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邦炜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 人民出版社，2005年 宋孝宗简论 南宋帝王大多平庸，宋孝宗赵昚可谓鹤立鸡群。他在做藩王时，受到岳飞夸奖： 社稷得人矣！[1] 宋高宗禅位时，满意地说： 吾付托得人，吾无憾矣！ 宋孝宗即位后，被盛誉为“英明之主”。《宋史》赞扬他“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2]评价未免偏高，但宋孝宗确实是南宋时期唯一的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 一、侥幸继位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借宋高宗之口，称赞宋孝宗“天资特异，俨若神人”。[3]这分明是在散播天才论的神话，事实恰恰相反。宋孝宗少年时代既迟钝又贪玩，一度不爱学习而好击球，以致“读书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宋高宗“甚以为忧”，因而“夜来睡不足”。[4]宋孝宗后来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原因似乎应当从他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以及后天所受教育等因素中去探寻。 就家庭出身来说，宋孝宗不算高贵。他的父亲赵子偁虽然是太祖六世孙，但太祖后代在北宋后期与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仅同民庶”、“零落可悯”之类的慨叹不绝于史。赵子偁同一般读书人一样，为获取功名而寒窗苦读，舍试合格后才做上了个小小的嘉兴县丞。宋孝宗于建炎元年（1127）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官门户，而他的出生地秀州（治今浙江嘉兴）一带在南宋初年又是个战乱频仍的地区。宋高宗是太宗六世孙，宋孝宗系宋太祖七世孙，尽管宋太祖、宋太宗是亲兄弟，可是宋高宗、宋孝宗以血缘关系而论，早已超出五服，只不过是同姓。只因宋高宗的独子赵旉幼年即逝，他本人又丧失生育能力，而其近亲则被金军俘虏北去，再加上当时人们普遍要求立宋太祖后代为太子。宋高宗只得俯从公议，借以收买人心。宋孝宗因此在绍兴二年（1132）五月被选育于宫中，实在是事出侥幸。他在民间生活过一段时间，与自幼深居九重的皇帝毕竟不同，登基后仍自奉较薄并关心民瘼，与此或许不无一定关系。 就个人经历来说，宋孝宗并不平坦。他进宫后，要做太子，遇到障碍。独揽朝政的权臣秦桧与宋孝宗隔阂很深，他支持另一位宋太祖七世孙赵璩同宋孝宗抗衡。宋孝宗在绍兴五年五月拜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赵璩不久也拜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宋孝宗在绍兴十二年正月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赵璩在绍兴十五年也加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两个郡王府： 官属礼制相等夷，号东、西府。 宋孝宗、赵璩究竟谁做太子并进而继承皇位，始终是个谜。史称： 储位未定者，垂三十年，中外颇以为疑。[5] 秦桧在世时，“士大夫无敢以储副为言”，即使是宋高宗，想立宋孝宗为太子，也不免有顾虑。秦桧死后，宋高宗才在绍兴三十年二月立孝宗为皇子、称赵璩为皇侄，两人“名位始定”。[6]消息传出，“中外大悦”。宋孝宗与秦桧素来有矛盾，他即位后一反秦桧所为，人们早已料定。 宋孝宗后天所受教育，既良好又严格。宋高宗精心培养，不仅亲自教他读书，还为他配备过不少老师，如范冲、朱震，“皆一时名德老成”。宋孝宗贪玩的毛病就是在老师的训斥下改正的。他经过严格训练，进步很快，“骑射、翰墨皆绝人”。[7]朱熹对此颇为赞叹： 孝宗小年极钝，……后来却恁聪明。[8] 宋孝宗即位后，仍坚持研习经史。他早上批阅奏章，下午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每天都学习到深夜。宋孝宗的文化素养显然比较高，这无疑也是他能够有所作为的条件之一。 二、锐意雪耻 封建统治者之间，即是骨肉至亲，也往往勾心斗角，甚至相互残杀。宋孝宗与其养父宋高宗却情同骨肉，因而他死后获得了一个“孝”字的美谥。尽管宋高宗、宋孝宗父子关系融洽，可是他们对待金军南下的态度大不相同，宋高宗屈膝乞和，宋孝宗慷慨主战。绍兴三十一年秋天，金朝海陵王率军南下，两淮失守，形势危急，被立为皇子不久的宋孝宗“不胜其愤”，他痛斥逃跑之议，请求率军先行。