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日本的陆军中，关东军一直以“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著称，一度有着“日军之花”的赞誉。但回过头看，他们不仅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更是东北各族人民所面对的最为凶残的敌人。那么问题来了，“关东军”出现的契机是什么？他们在东北大地上都做出国哪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结局？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5月，日军攻占大连金州。9月，日军在金州设立了关东守备军司令部和军政署，开启了针对金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带有“军政合一”意味的殖民统治。1905年5月，日本将守备军司令部和军政署“改组”为“关东州民政署”。9月，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战败的沙俄正式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了日本。与此同时，从长春到沈阳间，长达885公里的南满铁路的两侧地带，即“满铁附属地”的治外法权，也被日本收入囊中。1905年10月，日本废除“关东州民政署”，在辽阳组建了“关东总督府”。次年6月，日本在奉天（沈阳）设立了驻“南满地区”的最高级别外交机构——奉天总领事馆；8月，“关东总督府”升级为“关东都督府”，驻地从辽阳迁至旅顺；该年年底，日本筹建了旨在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国策会社（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我们熟知的“满铁”。至此，日本在“南满地区”所推行的“三头政治”模式，正式粉墨登场。为了维护当地的日常秩序，日本在“关东州”驻扎了一个步兵师团、6个铁道守备队以及若干个重炮营和宪兵队，这些部队统一接受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统辖和节制。1919年4月，“关东都督府”改组为“关东厅”，原有的“军政合一”体制被“军政分治”所替代。与此同时，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升格为“关东军司令部”，驻军被正式命名为“关东军”，曾在朝鲜担任过宪兵司令官的立花小一郎（1861—1929），成为了首任关东军司令官。资料显示，成立之初的关东军，主要由1个陆军步兵师团，6个铁路守备队和8个宪兵队组成。其中，步兵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骑兵联队、野炮兵联队、工兵联队、通信队、轴重队各1个。进入昭和时代（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日本加紧了侵华步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东军同时有了小规模的“扩编”，人数维持在两万余人的水平（拓展阅读：东瀛志：日本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尽快控制住东北局势，关东军首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编”。9月19日，一直在朝鲜待命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越境进入东北；同年11月至12月间，混成第四旅团、混成第八旅团、混成第三十八旅团和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先后进驻东北。在1932年4月至5月间，日军第十师团，第十九师团间岛派遣队、第八师团、第十四师团以及第一骑兵旅团、第四骑兵旅团、第六师团先后进驻东北，原“关东军航空队”扩编为“关东军飞行队”。一言概之，在1933—1936年间，关东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20万人左右的规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为了达成“三个月占领整个中国”的目的，在7月11日召开了由首相、大藏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参加的核心内阁会议，即“五相会议”。会议决定，抽调关东军南下，协助华北日军作战。1937年8月，以关东军独立步兵混成第11旅团为班底，共计由1.2万人组成的“察哈尔派遣兵团”进入华北，与日本华北方面军共同展开了“察哈尔作战”。次年1月，该部被改编为“驻蒙兵团”，同时正式脱离了关东军建制（拓展阅读：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部于1944 年8月进入菲律宾，遭遇到了美军毁灭性的打击。数据显示，日本投降后，生还者仅有23人。在全面抗战开启的同时，基于“维稳”和“防苏”的双重需要，关东军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扩编”。1937年8月，中国驻屯军第二飞行集团调入关东军；10月，第八师团调入东北。次年初，关东军在师团的基础上增设了“军”的建制，先后组编了第三军和第四军；同时，第二十三师团、第七师团先后被编入关东军。截至1938年底，关东军共下辖8个陆军步兵师团。1939年春，为了准备“对苏作战”，关东军扩编了第六至第九独立守备队，新编了第一至第八国境守备队。在5月至8月间，先后组编了第五军和第六军。9月，“关东军飞行集团”扩编为“航空兵团”。截至1940年末，关东军下辖陆军步兵师团已经多达12个。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见苏联节节败退，一直寻求“北上”的关东军，不仅频繁组织针对苏联的大型军事演习（即“关特演”），还调集了大量部队进驻东北。7月，第二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等3个师团被编入关东军。不过，伴随着苏德战场上德军进攻速度的明显减缓，同年8月，参谋本部不得不决定，“无论苏德战场如何变化，取消在1941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计划，专心致力于解决南方（中国）问题的方针”。可即便如此，关东军的“扩编”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1942年2月，第四飞行集团被编入关东军航空兵团。6月，航空兵团升级为第二航空军。与此同时，关东军先后组编了关东军机甲军、坦克第一、第二师团和第一、第二方面军。截至1942年底，关东军下辖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关东防卫军、机甲军、第二航空军及关东军直属部队等，合计6个军14个步兵师团，2个坦克师团、1个坦克教导旅团、1个骑兵旅团、9个独立守备队、13个国境守备队等，总兵力超过了70万。简言之，这是关东军历史上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时期。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条例》中的规定，筹建之初的关东军，主要负责“南满地区”的“防务”和日本侨民的安全保障工作。但历史证明，他们实际上做的“工作”，远比“条例”中的规定“丰富多彩”得多。
