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鹏 Liu Peng 刘鹏，中医学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系主任、引进人才、杏林青年学者、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中医学术史、中医药文化和古籍文献整理研究。 传统、传统性、现代性等概念是理解中医理论特质与近现代知识嬗变的重要概念。关于它们的内涵，学界虽无统一标准，但至少看来，“传统”从整体上被人们意识到，成为一个“问题”或“被问题化”，是近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笔者认为，“传统”常常是后人基于追溯过往与历史书写的现实需要而做出的构建，而“传统性”也经常是为了与“现代性”相比较而被概括、凝练和形塑出来的特性。 就中医而言，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高等中医院校陆续建立，中医业界为之编写的配套教材逐渐成为时人理解中医的基础文本。可以说，现代中医理论范式基本上是以高等中医院校中医教材知识体系为代表。面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日盛的社会文化背景，如何既界定和突出与西医相比较而显现的自身“传统”特色，又通过搭建中西医学在诸多理论上的“暗合”以彰显古代中医所蕴含的“现代性”，已成为教材编写与知识重构的关键。经过近 70 年的构建与调整，这个现代中医理论体系愈趋稳定，但依然有诸多问题值得反思。例如，将西医学作为参照与比较对象，对古代中医知识进行梳理、筛选与重构而构建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是否展现了古代中医知识的原本内涵，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古代中医的自身特质？实际上，只要重新回到中医古籍文本，便不难发现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不但不足以呈现古代中医知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还不乏存在对古代中医知识的误读与曲解。如果现代中医理论足够反映古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话，中医业界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行政机构何须一直重申和强调的“读经典、做临床”。“读经典、做临床”，恰恰说明了现代中医与古代中医之间仍存在很大知识差异。 另外，古代中医并不存在一个本质性的静止“传统”，如何界定古代中医的传统意蕴所在，虽非易事，但至少不等同于现代中医总结的所谓中医“传统性”。因为，现代中医“传统性”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西医相比较而自行构建的“他者”视角，而非“自我”表达。所以，重新回顾现代中医的构建过程，更加全面地理解“传统与现代”内涵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有助于对现代中医知识体系的客观评价。 上述现代中医与古代中医、中西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本文暂以身体观，这一任何医学都需要首先关注的基本问题作为切入点，略作陈述。身体，在不同的时代、地域、社会和文化中常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因而成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视角。其问题提出和研究深入，由笛卡尔、尼采、福柯、布尔迪厄等西方学者陆续展开，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特纳等欧美学者的推动，而后逐渐引发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资源中身体问题的思考，并由此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 。中医学身体观，即中医学对身体的综合认知，既包括中医学自身的医学技术层面的认知，又融入了不同时期传统文化对于生命的体悟。早期中医学界的研究视野相对单一和封闭，未将身体观作为研究专题，未曾对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身体知识进行医学之外的哲学审视。真正开始将中医学身体观纳入研究视野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哲学界、历史学界等中医学界以外领域的学者，侧重于哲学和医疗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考察。 举凡脏腑形体官窍、精神意识思维等身体结构与功能变化，身体与外在时空的关联性等，皆属于中医学身体观的范畴。因其不仅关注身体本身，还关注赋予身体意义的观念与文化，所以透过身体观的嬗变，可以洞悉医学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与医学人类学极为关注生命与疾病的社会文化建构与意义赋予，其理念是一致的，也是本文将身体观作为阐述切入点的原因所在。 一、身体观与宇宙论：从天人合一到唯物论、辩证法 钱穆先生曾言：“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古人对天人关系的论述，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医学自然也不例外。在古人看来，研究天道“大宇宙”的数术与关注生命“小宇宙”的方技密不可分，故常并称为方术之学。一切身体知识，只有经由天人关系的诠释与架构，方能确定其正统性，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可。 以《黄帝内经》为例，无论是以九宫八风为代表的早期数术之学与身体知识的结合，还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汉代主流文化思想对身体的厘分和系统化建构，都是不同时期宇宙论对中医身体观构建的直接干预。