只因王府直讲史浩告诫：“太子不宜将兵”，宋孝宗才未带兵出征，但他仍跟随宋高宗，前往建康，并“遍识诸将”。宋孝宗每次侍候高宗，“必力陈恢复大计”，宋高宗的回答是： 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 宋孝宗口头上“自此不复敢言”，[9]内心里根本不服气。 宋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即位后，声称： 我家有不共戴天之雠，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10] 他急于报靖康之仇、雪向金称臣之耻，立即昭雪冤死之将岳飞、召见主战之臣张浚。不少人对张浚有微辞，宋高宗也劝告宋孝宗“毋信其虚名”。[11] 宋孝宗表示： 朕倚魏公（指张浚）如长城，不容浮言动摇。[12] 他在隆兴元年（1163）正月，把张浚任命为枢密使兼都督江淮军马，负责主持北伐。 隆兴元年四月，张浚坐镇远离战场数百里之外的扬州，六万宋军渡过淮河，很攻快攻克灵璧（今属安徽）、虹县（即今安徽泗县）以及宿州州治符离（即今安徽宿县）。捷报传来，宋孝宗兴奋地说： 十年来无此克捷。[13] 可是，十万金军在当年五月反攻符离，李显忠、邵宏渊两位主将不和，宋军全线败溃，士卒死伤甚众，资粮器械皆弃。人们悲痛地说： 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14] 符离惨败后，宋孝宗仍耻于言和，但又不得不和。宋金双方经过反复交涉，于隆兴二年冬达成停战协议，史称“隆兴和议”。这个和议同高宗时的“绍兴和议”相比，金朝与南宋在名分上由君臣之国改称叔侄之国，南宋向金朝提供的岁币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少到银、绢各20万两、匹，南宋的屈辱地位多少有所改善。 宋孝宗素来以对金议和为耻，他对隆兴和议当然不满。当时人说： 虽卒就和议，圣意不以自安。[15] 宋孝宗此后仍时刻不忘攻取中原，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 一是依靠虞允文北伐。二是加紧训练军队。宋孝宗积极进行战备，始终试图北伐。他在乾道、淳熙年间，先后五次大规模教阅军队。每当大阅那天，宋孝宗“亲御甲胄，指授方略”；将士“戈甲耀日，旌旗蔽野，师众欢呼，坐作击刺，无不中节”；“士民观者如堵”。[16]宋军经过训练，作战能力提高，对金军无疑是个威胁。金世宗惟恐宋孝宗“将有为”，要求群臣“积钱谷，谨边备”。他说： 吾恐宋人之和，不可恃。 宋孝宗确实抱负很大，他一再向大臣表示： 朕不忘恢复者，欲混一四海。[17] 三、爱才守法 宋孝宗励精图治，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政治上说，他刚即位便下诏广开言路，号召士庶陈述皇帝的过失、朝政的缺遗，要求官吏反映百姓的休戚、民间的利病，并宣布建议可行者有赏、意见不对者无罪。当时，臣民直言极谏，宋孝宗开怀听纳，号称主圣臣直，朝政失误较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爱惜人才、提倡守法。 宋孝宗思贤若渴，于史有名。朱熹曾经指出：宋孝宗“有志于天下，要用人”，而宋孝宗时“人才已不及高宗时”。[18]难怪人们叹息： 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19] 宋孝宗有所作为的理想与人才不足的现实差距太大，他不禁感慨： 自家不如个孙仲谋，能得许多人。[20] 深切地感到人才的重要： 选择人才，治道之急。[21] 宋孝宗在书桌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将”字，渴望得到唐朝薜仁贵那样的良将。他甚至迷信十足地焚香向上苍祷告： 愿天生几个好人，来辅助国家。[22] 宋孝宗认为，“平稳无才略之人不难得。”在他看来，真正的人才首先必须有道德。孝宗强调朝廷不应当专门以才取人，他说： 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 其次是应当务实。宋孝宗主张： 为治在于任人，任人在于责实。……最不可以言取人。 他斥责士大夫“平日读书不见于用”、“好高论而不务实”，声称将推行总核名实之政。再次是不刻不谬。宋孝宗指出： 有才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谬。 应当“有才而不刻，慈善而不谬”。[23]所谓刻即是苛求于人，而谬则是差错百出。至于如何对待人才，宋孝宗不以小过责人，强调： 用人不当求备，知礼者必不知乐，知乐者必不知刑。[24] 宋孝宗的人才观显然值得重视。 在人才的使用上，宋孝宗认为应当做到公平合理。他说： 朝廷与人官爵，尽归至公，人谁敢怨。若徇私轻与，得者固喜，而怨者必至。惟至公可以无怨。 