九一八事变后，在由关东厅、满铁、奉天总领事馆和关东军司令部组成的“四头体系”中，关东军司令部有着非常高的话语权。他们不仅牢牢掌控着控制军事大权，还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活动中颇具存在感。1932年6月，关东军的“防务”权限，从“南满地区”延展为“全满洲（东北）”。同年8月，第二次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1867—1933），同时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不久，他又取得了“满铁”的运营监督权。1934年，关东厅被废止，相关权限全部移交给了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司令部成为了日本统治东北的最高权力机构，关东军司令官成为了“最高话事人”。关于关东军在东北做出的罪责，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众所周知，“占领满蒙”一直都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点内容。实际上，早在1923年由陆军部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武力侵占东北”的字样。到了田中义一担任首相期间（1927.04—1929.07），使用“外科方法”（军事手段）侵吞东北，已经成为了军政界的广泛共识。1928年4月，蒋介石下达了北伐的总攻击令。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奉系军阀濒临崩溃。此时，关东军不仅向日本内阁递交了“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一些人甚至提出了“我军（关东军）主力应不失时机地阻止两军（北伐军和奉军）进入山海关或锦州附近，并不论何方军队，概行解除武装”的主张。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关东军武装干涉东北的计划，并未成为现实。“贼心不死”的关东军，开始恶意制造各种事端，妄图武装占领东北。1928年6月，他们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不过，关东军趁火打劫的阴谋不仅未能得逞，身为东北最高领导人的张学良，还主动宣布“改旗易帜”，让中国在名义上重新回到了“统一状态”（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东北军”的前世今生）。皇姑屯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蝴蝶效应”，使得饱受各界谴责的田中义一首相失去了裕仁天皇的信任，最终在1929年7月黯然下课，两个月后便在家中一命呜呼了。1928年10月，石原莞尔（1889—1949）出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1929年7月，他参加了由板垣征四郎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他不仅秘密潜入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进行侦查，还就攻城、防御战术甚至武装占领后的统治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和研究。也就在这一期间，他策划并制定了旨在“吞并满蒙”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从1931年1月起，关东军参谋部每周六就作战计划进行讨论补充。3月，石原莞尔在“满蒙间题处理方案”中，特别提出了“制造事件的谋略”。7月，关东军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一言概之，此时的东北局势，已经变得极其微妙。见“时机成熟”，石原莞尔决定“下克上”，“在柳条湖行使武力（挑起事端）”。具体而言，他要求关东军“以歼灭战，速战速决”，先一举夺下北大营，进而占领兵工厂和飞机场，使东北军得不到武器、弹药的供给，失去反击的能力，不战自溃。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资料显示，关东军仅用了14个小时就占领了沈阳城。次日，关东军占领长春，昌图等多个满铁沿线据点被一一攻陷。11日，关东军占领吉林。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了哈尔滨省城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关东军占领锦州；2月5日，哈尔滨沦陷。至此，东北全部沦陷于关东军之手（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了吞并东北，日本人动了哪些小心思？）。1932年3月1日，溥仪被关东军推举为“满洲国”的“执政”。8日，溥仪在“新京（长春）”正式“走马上任”，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主要官员。10日，武藤信义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同时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了“满洲国”。至此，东北彻底沦为了日本的又一个“殖民地”。为了控制和操纵“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1932年，日本内阁通过的《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要纲》提到，“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到了1935年，以国道局为代表的重要机关，日本官员已经占到了90%。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机构设置，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调整，即委任日本官员直接出任各机构的“次长（二把手）”。为了巩固统治，一直标榜“五族协和”的日本人，不仅肆无忌惮地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讨伐，还设立了宪兵队与情报部（特务机关），恐吓和威胁东北各族同胞。另外，他们还推行“集家并村”的集团部落政策和保甲制度，对城乡居民进行严密监视与迫害。为了泯灭东北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关东军精心炮制出了一套融合了“王道”、“皇道”、“神道”内涵的“建国理论”，旨在让他们甘心效忠于日本天皇和“满洲皇帝”，达成其长期殖民的目的。为了达成洗脑目的，他们不惜大肆利用教科书，恶意篡改和歪曲中国历史（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满洲国”的教科书，是如何歪曲中国历史的？）。为了将东北打造成为资源供应地，关东军一直牢牢掌控着交通业和资源开采权。1931年10月，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1876—1945）指示满铁总裁内田康哉（1865—1936），要求满铁务必以“委托经营”的形式，“拿下”东北各处铁路路权，并“建设新的铁路”。