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昚 靖康二年（112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赵伯琮（后改名赵昚）出生于秀州（今浙江嘉兴）青杉闸的官舍。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 绍兴二年（1132年），六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失去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赵构选中，养育于宫中。 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赵伯琮被授为和州防御使，改名赵瑗。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被授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月，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绍兴十七年（1147年）六月，任常德军节度使。 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二十四日，赵瑗被立为皇子，改名赵玮。二十七日，被授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为建王。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三十五岁的赵玮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军决战。但经老师史浩的提醒，赵玮为了避免高宗疑心，再次上书，请求在赵构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  宋孝宗赵昚 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赵昚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展开隆兴北伐。宋军于一月之内恢复灵壁、虹县和宿州等地，威慑中原。后在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攻下，宋军主将不和，军心涣散，撤兵符离时遭到金兵的追截，损失惨重，只好再次与金国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又名“乾道之盟”。和议主要规定：宋朝皇帝对金朝皇帝改称臣为称侄；改“岁贡”称“岁币”，并将“绍兴和议”商议的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南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予金国。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 隆兴北伐失败后，赵昚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乾淳之治”。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赵构驾崩于德寿宫中，赵昚听闻后失声痛哭，两天不能进食，又表示要服丧三年。赵昚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惇参预政事。 淳熙十六年二月初二（1189年2月18日），赵昚禅位于赵惇，赵惇即为宋光宗。赵昚自称太上皇，闲居慈福宫，后改名重华宫。群臣为其上尊号为寿皇圣帝，赵昚继续为赵构服丧。 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初二，赵昚患病。六月初九（6月28日），赵昚在重华殿驾崩，终年六十八岁。十月二十九日，群臣上谥号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十一月二十八日，暂时葬于会稽府永阜陵。十二月十八日，附祭于太庙。 ·政治改革  宋孝宗肖像 此外，赵昚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赵昚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曰：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以致在他禅位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 通过对赵昚理政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蔽。 ·平反岳飞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赵昚在登基之初，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的待遇。 隆兴元年（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赵昚给还了岳飞原有的田宅。 ·整理律令 乾道八年（1172年）正月初一，赵昚颁布《乾道敕令格式》。 淳熙三年（1176年），赵昚颁诏，将现行的敕令格式，仿照《吏部七司条法总类》（即《吏部条法》），随事分门，修纂成《淳熙条法事类》，作为大理寺和刑部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 ·裁汰冗滥 淳熙十三年（1186年），临安府罢逐青吏三百多人，两年后又裁汰百司冗官七百多人，减省了不必要的支出。赵昚在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恩荫数目，缩减各级官员荫补的数量。 在军事上，赵昚整军兴武。他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地扩充军事力量，在内陆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赵昚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五万三千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 像选拔文官一样，赵昚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熟悉军政七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隆兴北伐 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赵昚授意枢密使张浚筹划北伐。五月，张浚派濠州（今安徽凤翔）李显忠渡江出击。先后收复了灵璧，虹县等地，继而又攻陷了宿州（今安徽宿县）。后赵后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金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亲自率兵来攻，先被李显忠击退，后又调兵前来。但此时的邵宏渊按兵不动，还企图动摇军心，有些参战的将领还带兵临阵脱逃。李显忠孤军奋战，终是难支只好趁着夜色撤离宿州。金军乘势掩杀，宋军大败，死伤不可计数。 北伐失败后，隆兴二年（1164年），金世宗为了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发兵南下，先后攻占楚州、濠州，滁州等地，并准备渡江南下。在这种情况下，赵昚同意议和，这年十月双方签订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隆兴议和”。 北伐失败后，赵昚想要再次北伐。乾道五年（1169年）八月，赵昚召在“采石之战”中大败金军的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赵昚遣“泛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赵昚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1170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进京，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发展经济  宋孝宗坐像 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赵昚在位期间，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赵昚在位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年），赵昚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赵昚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赵昚时期，“民力（因而）少宽” ·兴修水利 赵昚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年）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2] ·发行纸币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年），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赵昚对会子十分关心。 