其后不同历史时期，中医学都曾积极地将当时流行的传统文化思想纳入中医知识体系，中医学与传统文化发展的休戚相关性也因之非常明显，可参阅近代医家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所论，不再赘述。例如，宋以后儒家重续儒学道统而建构的理学，其宇宙论便深刻影响了以肾间命门说为代表的明代医家身体观转型，拙文《医学儒学化与明代医家身体观转型》曾有详论。 但是，近代以来，传统文化饱受诟病与激进批判，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明显断层，上述古代中医宇宙论与身体观的密切结合，也愈趋松动。无论是相对激进的“废医存药”，还是表面上看起来稍显温和的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科学化，实际上都是在默认传统文化思想“不科学”的前提下，试图全部或部分剥离古代中医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古代中医身体观与宇宙论的关联自然是“不科学”的，需要批判和剥离。1916 年余云岫在其所著《灵素商兑》中认为阴阳五行之说“恍惚无凭”“穿作附会”，于是将其作为首先批判的对象，称：“本质先拔，虽繁枝茂叶，皆幻象耳。乌足与论议哉？一切不复置辨。” 而近代中医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1922）驳斥余云岫等批判中医之论时，以“四时的五脏”诠释《黄帝内经》的藏象理论，实即阐明和重申中医身体观与传统文化宇宙论结合的合理性。只有理解了前述古代中医身体理论构建时传统文化宇宙论的紧密嵌入，才会明白余云岫与恽铁樵中医理论存废之争，为何要从阴阳五行这些传统文化宇宙论思想入手。 1956 年底，原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在编写中医进修和“西学中”讲义的基础上编写《中医学概论》教材，1958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教材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中医学术的基本理论”，在“绪论”之后便是“阴阳五行”和“人与自然”两章。第二章“阴阳五行”中，认为“用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观点”“它在根本上是朴素的唯物观点和自发的辩证法”。这种从传统文化思想向当时意识形态哲学的转变，显而易见。但实际上，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代中医用以梳理、诠释与架构医学实践的文化工具而已，称其为“唯物观点”既不十分准确，也限定了传统文化可被今人理解的空间。称其为“辩证法”，则早在 1933 年杨则民发表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中便已言及。杨则民认为：“《内经》之最高理论为何？曰辩证法的观察是矣。”《中医学概论》作为国家主导编写的中医教材，其影响是巨大的，以唯物论、辩证法对古代中医“传统性”的概括和诠释，成为现代中医有目的性地提升古代中医知识水准的重要途径。各类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或著述大都沿袭此论。 二、身体观的焦点：从体用之辨到物质功能之分 西医解剖学在明末便已传入中国，但直至近代方引起中医界普遍的关注。在诸多近代中医的著述中常见对西医解剖的引述与评价，以及中西医学身体知识的比较，甚至是西医解剖图绘的直接引入。例如，近代广东医家朱沛文《华洋脏象约纂》中的绝大多数解剖图便直接来自合信的《全体新论》。面对西医解剖，如果执泥于解剖精细程度的比较，那么古代中医完全无法与西医相比拟。至于以“西学中源”之说表达古代中医不仅有解剖之事实而且可谓西医之祖，试图藉此在中西医学比较中寻求自信，则无异于掩耳盗铃。因此，直面西医解剖的冲击，在认识到西医解剖精细程度远高于古代中医的前提下，如何重新探寻与表述中医的“传统”及其相较于西医解剖的优势所在，便成为近代以来中医的重要时代议题。 清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宋明之时相比已出现较大的变化，曾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宋明理学发展至清代已“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而西学的涌入则迫使时人不得不思考“传统”的弊端与出路所在，格物、穷理、本末、体用等传统文化思想又重新成为他们评价中西文化的重要思想工具。受此影响，清代中医特别是晚清以来中医，也将体用等概念纳入中西医学身体观比较，对中西医学的差异与利弊进行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中西医学身体观的折衷汇通。例如，既往学界曾反复引述的朱沛文《华洋脏象约纂》自叙中所言的中国人精于穷理、拙于格物，西方人长于格物、短于穷理，便是很好的说明。在朱沛文看来，精于穷理便会造就中医可“达生人脏腑之运用”，长于格物便使西医擅长“剖验脏腑之形状”。一用一体，正是中西医学身体观关注焦点的差异。言外之意，西医解剖虽精，但未能洞察“生人脏腑之运用”，即对于生命动态功能的把握是无法与中医相比的。 由以上论述便不难发现，关于中西医学身体观的差异，现代中医普遍将中医学重功能阐发作为重要的立论焦点之一，这种“传统性”的建构，实际上并非由现代中医所创始，其主要源头在于近代中医面对西医解剖生理与中医传统脏腑理论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时，借助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中西医学身体观的诠释与比较。 饶有趣味的是，无论是近代中医藉由格物与穷理、体与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还是现代中医以功能与物质辨析中西医学身体观关注焦点的差异，虽然表面看起来近现代中医已经意识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有中西汇通之可能与必要，但在体与用、物质与功能的褒贬倾向和侧重上，近现代中医潜意识中还是基于“生人脏腑之运用”、动态功能变化之把握，认为中医更胜一筹。