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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
He, Yixin 何益鑫,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Zhouyi’s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周易》卦爻辭歷史敘事研究, Shanghai 上海: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630 pages.
中国传统易学解释《周易》的一项根本原则是清儒王夫之所总结的“象辞相应之理”。根据这一观念，历代易学家都必须思考同一个问题：上古时期“观象系辞”的圣人究竟是如何从六十四卦的卦爻象推导出相应的卦爻辞？为此，传统易学中诞生了很多解经体例。中国学者何益鑫在这本新著中指出，这些体例的运用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迁就卦爻辞的解释。当既有体例的解释效果不佳的时候，还要继续去发明新的体例。如此一来，解释作为“五经”之一的《周易》文本，其标准与意义何在呢？然而从文本阐释的角度来看，解释原则不具有一贯的解释效力，这事实上很难被学界接受：研究方法论的纰漏将反过来导致对经典文本系统性的否定。反之，一种完备的解释原则将必须有能力系统地对所有卦爻辞作出类似的解说。何益鑫的新著《<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就致力于探索一种全新解释的可能性。他为此提出了一个《考》、《注》、《论》三部计划：《考》是为了确保其研究的具体性和可靠性，《注》是为了确保其研究具备普遍的解释效力，《论》则是为了将其研究与传统易学史加以衔接。（623-625）“上部《周易》本事考”共由十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首先梳理了历史上的《周易》性质之争。何益鑫在“附录一”中又专门以古史辨派的研究为中心，指出以历史主义为依据的解构主义研究方法，使中国的现代《易经》研究面临着缺乏确定性标准的困境。（351）进而他提出《周易》卦爻辞原是一部系统性的历史叙事。就叙事形式而言，一卦之内是前后一贯的历史叙事，从初爻到上爻以时间顺序展开。各卦的叙事又可以组成一个更为庞大的叙事整体，相互之间既呼应又补充。就时间跨度而言，《周易》的历史叙事始于文王即位之初，经过武王的时代，直到周公还政于成王结束。它涵盖了商周之变的主体过程，尤以文王一生的经历为多。（17）就创作过程而言，《周易》卦爻辞的创作应始于文王囚羑里时期，直到他去世之前还有补充，然后把未完成的遗稿留给了周公。等到周公把政权还给了成王，他才有时间对文王的遗稿作出整理，并增补叙述了文王后期及文王之后的历史事件。（64）第一章至第十章共构成了“九考一表”。前九章详细勾勒出了“文王初年事”、“帝乙归妹事”、“太姒事”、“伐鬼方事”、“文王受命称王事”、“文王征伐事”、“文王迁丰事”、“武王克商事”及“周公事”。第十章专门拟定了文王年表，涉及公元前1100年至1043年的历史事件。纵观这些研究，作者首先在既有的出土、传世文献的史事记录中寻找到缺失的历史记忆，再根据《周易》卦爻辞中的历史叙事相应地修补出历史场景，最后与先秦《诗经》等文献重新相互印证。这样的历史“新发现”是现存的一般史料无法做到的，而何益鑫恰在《周易》卦爻辞中深掘之并加以重建。比如，作者甚至推断“帝乙归妹”之“妹”乃王母之女、帝乙之妹，而非帝乙之女。她因为贪恋财富而导致了婚姻破裂。（121、123）对西方学者S. J. Marshall的研究感兴趣的读者（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e Mandate of Heaven: Hidden History in the I Ching, 2001），会在这本书的学术外衣之下发现其中隐藏的趣味性和故事性，并获得对殷周之际的历史世界更为深入的认识。“下部《周易》本事注”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周易略论”重申了与《周易》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典籍《周易》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先秦典籍《左传》、《周礼》。如《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杨向奎审定：《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对于“周”字的训释，从上述《左传》引文即可窥见该书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孔颖达便从《易纬》训为朝代之名，另有郑玄之说训作“周普”。对于“易”字的训释，《周礼》记“三易”作筮书之名，郑玄从《易纬》训为“易简、变易、不易”，孔颖达谓其“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于天宝点校：《宋本周易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3、7-9页。