鉴于当时重文臣、轻武将，宋孝宗强调： 治体不可有所偏。……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不可专于一。 针对宋代士大夫结党营私的积习，宋孝宗主张“用人不可分别党与”，他说： 朝廷所用，止论其人贤否如何。[25] 为了扭转官员重内职、轻外任的风气，宋孝宗采用“更出迭入”、相互交换的办法： 外有治效，擢之内职；内有实绩，擢之外任。 并规定： 未历州县，不得居清要；未任监司，不得居郎曹。[26] 要做到公平合理，关键在于用人不徇私、官职不轻授。宋孝宗一再强调只能为官择人，绝不为人择官，并首先从他的亲朋故旧做起。他采取措施，清入仕之源，塞侥幸之门，裁减冗员。 宋孝宗特别注重选用地方官，他说： 郡守得人则千里蒙福，监司得人则一路蒙福。[27] 天下全赖好监司，若得一好监司则守令皆好。[28] 宋孝宗对于地方官不仅慎于选用，而且严于考核，他要求监司必须按期向朝廷报告州县长官的政绩并给予奖惩，“使臧者益劝，否者知勉。”对于监司的臧否，宋孝宗又不轻易相信。如知忠州（治今重庆忠县）蒲杲“为监司所否”，他上诉孝宗：“臣得罪于监司，不得罪于百姓。”结果受到宋孝宗表彰：“蒲杲诚直可取。” [29] 宋孝宗在位期间，“诸郡多得良二千石”。[30] 宋孝宗号称严于守法，务在必行。他要求大臣： 当谨法令，无创例以害法。[31] 鉴于当时官吏往往用例以废法，宋孝宗主张守法以废例。所谓例，是临时制定的条例，以补充法律的不足。宰执依法办事，宋孝宗予以赞赏： 卿等如此守法，甚善！ 他处理朝政，遇到疑难，每每询问宰执：“于法如何？”如果回答是：“在法不许”，他马上表示： 国有宪法，朕不敢废。[32] 即使必须临时制定法令，宋孝宗认为“出令不可不审”，要求大臣“再三详熟思虑”。他还下令编纂并颁布了一部法律文书汇编——《淳熙条法事类》。在法律施行过程中，宋孝宗反复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出以“公”心。宋孝宗说： 人有一点私心，法便不可行。 张默是宋孝宗生母的亲堂侄，要求破例晋升，遭到宋孝宗拒绝： 朕正不欲先自废法。 张闻礼是太上皇后的侄女婿，请求破格提拔，宋孝宗照样不许： 岂可以戚里而废公法！[33] 钤辖胡斌自以为是宋孝宗的故旧，他仗势违法，宋孝宗依法予以惩处。宋孝宗的儿女亲家知荆南府（治今湖北江陵）李道“妄用经费，专意营私”，被宋孝宗撤职。宰执称赞说： 陛下行法不问戚里，天下闻之，孰不服耶！[34] 二是宽猛相济。宋孝宗强调罚必当罪，但又认为宋朝执法失之于宽。他甚至批评“祖宗家法”： 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之。 宋孝宗虽然认为不能矫枉过正，而应宽猛适中，可是又偏向于重赏重罚： 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于后。[35] 贪官便是宋孝宗重罚的主要对象之一。他即位之初，就下诏要求地方官： 毋滋讼狱，毋纵吏奸，毋夺民时，以重土木，毋掊民财，以资饷遗。 并且宣布： 有一如此，必罚无赦。[36] 当时，不少官吏这样办理公务： 贿赂未至则行遣迂回，问难不已；所求如欲则虽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遂其请。 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宋孝宗下令鼓励人们予以检举，一经查实“重置于法”，[37]当月知閤门事孟思恭即因受赂受惩处。隆兴二年九月，宋孝宗规定官吏贪污除籍没家财外，还要杖脊刺配，接着广东提刑石敦义便因贪污被刺配。淳熙十年（1183）夏天，宋孝宗又下诏强调：官吏敢于贪污，“不以秩位之高下、形势之轻重，朕将一概施行。”[38] 宋孝宗在位期间，官场作风较好。在“馈赂公行，熏染成风”的南宋后期，人们对此自然不乏眷恋之情。据硕学鸿儒真德秀在理宗时回忆： 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39] 四、重农禁奢 宋孝宗认为，“理国之要，裕财为重。”他指出： 《周礼》言理财，《易》言理财，周公、孔子未尝不以理财为务。[40] 斥责大臣讳言财务、俗儒不言金谷。为了纠正这一偏向，宋孝宗在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决定，宰相兼制国用使、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切实负责理财。而他本人则每月批阅财赋册，亲自过问这方面的事务。宋孝宗自称： 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41] 他惟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他甚至打算停止印行纸币，这显然太偏颇，又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宋孝宗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政绩在于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带头厉行节俭。 