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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陈独秀先后到达武汉后，国共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汪精卫任主席。汪精卫最初似乎还比较热心于团结国共两党，有通过联席会议来解决武汉内部分歧，进而稳定反蒋阵线的意图，但是很快，他的论调主题就变了，“工农运动的过火”开始替换“东征讨蒋”。 中共方面倒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你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那就得说清楚何种行为属于过火，何种行为属于不过火，并就此制定出详细措施。可是一说到这些，汪精卫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冷淡，他说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做出具体规定，但这些所谓的有关机关又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规定。  大家发现，汪精卫其实只是个空谈家而已，他根本不具备负起责任领导一切的能力和胆魄，尤其在了解到武汉政府所面临的实际困境，对反蒋前途感到悲观后，他性格中既软弱又圆滑的一面也暴露无遗。换言之，此人主持和参加联席会议并不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而是想通过反对工农运动等言论，向外界表明自己向右转的政策倾向，以便为将来预留后路。 和善于空谈的汪精卫颇有相似之处，身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身上也颇多书生气。久而久之，联席会议已沦为茶话会，往往都是先由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如何如何过火的事例，再由陈独秀起而唱和一番，或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之后会议便草草收场。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后期国共联席会议的真实写照，这使得它既不能收到稳定局势的效果，也无法在国共合作反蒋上取得任何突破。 就在反蒋行动近乎陷于停滞之际，武汉政府的敌人们却相继使出了毒招。 1927年4月28日，在北洋首领张作霖的主使下，以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为首的二十名国共人员被害。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当张作霖尚在考虑是否处死李大钊等人时，曾有“南方某要人”密电张作霖，主张将他们即行处决，事后有报纸披露，所谓“南方某要人”其实就是蒋介石。 李大钊等人被害案不仅使国共痛失了一批精英，而且还给两党在北方的活动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宁汉双方虽然在军事上暂未相互直接攻击，但蒋介石一直都未放弃从内部颠覆武汉政府的活动。  宁汉分立（1）连载，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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