也正因如此，西医解剖虽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国人对于身体的认知，但实际上并未颠覆中医业界认知身体的基本评价倾向。 三、异化的身体：传统的脏腑、西化的身体 面对西医学的冲击，现代中医在构建理论体系时，既通过建构“传统性”阐明中医学与之相比较而呈现的特色，又试图以西医学理论为参照，寻找中西医学之间的融通之处，借之以说明古代中医“传统性”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与其说这是探寻中西医学结合的切入点，倒不如说是为了证明古代中医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中西医学对话，乃至结合，是时代背景使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话与结合的必要性有无，而是将西医理论作为参照物去诠释古代中医文本时，不乏对文本的误读与曲解，甚至是有意为之。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以藏象学说为核心的现代中医脏腑理论，是极具“传统”意味的脏腑，但实际上已经是经过西医化架构与诠释的身体了。 例如，关于血液运行，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基本上是仿照西医的体循环和肺循环，分别重新解读和建构了“心主血脉”和“肺朝百脉”的内涵。而实际上，在缺乏像西医学那样精细的解剖观察的前提下，传统中医并没有建构起类似的体循环和肺循环模式。廖育群认为，古代中医所构建的是以胃为中心的经脉循环体系。拙著《中医典籍与文化十讲》也曾分析认为，传统中医对血液循环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天人关系而在身体与宇宙之间做的一种类比。这种传统认知，与西医对血液循环生理的论述存在一定的相似，但差异也是巨大的。 再以肾与膀胱为例，现代中医理论认为，膀胱为贮存和排泄尿液的器官。但是《黄帝内经》中已经明确讲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储藏的是津液，而非尿液。何为津液，现代中医理论又认为，津液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尿液显然不是津液。现代中医理论与《黄帝内经》的表述存在明显的差异。另外，现代中医理论中明确了膀胱与肾由输尿管相连，尿液的排泄由肾气及膀胱之气的气化和固摄作用调节。但实际上，古代中医囿于粗疏的解剖，认为膀胱无上口，即并未发现肾与膀胱的输尿管连接。直至西医解剖传入之后，近代中医方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古代中医脏腑理论体系中，肾与膀胱脏腑相合，但这种脏腑关联性的确立，并非是基于肾与膀胱的输尿管相连。但是，现代中医则直接按照西医解剖学重新构建和明确了这种关联。在对古代中医文本缺乏深入了解的人看来，似乎古人早已基于肾与膀胱的解剖关联确立了两者的脏腑相合，这便是“传统”，但殊不知这种“传统”是现代中医参照西医的新建构。与前文所列举的心主血脉、肺朝百脉一样，如果古代中医文本可略作改易、发挥，便可与西医解剖生理相合，那么现代中医便积极构建可以从中看到西医理论镜像的“传统性”，同时也借之说明传统所蕴含的“现代性”。至于像脾主运化等与西医解剖生理差别较大、不易融通的古代中医知识，现代中医也只能说这是中西医学之别，是中医的特色。 面对同样的身体，中西医学对其有不同的关注焦点与理解方式。这种差异，表面上看是医学理论体系的差异，实则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古代中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其相对独特和基本稳定的思维模式、价值理念与知识生成途径。若将此定义为古代中医的“传统性”所在，那么这种传统性的概括与凝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医学的冲击而衍生的中西医学乃至中西文化比较。从这个角度而言，近现代以来中医业界热衷于构建与诠释中医的“传统性”所在，既是为了中西医比较时阐明自身特色，更是为了进一步诠释古代中医知识体系“现代性”的需要。 现代中医与西医知识体系之间的对话，本无可厚非，甚至是特定时期的发展需要。但是，现代中医以西医为参照与对比而建构的中医“传统性”，这种“他者”视角的构建并未真正反映中医的特质所在。就本文所关注的身体观而言，古代中医身体观与宇宙论的密切关联，并非将阴阳五行诠释提升到唯物论、辩证法便可囊括的。极尽努力寻找和建构古代中医脏腑知识与西医解剖生理之间的暗合，这种被赋予的“现代性”也并非是传统的真正意义所在。或者说，中西医比较与汇通的初衷和终极目的，并不是真正体会到了古代中医蕴含的传统资源与医学文化精神，使之成为现代医学的补充，而是努力寻找中西医学的互通，证明中医存在的合理性。简言之，现代中医构建的“传统性”，在构建的同时，已经有所遗失。 另外，传统与现代，并非进化论所言及的落后与先进的比较，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也非如此。乃至就中医学本身而言，现代中医与古代中医的关系，也绝非先进与落后所能简单概括比较的。不仅如此，现代中医所谓的现代性，相对古代中医而言，是对传统的延续、超越，还是本质已发生异化，发生断裂？学界早已有异见。应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中西医学、现代中医与古代中医的差异性，见仁见智，但医学人类学对医学与文化差异性、相对性的关注与认识，倒不失为有益的视野借鉴。面对差异，是刻意构建试图消弭差异、蕴含现代性的“传统性”，还是保持其原本自我形象即为自然延续的传统，依然值得反思。 编辑：胖大海 原文刊发于《中医药文化》2022年第4期 《现代中医“传统性”的构建与遗失：以身体观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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