宋孝宗痛斥“近世士大夫多耻言农事”，强调： 农事乃国之根本。[42] 他每年“自中春农事兴，即忧水旱，直到十月米谷上仓，然后放心”。[43]一旦得知“今夏蚕麦甚熟，丝及米价极贱”，立即高兴地说：“此甚可喜！”他还种麦、养蚕于宫中。在宋孝宗的倡导下，“士风为之一变”。地方官“无不留意民事”，[44]普遍关心农业生产。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宋孝宗多次下诏要求各地兴修水利。金华（今属浙江）县丞江士龙采用农民出力、地主出粮的办法，动员民工27000多人，兴修水利837所，使两千多顷农田受益，受到宋孝宗嘉奖。而江东提举潘甸、淮东提举叶翥等官员则因兴修水利失职被降官。当时兴修的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有太湖堤、淮东捍海堤、高邮（今属江苏）定应长堤、真州（治今江苏仪征）陈公塘等。浙西围湖造田成风，有碍水利，宋孝宗坚决予以制止。他在位期间，号称“连岁丰稔，物价低平”。[45] 宋孝宗在做藩王时，即写下诗句： 闾阎多悖郁，方愧此身闲。 以表示他关怀民间疾苦。做皇帝后，更是说了许多只要有利于百姓，将不惜一切的话。如他曾说： 朕得百姓欢乐，虽自病亦不妨。所谓吾虽瘠，天下肥矣。 这类言论出于封建皇帝之口，当然具有欺骗性。不过，宋孝宗对富国与富民两者关系的认识，实属难得。他主张： 以富民为先，民富而国自富。……民贫则国虽富而不得保。 宋孝宗声称： 惟望百姓富实，国计又其次也。 他要求地方官“不亏公家，又有利于百姓”。[46]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宋孝宗禁止非聚敛，下令减免赋税。 羡余便是当时盛行的一种非法聚敛，官员把额外盘剥得来的钱财献给朝廷，以便升官。宋孝宗说： 今之财赋岂得有余，今后若有献，朕当却之。[47] 他拒绝了某些官员奉献的羡余，用来代民纳税，并在乾道九年六月下诏申严羡余之禁，违者从重惩处。 南宋在同金军作战期间，以筹措军饷为名，增加了不少苛捐杂税，如经总制钱等，停战以后理当废除。宋孝宗多次表示： 税赋太重，朕欲除减，但有所未及，当次第为之。 他全面废除苛捐杂税的许诺虽然成为空头支票，但也确实减轻了农民的某些负担。如当时地方官向农民预借第二年的赋税，“名曰借而终无还”，宋孝宗在淳熙五年二月下令严禁这种预借。至于在局部地区，临时减免赋税的事例更多，如淳熙三年免除四川关外四州和籴一年，“民力稍纾，得以从事于耕作”，“麦熟倍于常年”，第二年又免除整个四川地区和籴一年，结果“为惠尤广”。[48] 当时上行下效，“民俗多尚奢侈，才遇丰年，稍遂从容，则华饰门户，鲜丽衣服。” 宋孝宗对此颇为不满，下诏禁止奢侈。他发现“今日习为奢侈者，在民间绝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决定有官者如违犯禁令，从严惩处。他还发现奢侈“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故流传民间”，[49]又决定革除奢侈，从宫禁做起。 至于宋孝宗本人，号称： 勤俭过于古帝王。 他即位前，对声色无动于衷；即位后，仍自奉较薄，平时常服浣濯之衣，不吃肉，即使宴请宰执大臣也不具珍馔，更不大兴土木。宋孝宗自我表白： 朕他无所为，止得节俭。 由于他“未尝一毫妄取，亦无一毫妄费”，又不轻易赏赐大臣，因而内外积钱甚富，“金帛山积”。[50]到淳熙十年八月，宋孝宗设立的封桩库积攒钱财多达三千万缗，由于年深，以致贯朽。 五、壮志未酬 淳熙十四年十月，身为太上皇的宋高宗死去，宋孝宗对其养父感恩图报，迂腐地拘泥于古礼，一定要行三年之丧，无心处理军国大政。淳熙十六年正月，金世宗死去，金章宗继位，年仅22岁。可是按照隆兴和议，63岁的宋孝宗应当把比他小41岁的金章宗尊称为叔父，他自尊心很强，当然不愿意。于是，宋孝宗决心退位，在当年二月禅位于其子宋光宗赵惇。他后来做了几年太上皇，在绍熙五年（1194）六月死去，终年68岁。 宋孝宗不仅锐意攻取中原，而且在历史上以爱才、务实、守法、重农、节俭而著称。他在位期间，政治相对清明，生产有所发展，财政比较充裕，军事实力增强，有“小元祐”之称，是南宋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宋孝宗头脑发热时，自我吹嘘： 时和岁丰，中外无事。人情熙熙。