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截至1935年末，东北境内所有的铁路业务运营权，全部被满铁收入囊中。为了掠夺东北的物产资源，1932年8月，日本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了“日满经济一体化”的议案，规定关东军司令部和“满铁”为统制“满洲国”的经济支配机构。次年3月，“满洲国”当局提出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东北境内的所有企业被官方“统制”——至此，东北的工矿产业业，彻底沦为了日本经济体系中的附庸。1937年1月，关东军司令部炮制出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要求“置重点于就地开发有事之际所必需的资源，并尽可能谋求国内的自给自足和供给日本的不足资源”——这是日本全面掠夺东北资源的第一个综合性计划。为了操纵东北的金融产业，方便实行金融侵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合并为“满洲中央银行”，并于1932年7月正式开业。“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囊括了发行“满币”，回收旧币，积聚存款，推销公债，垄断金银和外汇等。1935年11月，“满币”以1：1的固定比价依附于日元。至此，东北的货币金融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操纵。除此之外，关东军对东北的通讯、海关、工矿、钢铁、煤炭、石汕、森林和其它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巩固统治，关东军还从国内招揽了一大批本国移民，颇有“鸠占鹊巢”的意味（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近代日本是如何向东北移民的？）。早在1932年1月，关东军在攻占锦州后，就曾试图以武力吞并热河，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33年2月，关东军聚集了4个师团合计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攻，3月4日，承德沦陷。截至5月下旬，秦皇岛、密云、唐山等22县相继沦陷，日军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态势。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道：“接何（应钦）黄（郛）来电，惶惶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见战略目标已经基本达成，关东军主题提出“议和”。5月31日，双方在塘沽缔结了《塘沽协定》。协定的内容，最重要的为以下两条：日军撤至长城一线，标志着国民政府，只能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实；中国军队不得在冀东地区驻守（为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做好了铺垫）。坦诚说，这根本就不是谈判，而是单方面的“命令”。正如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1884—1966）所说的那样，中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南京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在书面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中日签署《塘沽协定》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为了生产廉价的细菌武器，在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这些“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们，不仅进行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病毒研究，还研制生产出了数量庞大的细菌武器。
1933年8月，在关东军在支持下，军医石井四郎（1892—1959）在黑龙江五常县背荫河一带建立了细菌研究所，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因为“加茂”是石井四郎的家乡，并且他招募的很多助手也都是自己的同乡。因此，关东军内部称之为“加茂部队”；另外，由于他是日本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1848—1934）的粉丝，因此，该研究所也被称为“东乡部队”。因为“安全原因”，1934年底，“关东军防疫班”撤到了哈尔滨市区内。他们以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为掩护，进行秘密的细菌研究活动，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值得注意的是，截至1941年以前，这支生化部队一直没有正式番号。直到1941年后，关东军总司令要求所有部队及机关“必须采用番号”后，“七三一部队”之名才开始使用。1935年，关东军强占了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后，圈定了6平方公里的土地，设为七三一部队的“研究基地”。1938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正式敲定了这一“特别军事区”的范围及规则。其中，“特别军事区”的占地面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20多平方公里。资料显示，在七三一部队中，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工作人员合计有2600余人。可即便如此，石井四郎依然觉得“人才”不够用。他绞尽脑汁，与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细菌学者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给予援助”。在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大背景下，除了陆军军医学校外，以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为代表的诸多顶尖院校，均给予了石井四郎一定的“人才和技术上的支持”。与七三一部队同时出现的，还有设在长春西南部的第一〇〇部队，即“兽疫预防部。他们的主要任务主要有两个：首先，研究用以屠杀马、牛等役畜的细菌武器；其次，培养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兽疫的细菌，并使用人体进行试验，研究兽疫对人的作用。1935年，陆军省直属陆军化学试验所满洲派遣部队，将四平街西郊的原中学校舍“改造”为“毒气和电击试验场”，并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名义，将运来的中国战俘作为实验品，进行瓦斯、窒息瓦斯、注射病菌的实验，并进行活体解剖。另外，关东军还在长春西安桥外建立了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千早病院），打着治疗传染病，秘密从事细菌杀人试验。