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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札记·第15期】第2章 君子论 第9节 君子之完美人格——文质彬彬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所谓“质”，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质朴本真的禀赋，是人的真情实感。所谓“文”，是指人在后天所得到的教化，是人的文化素养。一个人，如果质多而文少，就像个乡下野人，虽然很朴实，很坦率，但没有文化的熏陶，表现出来就是粗野、鲁莽，恰似《水浒传》里的李逵；如果文多而质少，就像个管文书的史官，本真的一面太少了，表现出来就是浮华，虚而不实，恰似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孔子认为，这两种偏向都是不好的。“文质彬彬”的“彬彬”二字，是形容事物相杂而又适均，这里是强调文与质配合适宜，既有朴实本真的情感，又有高雅的人文修养，从而使人的情感能有所节制、合乎礼仪的加以表达，这才算得上一个君子。
文与质，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必须兼而有之的两种素质。“文”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 ，含义指“文身”，字形是一个身上有文身图案的人形，表明原始人试图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文化觉醒。后来，人类发明了各种美丽的服饰来打扮自己。再后来，人们认识到人的美丽不仅在于外表，更在于内心，在于他丰富的学识、礼貌的举止和文雅的谈吐等人文素养。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论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告诉人们，文与质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然而，现在人们使用“文质彬彬”这个成语，往往是形容人的举止文雅，态度从容不迫，只注重文，而忽略了质，这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实际生活中还有另一种偏向，也不符合孔子的原意。《论语·颜渊》篇记载，有一位卫国大夫棘子成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为文？”他把文与质的关系对立起来，只强调质而忽视文，否定孔子的观点。子贡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反驳了他，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老师的思想。他说，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毛的花纹不同，如果把毛去掉，二者就无法区别了。“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文与质对于君子而言，是同等重要的。子贡还告诫他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先生这样谈论君子，真可惜呀！话一说出去，就是用四匹马拉的快车也追不回来。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出自这个典故，比喻说话一定要慎重，不可失言。
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基本途径就是教化。因此，孔子格外重视学文，学诗。
关于学文。《论语》有两处重要的记载。其一是《学而》篇第6章，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二是《述而》篇第24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两章都是讲孔子教学的内容，但教学次序有所不同。《学而篇》第6章是以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等德行列前，学文列后；而《述而》篇第24章则以学文列首位，德行列后。这是为什么呢？前者的教学对象是少年弟子，古代称为“小学”，故而把学习做人放在前面；后者的教学对象是成年人，古代称为“大学”，故而把学文列在前面。教学次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教学的内容和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为什么要学文呢？这是因为，人与动物在自然本能上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即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文化的修养。正如孟子所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相区别之处，就那么一点，即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动物没有。孟子在这里所称的“四心”，是从道德意义上讲的，是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自觉的社会道德。孟子还指出，人所拥有的“四心”需要操持存养，否则，就有可能放失其本心。这就是为什么孔孟儒学特别强调学文，强调道德修养的原因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孔子对春秋末期那种“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的社会风气深为忧虑，并用毕生的精力教化学生，把他们培养成社会的有用之才。他教育少年弟子的基本功课是《学而篇》第6章中的内容，后世学者列为《弟子规》总纲，广为流传，影响甚大。他教育成年弟子的基本功课是“文、行、忠、信”。“文”，就是学文，包括历代文献，也包括一切知识。“文、行、忠、信”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德才兼备。按照上述两个方面的教学次序和教学内容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文与质兼而有之的君子。无怪乎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感叹地说：老师的学问如此高深，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博我以文”，是用各种文献丰富人的知识，重在求知，是学问之基；“约我以礼”，是用礼节约束人的行为，重在力行，是道德旨归。孔子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又善于有步骤地加以引导，才培养出众多“文质彬彬”的君子。
关于学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的基本精神，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孔子还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兴于诗，强调诗教之重要，所兴的是人的情感。立于礼，是说礼教的目的是使人在社会上立足。成于乐，则是告诉人们，通过乐教才能使这种“立”最终得以完成。就教化的功能而言，“乐教”、“诗教”是一个人品德养成、人性完善的最高层次。孔子重视诗教，其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诗教，《论语·八佾》篇有一段孔子与子夏的精彩对答。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俏皮的笑容是多么美好啊，美丽的眼睛是多么动人啊，用素粉来打扮啊。这几句诗是指的什么呢？孔子答：“绘事后素。”这里的“绘”，指绘画。“素”，指绘画之前洁白的底子。孔子告诉子夏，这就好比绘画，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才可以在上面画花。子夏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于是又问：“礼后乎？”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用绘画作比喻，讲的是底色与画的关系，子夏一点就通，立即从中推导出仁与礼的关系问题。“礼后乎”三字，点到了礼的根本上。于是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启发了我的是卜商（子夏名卜商）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诗了。因为礼之本是人心之仁，仁是基础，礼则是在仁的基础上加以文饰。仁与礼的恰当配合，犹如白色底子上增添了绚丽的文采才能最后完成一幅画一样，是相得益彰的。仁与礼的关系、文与质的关系，角度虽然不同，但其实质和道理却是相同的。人的朴实本真的质就像那洁白的底子，绘画就是施加于其上的文采，就是人的文化素养。朴实本真的质是对人进行教化的基础条件，只有经过教化，才能使人具备“仁”的品德，遵循“礼”的规范，这就是“学文”，包括诗书礼乐的教养、仪态举止的修炼、玄歌雅颂的才艺等等，是对人的天性的文饰。孔子重视诗教，并不是就诗论诗，而是引导学生由论诗而推及人生的哲理。文学来源于人生，只有紧密联系人生的道理去探讨，才能领略诗的深层意蕴，使学生从学诗中懂得为人之道。
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育人思想，对塑造完美的君子人格，浇铸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当今社会的人们加强人文修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准，为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本领、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我们要深入挖掘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追求和向往学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为人民、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实现人生境界的升华，绘就出彩的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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