[51] 其实，南宋这时只不过呈现出偏安的小康局面，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宋孝宗攻取中原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宋孝宗头脑冷静时，多次感叹： 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52] 他壮志未酬，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宋孝宗可谓生不逢时。他继承的是高宗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不仅“财屈、兵弱未可展布”，而且“谋臣、猛将凋丧略尽”，[53]问题成堆，很难理顺。他的对手又是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宋金双方军事力量几乎势均力敌，谁也休想侥幸战胜谁，因而宋孝宗“用兵之意弗遂而终”。 就宋孝宗自身来说，也确有可指责之处。他虽然不忘北伐，但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他尽管主张务实，可是说了不少废除苛捐杂税的空话，口惠而实不至。尤其是宋孝宗的用人之道总体来说虽然不错，但他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而根源则在于封建皇帝集权专制制度。具体说来，宋孝宗在用人问题上存在两大毛病，即一向用人不专和有时用人不当。 宋孝宗一向用人不专，突出地表现在宰执大臣的任用上。当时，宰执提拔得快，罢免得也快。如史浩上月做宗正少卿，下月即任参知政事，5个月后又拜相，升迁之快前所未有。宋孝宗口头上提倡久任，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在位20余年，更换宰相16人、参知政事30人。宰相任期最长的不足7年，最短的只有三个月，平均2年零15天。参知政事任期超过4年的只有1人，不到一年的多达18人，平均1年零3个月。[54]宰执大多资历较浅，皇帝容易驾驭；一般任期又短，自然很难专权。宋孝宗用人不专，原因在于片面吸取秦桧当年长期独相专权的教训，惟恐大权旁落。可是，宰执任期太短，难以施展才干，做到政绩卓著。 宋孝宗有时用人不当，依靠张浚北伐即是一例。张浚志大才疏，在高宗时，兵败富平（今属陕西），早已暴露无遗。不过，更突出的表现还在于一度信用曾觌、龙大渊、张说、王抃等四大佞幸以及宦官甘昪。宋孝宗是个所谓“刚明之主”，“刚好专任，明好偏察”，[55]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大臣，很容易信用佞幸和宦官。所谓佞幸，是指因谄媚皇帝而得到宠信的人。宋孝宗做藩王时，曾觌、龙大渊便在他身边听候差使，是宋孝宗的所谓“潜邸旧人”。宋孝宗与曾、龙二人不仅“觞咏唱酬，字而不名”，而且“罢宰相，易大将，待其言而后决”。当时因宋孝宗“颇亲（甘）昪，昪以此用事”，“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56] 宋孝宗后来发现： 曾觌误我不少。[57] 曾觌等人先后受到惩处，但不良影响已经造成，损失无法弥补。 宋孝宗不是昏聩荒淫的帝王，而是精明干练的君主。与不理朝政、优柔寡断的皇帝相反，他事必躬亲、赫然独断。这既是其所长，又是其所短。兵部侍郎陈巌肖曾经上奏： 大臣当稍付其权，使之任天下之责。 希望宋孝宗不要大权独揽，建议适当增大宰执权力。湖南安抚使刘珙后来又劝告宋孝宗不可独断，他说：“独断虽英主之能事，然必合众智”；“有独御区宇之心”，势必“蔽其四达之明”。[58]对于这些建议，宋孝宗表示采纳，刘珙还因此受到提拔。可是，宋孝宗作为一位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要他没有独御区宇之心，不要独断专行，只能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这或许正是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之所在罢。  载《天府新论》1991年第3期。 注 释 [1][5][39][52][55][56][57]脱脱等：《宋史》卷365《岳飞传》；卷246《宗室传三·信王璩传》；卷437《儒林真德秀传》；卷383《虞允文传》；卷470《佞幸传·序》；卷469《宦者甘昪传》；卷470《佞幸曾觌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2]《宋史》卷33－35《孝宗本纪》。以下引文凡出自本纪者，不再一一注明。 [3][6][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壬午内禅志》。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 [4][8][18][2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孝宗朝》。