《宋史》对赵昚纸币政策的评价为：“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赵昚在位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 在轻徭薄赋方面，赵昚于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赵昚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 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赵昚于乾道元年（1165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 赵昚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政策。赵昚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1168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正是赵昚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朱熹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代表人物，也有新学、蜀学。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学者黄震所称许的，赵昚在位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赵昚在位时期。 《全宋词》录有赵昚的词作一首：《阮郎归·远德殿作和赵志忠》。
佛宇挂钟的合，多是空的，大概是想声音能够清彻。赵昚小时候偶然来到郡城内外真如寺秀州，登上钟楼游戏，而和尚们先用苇藤覆盖空处，错踩在上面，于是掉了下来。旁观的人，慌乱无措，赶快去看的，赵昚却坐着，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这与那些史书所载宋太祖年轻时人马都掉落在汴城楼上一样。 赵昚被养在宫中将近二十年，却一直未被确定太子的名分。直到韦太后死去，高宗给两位准继承人每人送去美女十名，过了一阵又把她们召回。经过检查，发现给赵琢的那十个都已经不是处女，而给赵昚的那十个依旧都是完璧（赵昚是听从了老师史浩的意见）。于是，最终赵昚确立了皇太子地位。 赵昚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他“性恭俭”，高宗赵构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赵昚即位之初，就不肯用乐。他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内库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赵昚认为“我其他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 《宋史·卷三十三·本纪第三十三》 《宋史·卷三十四·本纪第三十四》 《宋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 永阜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县东南二十五里宝山，为“宋六陵”之一，赵昚死后权葬于此。位于绍兴城东南约18公里的皋埠镇攒宫村。永阜陵在元朝时被江南释教杨琏真迦等掘毁。原有享殿一间，后开垦为茶园，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 赵昚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赵昚帅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邵宏渊。手下仅有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主和派斗争，特别是赵昚当了二十七年皇帝，前二十五年高宗赵构一直健康的活着，对他持续施加影响。 赵昚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赵昚碰上了金世宗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内乱。宋和金此时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南宋王朝由破落走向恢复，由消沉走向振兴的时代，他致力于改变南宋以来文恬武嬉、偏安一隅的现状，给岌岌可危的南宋王朝带来了一丝蓬勃希望，不仅使得南宋累积起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抵御金朝的侵扰，也为南宋后期的抗蒙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留正：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顺承天意，浚发神断，全以所付畀之寿皇，而我寿皇荷付托之重，十闰之间，兢兢业业，终始如一，用能增光大业，驯致丕平。及夫倦勤万机，则又复举神器，授之圣子。三圣矩叠规重，盖自开辟以来，所未有也，于皇体哉！（《宋史全文》引）②寿皇即位未三月，内出宽恤十八事，凡民情之疾苦，纤悉委曲，无不周知，如州县秋苗，官吏规取滥数以济贪暴，如豪右兼并图免过割，致贫民产去税存之害，与夫一时抢攘甫定之际，所以劳来安集之策，未易以概举。至于治私贩、鞫盗贼，有司并缘为奸，尤切致意，可谓忧民之忧矣。二十八年之间，抚摩爱养，民安闾里，道洽政治，岂非知所先务哉？（《宋史全文》引） 何俌：①我朝自建隆至绍兴，相去才二百年，太祖、太宗以兄弟相禅，高宗、孝宗以父子相传，载之琬琰，蔚为首称。……以父子之亲行揖逊之礼，是高、孝之美，又将有光于尧舜、文武矣，顾不伟欤？（《龟鉴》）②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吾于孝宗其见之。（《龟鉴》） 吕中：太祖、太宗兄弟相传，以开创业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禅，以植中兴之业。（《大事记讲义》） 脱脱：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宋史》） 陶宗仪：敷文德，求民瘼，明赏罚，惜名器。（《书史会要》） 孙承恩：性资英明，治行勤励。恢复拳拳，可质天地。治民振武，敬天仁民。事机屡乖，志卒弗伸。（《文简集》） 爱新觉罗·昭梿：自汉文帝短丧后，历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晋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绝意行之。然武帝终惑杜预之议，孝文妄尊篡逆之妇，唐德宗空骛虚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后世亦无述者。（《啸亭杂录》） 蔡东藩：①高宗内禅，孝宗嗣位，当时以英明称之，有相如陈康伯，有帅如张浚，宜若可锐图恢复矣。显忠勇号无敌，尤一时干城选，而西北且有吴璘、王刚中等人，济以虞允文智勇兼优，俱足深恃，奈何内厕一史浩，外厕一邵宏渊，西北十三州三军，既得而复弃之，灵壁、虹县及宿州相继收复，淮西一带，将成而又隳之。盖忠奸不并容，邪正不两立，未有奸邪在侧，而忠正之士能竟大功者也。惟西北事误于史浩，而邵宏渊之忌李显忠，则张浚不能无咎。孝宗既以全权付浚矣，彼邵、李二人之龃龉，宁不闻之？不预察于几先，致隳功于事后，自是恢复之机遂绝，读宋史者盖不能无惜焉。（《宋史演义》）②孝宗既明知思退之奸，为贼桧所不若，何以胡昉一还，复依思退原议，拱手称侄，甘与敌和耶？人谓孝宗英明，远过高宗，谁其信之？（《宋史演义》）③孝宗称南宋贤辟，而求治不力，任人不专，较之高宗，不过五十里与百里之比，相去盖有限耳。观其践阼以后，所用诸相，贤否不一，且无数年不易之宰辅，其猜疑之私，已可见矣。……高宗因畏事而内禅，孝宗因居丧而内禅，情迹若异，而究其退避之心，实同一辙。人臣或以恬退为知几，人君系国家之大，宁亦可以恬退为智耶？（《宋史演义》）
|
|
|
03:47
0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