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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诗性特征 ——以冯至的历史小说为例 闫立飞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300191） 摘要：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写作中，冯至有着特殊的意义。不同于现代历史小说的“战斗性”传统，冯至在 西方现代诗的启迪下，通过对存在主义的借鉴，创造了一种表现存在体验和生命沉思的抒情诗的历史小 说。他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提供了全新的书写经验和叙事模式。 关键词：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抒情诗的历史小说；冯至 中图分类号：D06.6 文献标志码：A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产生，与传统的“史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作家“尤其着重于它的积极 性的更富于战斗性意味的一面”D，积极的“战斗性”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一个重要的特征。不过，现代 作家表现其战斗意识的同时，也在通过现代历史小说的书写，以历史对象化的形式表现现代作家的人 生体验和现实感受，创造了一种以抒写存在性的人生体验，在生命的体验和沉思中感悟存在意义的现代抒情诗的历史小说文体。冯至就是中国现代抒情诗的历史小说写作的代表作家，他的历史小说《仲尼 之将丧》、《伯牛有疾》和《伍子胥》显示了这一小说文体形式产生的具体过程，其中《伍子胥》不仅代表了 诗性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也是属于最为优秀的篇章之一。 一“抒情诗”的历史小说 最早提出“抒情诗的小说”概念的是周作人，但以“抒情诗”的方式开始写作现代历史小说的是冯 至。1925年，冯至写作了《仲尼之将丧》，1929年写作了《伯牛有疾》，1942至1943年间他写作了历史小 说名作《伍子胥》。在这三篇历史小说中，冯至不仅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与变化的过程，而且创造了一种 “抒情诗的历史小说”，并使之逐步走向成熟。 在《仲尼之将丧》中，冯至塑造了一个陷入冥思的哲人形象。暮年的孔子在回想他一生经历的同时也体验着生命的最后过程，他已经长时间没有梦到周公了，这从精神上断绝了与周公的交流，因此他感 到很失望，有了将不久于人世的预感。不过，走到生命尽头的孔子在遗憾与孤独的体验中对生命有了新 的理解，他遗憾于生命的短促，这使其不能把《易经》、《春秋》等书整理完毕，把他的哲学思想以完整的 形态留给弟子们，但是，他又发现弟子们并未从他的教诲中得到任何益处，他们对这些学问也从未产生 过真正的兴趣，忠诚的子路“终于很惨怛的死了”，其他人如子贡一样奔走于名利之间，“日日锱铢为 利”，于是他又感到了无限的寂寞和孤独。青年时期他为了追求理想放弃了家室而颠沛流离，如同丧家 狗一样到处被误解被驱赶，体验着不为人知的孤独，暮年时他又在故人“死的死了，不死的也多半在远 方，只剩下这张琴，寂寞无语的琴”陪伴中忍受着寂寞。但他这时理解了泰山樵夫的哭声，“当我们在泰 山的幽径里相遇时，你哭得恁般地苦闷，岩石为之堕泪，鸟兽为之惊心。我这愚蠢的人啊，我那时不但不 能领会，还要问你为什么哭。樵夫啊，你说，你自伤，所以这般哀泣……茫茫天空，恢恢地轮……万物的 无着无落，是这样敏锐地感动了你………你深入了人生的真髓、宇宙的奥秘；我直至今日，才能理解你”， 在泰山樵夫的哭声中孔子理解了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在孔子的哲思玄想中，冯至把理性的沉思融入到 主观情感的抒发中，使得情感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在历史小说中，与其说冯至表现了历史，不如 说他通过历史的人物表现了对诗性象征的追求，他在历史小说中创造了诗性的意境，创造“抒情诗的历 史”小说文体形式。 不过，《仲尼之将丧》中还充斥了浓重的伤感情绪，还留有作者早期作为“抒情诗人”的主观抒情特 征与《女神》式的浪漫抒情色彩，还没有摆脱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这使得小说中哲理性玄思的“诗”的 意境减弱了不少。冯至曾经指出，“《仲尼之将丧》写得那样伤感，我重新读它，觉得很腻烦”P°。冯至对 “伤感”的反感，依据的正是现代主义的诗学理念。在《伯牛有疾》中，冯至对这种伤感情绪进行了抑制， 因而他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有了新的变化。 历史小说《伯牛有疾》写了孔门弟子伯牛的故事，孔子删定《诗经》中“唐棣之华”时想到了病中的伯 牛，并亲自看望这位有德行的弟子。伯牛如同爱真理一样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不幸的是，他同这位 女子结婚后不久就染上恶疾。而古时之人一旦患上恶疾，就要被摈弃于君子的行列，被视为不道德的 人。