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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报-三联生活周刊10.6
【点睛】
到明代后期，瓶花谱录与清供雅玩著书风气蔚然，推动花器用制的理论化、制度化和仪式化，一时造型古朴、釉色莹润的仿古瓷器，成为文人书房案头的理想清供。详情请见今日[封面故事]。（封面图：故宫博物院“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大展第三单元“结契霜雪”中曲水流觞的展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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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2年10月6日
星期四
农历九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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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封面故事：
[一间理想书房中的清赏瓷器]
>>赏与用
>>慕古风尚中的仿古瓷器
>>贯耳壶，书室插花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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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一间理想书房中的清赏瓷器]
◎艾江涛
>>赏与用
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描述一间理想书房的陈列设置：“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上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
如果循此标准来观察故宫博物院“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中的书房用品，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抛开实用功能的文房用品里的瓷器，作为文人案头桌几上的瓷器清供，长期受到肇始于宋代美学、经明人反复描述的“雅宋”的古陶瓷鉴赏观念影响。乾隆留下200多首咏瓷诗，以咏宋瓷最多，据台湾学者谢明良考证，“尽管乾隆以帝王身份得以博览内府收藏，但其鉴识能力的养成应归功于明代文人的赏鉴心得。”
如此，我们在他的文房赏器中看到那件哥窑灰青釉八方贯耳穿带壶，便尤为注目。由于宋人对瓷器的文献记录很少，后世对所谓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的珍重，多源自明人记述。宋人审美尚清淡、含蓄、天然，“贵铜瓷而贱金银”，不仅完美体现在瓷器本身釉色与造型体现出的美感，同样反映在其他艺术方面。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袁泉所说：“玄素清淡，意蕴淳古，或可与古希腊雕塑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作比，器形线条流畅凝练，无论是窑器、金工、髹器，北宋晚期的各种官方艺术，实际都呈现出这种雷同的审美意象。”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韩倩说，即便是古代器物，宋人也很少将它们视为纯粹欣赏的对象，赏用结合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这点在高濂对“哥窑定瓶”的记录中也可窥见，所谓“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
什么样的瓷器器型，适合放置在书房的桌几案头，成为清雅点缀呢？袁泉提到，花瓶用制在宋元时期并未固定；许多瓶式用作花器的同时，也可在酒事、茶事、香事等不同场合进行功能置换；既充作市井生活中的酒醋容器，也当得四般闲事中的士风雅具。这种生活与艺术，日常与意识间边界的松弛感，颇有“大道无形、大音希声”之境；明人瓶花谱录与鉴藏著录中的分门列品、以名高下的详细记述，反显匠气、落入下乘。明人张德谦在《瓶花谱》中写道：“器以各式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书室中妙品。次则小蓍草瓶、纸槌瓶、圆素瓶、鹅颈壁瓶亦可供插花之用。馀如暗花、茄袋、葫芦样、细口匾肚瘦足药坛等瓶，俱不入清供。”
在张德谦的描述中，如哥窑灰青釉八方贯耳穿带壶这样的古壶，堪称书室插花清供妙品。为何在明人眼中，仿古器型的瓷器更适合文房清供？这些瓷器又是如何生产制作的？要理解这点，恐怕还要回到北宋时期慕古复古的社会风气。 
图1：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的元代杭州老虎洞窑址贯耳壶
>>慕古风尚中的仿古瓷器
北宋时期的仿古器物，首先从仿古铜器开始，然后影响到瓷器等其他材质的器物。据台湾学者陈芳妹在《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中的描述，北宋初年朝廷宗庙祭仪所用礼器，力求恢复“三代之典”，因此采用聂崇义《三礼图》作礼立制，以改正五代以降“礼乐之器，制度舛错”的局面。宋代之前，上古铜器虽代有所出，但多零星。宋代中叶以降，“太平日久，文物毕出”，古器物的出现，一改偶尔出乡间、宫廷征询的前况，士大夫阶层成为这一稽古、鉴古、追古之风的重要参与者。刘敞、欧阳修、李公麟、吕大临等经学家与士大夫皆收藏辑录三代、秦汉金石古物，蔚为风潮，进而成为徽宗收藏并绘制收录《宣和博古图》的先声。