为了能够加强细菌弹的效果，七三一部队在犯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变态恶行。其中包括了冷冻试验、毒气实验、人畜杂交实验、鼠疫实验、压力实验等。以冷冻试验为例，他们会将中国人放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并在他们的手浇上冷水。等冷水结冰后，再次用热水将冰融化。反复多次后，日军会将实验对象的皮肉进行揭破，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研究。想必大家都知道，人体78%都是水分。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精确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据七三一部队的老兵回忆，这个他们利用中国人“实验”得出的。具体而言，他们会使用活的中国人进行干燥实验，用热风不断吹实验对象，让实验对象不停出汗，直到脱水死亡，直到身体的水分被烘干。等到实验对象成为了一具干尸后，再称其体重，发现干尸的体重只有生前的22%。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为了一个所谓的“母爱实验”，这些“科研工作者”们残害了无数的中国母子。何谓“母爱实验”？展开来说，他们将母子两人关在同一个房间内，然后对地板不断加热升温，直到人无法承受的程度。这些人想观察的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母亲是会自己忍受烤死的痛苦来保护孩子，还是会将孩子垫在脚下，“来获取自己生存的希望”。除了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之外，关东军还建立了大规模的“细菌工厂”，以便进行所谓的“细菌作战”。资料显示，从1936年开始，关东军就在哈尔滨修建了细菌工厂，该厂一个月生产的霍乱、伤寒细菌多达500公斤、鼠疫菌为250公斤、炭疽菌为200公斤。诺门坎事件爆发后（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日本如此惧怕苏联？），关东军进行了第一次细菌战争。其中，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分队，将重达22.5公斤的伤寒、霍乱等细菌武器，投放在了哈尔哈河和其它水源与地面。1940年起，为准备对苏作战，七三一部队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设立4个支队，分别配属于各个方面军，命名为“防疫给水部队”。另外，从1939年10月起，日本在关内沦陷区，相继设立了华北防疫给水部、华北防疫给水部和华南防疫给水部等生化部队。1940年7月开始，日军先后在宁波、常德、承德和浙赣等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抗日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战败前夕，石井四郎一度丧心病狂地建议，将七三一部队储存的细菌和数吨含毒菌的跳蚤、老鼠等“实验耗材”，投放到苏联的重要都市，“庆幸的是”，他的意见并未被采纳。1945年12月，回国的石井四郎被美军情报人员逮捕。1946年初，他在东京接受了美国细菌战专家汤姆森的审讯。1947年，他向美军表示，自己可以将七三一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七三一部队全体人员的战犯罪需要“无条件赦免”——美国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就意味着，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科学家”们，被美国“保”了下来。于是，很多与石井四郎共事的部下，都在战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学里的医学部部长、主任教授等科研和技术部门的骨干力量。数据显示，79名细菌战犯在战后受到重用。其中，七三一细菌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战后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七三一部队的长友浪男，战后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七三一部队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顺一，战后任日本防务厅主任研究员；七三一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任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1951年，石井四郎抵达朝鲜，转年朝鲜战场上再度出现细菌武器。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患喉癌，病亡于东京。进入1943年下半年，伴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持续吃紧，大本营不得不抽调大批关东军精锐南下增援。同年10月，第二方面军率先被抽调至太平洋战场。 数据显示，截至1944年底，关东军所辖步兵师团减少了三分之一，只剩下了45.6万人。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关东军，早已不复几年前之勇。进入1945年，垂死挣扎的日本决定“将满（东北）鲜（朝鲜）作为一体，坚持持久战”。于是，他们招募了大量国内和东北境内的日本青年，并将之编入关东军。截至8月，关东军总兵力已经膨胀到了75万。不过，“规模庞大”的关东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和装备都很差，宛如“用竹枪武装的'纸老虎’部队”和“凄惨的稻草人兵团”一般，士气也早已跌至冰点。不客气的说，二战结束前的关东军，空有“关东军”之名，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威风，面对苏联红军潮水一般的进攻，关东军一泻千里、溃不成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1881—1965）作出了“关东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结束战争”的决定。17日清晨，关东军接到了“立即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更为讽刺的是，兵败如山倒的关东军，甚至已经无法做出“有组织的投降”——他们只能随着苏军的进驻，在各地“分别投降”。8月18日，驻哈尔滨的关东军投降。19日，山田乙三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驻长春、吉林的关东军投降。20日，驻沈阳的关东军投降。22日，驻旅顺大连的关东军投降。9月5日，关东军总司令部被解除武装，山田乙三等高级将领全部沦为了苏联红军的阶下囚。数据显示，关东军合计损失了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苏军的伤亡人数“仅”为3.2万人。当年一度在中国战场上横行无忌的关东军，彻底化为了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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