〔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文锦审定：《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48-749页。）此外，郭沫若认为甲金文之“易”是“益”的简化字，又“益”象皿中水溢之状。（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639、3384页。）或从水量（位）变化之貌引申之，故有“变易”、“变化”之义。综上，《周易》之本义当指周代王官所掌握的筮占专书，又可引申为包罗宇宙天地间的一切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在本书中呈现的主题性研究，何益鑫将《周易》之“易”进一步解释为“朝代易替”。（389）“易注凡例”确立了十条注释规则。作者既参酌历代训释，又兼顾史事考订。为此，他标注了各卦爻辞中表达相同史事的相似辞句，征引诸经籍对史事加以佐证，还考订了所叙之事不明的文辞。此外，他还标注了有争议的句读、注文、异文及旧注。最后，在每一卦末尾，他又通叙六爻及卦辞之事，并发挥一卦之旨。（395-396）后文是从历史叙事角度对六十四卦的卦爻辞逐一作出的全面且详尽的注释和解说。作者在此所做的文献考据、训诂注释的工作，值得感兴趣的读者将其单独作为一个注本进行参考。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何益鑫采用的历史视角会拓展其对《周易》卦爻辞的阐释。比如，大壮卦之卦爻辞包含“利贞”之语，何益鑫首先依照传统注疏将其解释为“有利于贞卜”（509）。然而，因他认为“利贞”表示大壮卦辞是文王一生征伐的真实记录（22），故又将其解释为“有利于征伐”（511）。读者应格外留意此类注释。这本新著在出版前的数年中已经得到过许多中国专家、学者的批评意见。由于其解释思路新奇、大胆，不免对作为哲学经典的《周易》文本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其对卦爻辞的解读与传统易学一般的认识差异明显，也会导致这本著作和传统易学观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遵循传统易学路径的学者必然会发问，比如：如何确定某句卦爻辞必然指向某一历史事件？如何安置传统易学中的“义理”？这种“卦爻辞则原本是某种历史叙事”的论证如何理解“象”与“辞”之间的关联？关于最后一个问题，读者可以参看两周之际的鼎卦戈，此即为目前最早的记录有卦爻画与卦爻辞相结合的出土实物（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文献辑释》，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202-203页）。学界普遍认可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早于其文字系统产生，那么《周易》卦爻辞中隐藏的历史叙事如何与卦爻画相对应，又于西周时期形成完整的文本呢？其实，在何益鑫看来，所谓的对传统易学的“破坏性”工作在古史辨派那里就基本上完成了，此后无视他们提出的挑战而直接退回传统易学不应是最佳的选择。何益鑫的新著延续了历史的眼光，抛弃了解构的观念，向读者呈现了一种基于确定解释原则的系统性阐释，这无疑重塑了《周易》卦爻辞文本本身具有的内部系统性。此外，何益鑫设立的《考》、《注》、《论》三部计划，尙有第三部《论》有待完成，其中将涉及到易传系统的生成、易学传统的演进、先秦易学史等问题。（625）除却中国学者的批评意见之外，仍有必要在西方文本语文学，尤其是历史批评方法的背景下进一步分析何益鑫的新著。“上部《周易》本事考”可与高等批评相联系，后者现包含有来源批评、形式批评、校订批评、修辞批评等多种形式。其中，来源批评又涉及到作者的背景：何时、何地、何人、以何为基础、又为何创作了这篇文本。形式批评则考察书面文本中的口语传统，包含历史叙事、轶事及神话故事等内容。此外，形式批评者尤其感兴趣于考察某种形式在逐渐变化的历史背景中所经历的漫长而微妙的衍变（Clare K. Rothschild. 2010. “Historical Criticism.” In Methods for Luke, edited by Joel B. G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15, 21）。他们的学术意趣也涉及到诗句般的历史叙事如何最终被融入到《周易》的卦爻辞中去，而这恰是何益鑫的研究所解决的问题。此外，“下部《周易》本事注”也与低等批评有一定的联系，后者现又被称为文本批评。何益鑫在新著下部中细致的文献和训诂工作可媲美于一部精校本的制作过程。中西研究方法的对比有助于发掘更多重要的相似之处。可以预见的是，各种相关的研究方法都可能适用于这个研究领域，从而更有效地阐释前现代经典文本的意义。何益鑫的这本新著为后世易学传统之发生与演进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其《考》、《注》、《论》三部计划的第三部分，他可以更多地采用西方的相关研究方法使这些耐人寻味的假设取信于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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