“这些学者发现，出土古物与秦汉流传下来的传统礼图有较大差异，他们收藏鉴赏，探讨交流器物铭文、器型定名，古物学就这样开始兴起。古物收藏也在无形中形成上层士大夫文人交际、唱和、赠答的圈层标志，由于他们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自由切换，进而影响到当时的宫廷审美。徽宗作为一个'骨灰级文青’，在古物的收藏和定名上也颇有造诣，他更寄望以器载证，通过文化复古，追访三代，完成礼乐社会建设的政治追求。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官方在一些国家重要典礼上，就会重铸仿古青铜器，在一些重大典礼上使用。这批新成礼器的造型、装饰，肯定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宫廷其他用器之上。”袁泉说。
故宫藏有一件出自汝窑的“弦纹三足樽式炉”仿古瓷器，但从有明确地层的考古发现来看，北宋时期这类仿古瓷器仍然很少。袁泉说，他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老师一起系统考察宋代花瓶后，发现“仿古礼器制作的花瓶大体萌发于北宋末期，发展于南宋、金、元，明代时就十分成熟了。其发展的顺序大体是从制作与三代礼器相同质料的金属类器具开始，进而出现各式各样的陶瓷花瓶，并且并行发展。逐渐形成了在宋元花器中十分具有特色的仿古礼器造型的花瓶。”
宋室南渡之后，祖宗礼器丢失殆尽，起初一度不得不依托一些南方民窑，以及后来在杭州设立的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烧造仿古礼器，以陶为祭。在袁泉看来，南宋以降南方窑场仿古瓷器的不断涌现与此不无关系，“最初还没有南宋官窑，宋室找了两个有悠久传统的民窑烧造瓷器，当时文献记载为饶州和处州，就是今天的景德镇和龙泉。这些当地匠师肯定会接触到这些器物的制作范式包括风格，除了向上呈贡，既然这种艺术风格我掌握了，为什么不做？除了技术层面的关系，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这些礼图的图谱通过士大夫的家学流传，随着印刷也会不断外扩，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仿古瓷器的流布。”
就这样，从北宋汝窑，到南宋官窑、哥窑、龙泉窑，包括建立明清两代御窑厂的景德镇，都先后烧造仿古瓷器。这类瓷器造型古朴，釉色莹润，成为宋之后文人桌头案几的理想清供。
袁泉认为，这类仿古瓷器所以流行，明代后期瓶花学的兴起也有推波助澜之功。《遵生八笺·瓶花三说》《瓶花谱》《瓶史》等瓶花谱录，正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社会审美思潮的反映。花器与瓷器的结合，使文人对书房中的仿古瓷器更多瞩目。
>>贯耳壶，书室插花佳品
本次展出的哥窑灰青釉八方贯耳穿带壶，器型古朴，釉面润泽，上面密布大小深浅不同的“金丝铁线”开片。对于清宫旧藏的这批传世哥窑，学界至今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与叠压于杭州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址南宋地层的元代产品一致；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近年来在浙江龙泉大窑、溪口等地窑址中发现的有别于传统龙泉青瓷的黑胎青瓷，或许这才是明人所述的“宋代哥窑”。无论如何，这都不影响明人将其视为书房插花的佳品。
这种直口、长颈、扁圆腹、颈部左右各出一筒形管状耳的贯耳壶，收录于《重修宣和博古图》所录商周吉金彝器中，商代这种器型的壶也被称作“贯耳弓壶”。《遵生八笺》中称其为“弓耳壶”：“高子曰：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与堂相宜。”这里除了贯耳瓶，还提到蓍草瓶，据谢明良考证，蓍草瓶正是仿古的琮式瓶，本次展览也有一件龙泉窑青釉琮式瓶展出。
传统贯耳瓶，均为直口，此类八方贯耳壶属于宋元时的创制。在明人眼光中，严格仿古者为妙品，变古者为上品。不过，仿古宜今，事实上一直是宋人包括明清时期烧造仿古瓷器的共同特点。这种“仿古宜今”，还体现在对这些器物的功能化用之上。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此类青铜贯耳壶，形制更大的作为投壶，形制稍小的作为盛酒器，那么到了后朝，作为仿古瓷器的贯耳壶，在使用功能上又经历哪些变化？ 从传世画作或文献记载来看，贯耳壶更多用作插花之具，以凸显士人青睐高古之风。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元画《子方扁舟傲睨图》，画中水波荡漾的舟中岸几上，就陈设着插着花枝的贯耳小壶。而在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明人杜堇所绘《十八学士图屏》中，书案上也陈放两只贯耳壶，一只插奉灵芝，另一只则似插有箸、匙，结合画面中一只蓝釉的鬲式炉，一起构成瓶炉三事的香事组合。可见，贯耳瓶除了插花，还可兼作香器。这种一器多用的现象，在自宋代起形成的文人四般闲事“品香、点茶、挂画、插花”中，颇为普遍。
深受明人赏鉴趣味影响的乾隆，对贯耳壶同样情有独钟，写过多首咏官窑双耳瓶的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修内器犹在，阅年六百赊。虽输铜晕绿，漫拟玉无瑕。古以资盛酒，今惟用插花。提携便双耳，聪达缅重华。”点明贯耳壶从酒器到花器的演变。而在另一首咏题诗中，乾隆写道：“修内精陶因号官，淡青细圾满身盘。却无髻垦诚全璧，为想重宣伴上阑。且以耳双提则便，奚妨口一守之难。随时随物堪穷理，寓意长吟作静观。”可见，作为案头清供，即使不再承担插花、香具的实际功用，造型古朴的贯耳瓶于静观之中仍然清人耳目。（本文写作参考故宫博物院主编：《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秦大树、麦溥泰主编：《闲事与雅器：泰华古轩藏宋元珍品上卷》。感谢秦大树、周广明对采访的帮助）■（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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