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 [9][11]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孝宗恢复》。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 [10]《四朝闻见录》丙集《张史和战异议》。 [12][13]《宋史》卷361《张浚传》。 [14]周密：《齐东野语》卷2《符离之师》。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15]楼钥：《攻愧集》卷70《书魏丞相奉使事实》。《四部丛刊》本。 [16][3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3《大阅》；甲集卷6《建炎至嘉泰申严赃吏之禁》。 [17][21][24][26][28][31][34][37][44][48][49]不著撰人：《宋史全文》卷26下淳熙六年九月丁卯；卷27上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丁卯；卷24下乾道三年二月壬申；卷24下乾道元年七月辛亥；卷26下淳熙五年十二月辛卯；卷24下乾道二年四月丁丑；卷24下乾道二年四月丁酉；卷23下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卷26上淳熙四年五月甲子；卷26上淳熙四年三月丙午；卷26上淳熙三年九月癸亥。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19]刘一清：《钱塘遗事》卷2《孝宗恢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22]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学津讨原》本。 [23][25][27][33][40][42][45][46][47][50][58]不著撰人：《两朝中兴圣政》卷47乾道四年九月癸未、卷51乾道八年正月戊寅、卷60淳熙十年八月甲辰；卷54淳熙二年五月辛卯；卷56淳熙五年十二月辛卯；卷54淳熙二年五月乙卯、卷57淳熙六年正月甲申、卷60淳熙十年十月丁未；卷45乾道二年十二月辛卯、卷55淳熙四年五月甲子；卷55淳熙四年五月甲子；卷58淳熙七年正月甲寅；卷50乾道七年四月壬辰；卷47乾道四年九月已未；卷46乾道三年二月丁丑、卷48乾道六年五月辛酉、卷60淳熙十年八月；卷46乾道三年闰七月癸巳。《宛委别藏》本。 [2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淳熙臧否郡守》。 [30]洪适：《盘洲文集》附录《洪公（适）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帝系11之7、8、11、职官79之4。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35]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科举论》。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3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壬寅。 [41]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4《官会折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43]周必大：《文忠集》卷49《平园续稿九·跋朱元所作南城吴氏社仓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宋会要》礼56之12。 [53]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4《中兴讲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54]参看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载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0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印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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