坦、农业灌溉发达，且水源和日照充足，有利于葡萄大面积种植，故“有蒲陶酒”。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大宛存在务农者阶层以及掌握酿酒工艺的手工业者阶层，这些普通劳动者阶层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绿洲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发展。这应当是西域绿洲城邦国建立的经济基础。 大宛地处中亚地理交通与丝路贸易的“十字路口”，毗邻农牧交错地带，历经东西方各民族迁徙与多元文化的交互影响，并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融合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于一体的绿洲城邦政治与社会形态。与大宛接壤的康居、大月氏皆为“行国”，地缘互动中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交流互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大宛的绿洲城邦政权的社会经济结构。近年来的中乌联合考古最新结果证明，明铁佩古城是目前已发掘的费尔干纳盆地周围最大的遗址，该遗址城墙由内、外城构成，考古学家推断其为大宛的重要城邑。[43]虽不能确定明铁佩古城是大宛国都，但因区域城邦所具有相似性，该城的考古结论也对探究大宛都城的城邦运行具有借鉴作用。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当时的大宛都城城市规划有序，城市防御工事完备，分为外城、中城、内城，具备较强的防御能力；在城市被围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城内居民、军队、牲畜的四十日用度，说明城内具备一定的蓄水或取水条件，绿洲城市文明程度较高。据《汉书·西域传》载： 据此可知，大宛主要由都城贵山城以及七十余座绿洲城邑组成，国家的统治阶层由国王和贵族组成，被统治的阶层包括前文提及的普通的劳动者阶层。国王虽然在形式上处于权力的顶层，但是其下的副王、辅国以及七十多个别邑“邑主”却构成王国庞大的贵族统治阶层，亦即所谓的“宛贵人”，他们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主导国家重要决策，并能聚合、利用自身的力量制衡甚至废除国王权力。这可能就是当时西域绿洲城邦体制的本相。 四 结语 大宛“贵人弄权”现象与其自然生态环境、政体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宛贵人”贵族身份的获得及其权力赋予很可能是通过世袭、军功、联姻、亲信等途径。“中亚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外力的冲击有关”，[45]这种外力与欧亚大陆的政治变革、经济形态、长时段的民族迁徙、多元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毋寡之死在当时并非偶然或单一的政治事件，而是这一地区多种政治、民族、历史与文化因素综合作用和影响的结果。毋寡之死体现出“宛贵人”这一群体在大宛绿洲城邦体制下的权力运作，这种特殊的王权废除与王权赋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东西方文化之间、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古代欧亚大陆之间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1]《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3833页。 [2]王治来认为张骞带回的信息是这个时期中亚历史的重要史料，其他如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缺乏这个时期中亚的史料。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98页。 [3]参见吴平凡：《上古西域诸国也是奴隶制城邦》，《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90～95页；李天石：《试论3—5世纪鄯善王国奴隶制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19～26页；杨富学，徐烨：《鄯善国社会性质再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84～89页；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131～158页。 [4]《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55页。 [5]《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63页。 [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54页。 [7]《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54页。 [8]《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02页。 [9]《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1306页。 [10]《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701页。 [11]《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6页。 [12]《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95页。 [13]郝树生：《浅论李广利伐大宛的功过是非》，《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98～100页。 [1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页。 [15]《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54页。 [1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54页。 [17]《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54页。 [18]《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55页。 [19]《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67页。 [20]张德芳：《汉简中的丝绸之路：大宛和康居》，《丝绸之路》2015年第1期，第15页；郝树生：《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研究的新资料》，《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第62～63页。 [21]亚里士多德曾将古代政体类型划分为为正宗政体（包括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和变态政体（包括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其中变态政体有可能以政变僭夺权力，亚里士多德对此持批评态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5～71页、第132～134页。 [22]〔英〕加文·汉布里主编；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6页。 [23]王欣：《从巴克特里亚到吐火罗斯坦——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古代民族的变迁》，《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第37～41页。 [2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409页。 [25]蓝琪：《中亚史》第一卷，商务出版社，2018年，第235页。 [26]〔匈〕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06页。 [27]〔匈〕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365页。 [28]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6～157页。 [29]杨巨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79页。 [30]杨巨平：《传闻还是史实——汉史记载中有关西域希腊化国家与城市的信息》，《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第24页。 [31]“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城邑如大宛”，《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42页。 [32]〔英〕加文·汉布里主编；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第7页。 [33]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第1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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