对此，人们不仅咒骂他的妻子为“狐媚“，而且也认为伯牛是罪有应得，他的恶疾，正是他罪恶的象 征。但在孔子面前，伯牛对自己行为与疾病进行了申诉，“我只是想，既然生了这样不幸的病，也只有自己担当，不曾害及别人，便是我惟一用以自慰的方法”，“宇宙间不少用'虚伪’来骗人的人，难道我竟要 换个花样用'诚实’来骗人吗；宇宙间不少用'恨’来杀人的人，难道我竟要用'爱’来杀人吗？我是不肯 的”，因此，“我的妻，我把她送走了；我不能为她劳作，反使她为我难受，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 至于许多不相干的人对于我的谩骂，我早已听惯，在我的精神里不能发生一点刺激了”。面对自己的不 幸和死亡的威胁，伯牛没有表现出哀伤自悼的情绪，相反，陷入不幸之中的他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德行， 而且对人之不幸有了理性的认识，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那就是对幸与不幸的担当，以及对自 我的超越，这种深入到存在本质的自我担当行为与超越意识，不仅超出孔子对伯牛道德上的评价，而且成为冯至以后追寻的目标。换言之，冯至在伯牛的申诉中表现出来的试图超越伤感代之以新的思想风 格的努力，标志着他的抒情诗的历史小说文体开始走向成熟。 冯至在历史小说中表现出的变化，源于他对德国存在主义诗人里尔克的接受以及与其精神上的交 流与沟通，在伯牛的自我担当行为与超越意识中，在他的生死观中，已经浸染了里尔克诗中所体现出的 生命哲学意识，而历史小说《伍子胥》的写作，是受了里尔克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启发， 至于冯至本人，则是在对里尔克的接受中，实现了由浪漫派的诗人到现代主义的诗人的蜕变。里尔克造 就了现代主义诗人冯至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现代抒情诗的历史小说的发生。 二、历史小说《伍子胥》的诗性特征 冯至最早接触到里尔克是在1926年，他说：“一九二六年的秋天，我第一次知道里尔克的名字，读 到他早期的作品《旗手xComet)。这篇现在已有两种中文译本的散文诗，在我那时是一种意外的、奇异 的得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从头到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 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这是一部神助的作品，我当时想。”3Iss在对里尔克《旗手》的色彩与音调的迷 恋中，冯至产生了写作伍子胥的逃亡的愿望，“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中人。韶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的在我 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它们把住”12s0。在伍子胥的身上，冯至虽然找到了与里尔克精神遇 合的切入点，但他并没有急于动笔，他还没有“把住”伍子胥，因为他还缺乏相应的人生经验和照亮这一 经验的动机。因而他只能把这一人物沉潜在他的思想深处。 伍子胥的形象在冯至思想中的成熟，主要源于他对里尔克思想认识的加深，冯至指出，“'选择和拒 绝’是许多诗人的态度，我们常听人说，这不是诗的材料，这不能入诗，但是里尔克回答，没有一事一物 不能入诗，只要它是真实的存在者；一般人说，诗需要的情感但是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 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36。里尔克以“真实的 存在者”和“经验”作为诗的取材标准和评价依据的美学态度，进一步启发了冯至，在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中，伍子胥在冯至那里已经成为了一个真实的存在者，并融入了现实的经验，“十六年，是多么空旷的时间。十六年前的世界已经不是现在眼前的世界，自己的思想与心情也起过许多变化，而伍子胥这个影子却没有在我的想象中完全消逝。当我在柏林忽然在国内寄来的报纸上读到友人梁遇春逝世的消息，随 后便到东海的一个小岛去旅行时，在船上望到海鸥的飞没，我曾经又起过写伍子胥的愿望。当抗战初 期，我在内陆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 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 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14。而真正触动冯至写作伍子胥的还 是《旗手》，“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卞之琳预备把他旧日翻译的《旗手》印成单行本，在付印前我读到他重 新改订的译稿，由于这青年时爱过的一本书我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便写出城父、林泽、洧滨、韶关、 江上、溧水、吴市七章”。写作《伍子胥》动机的产生，以及这个动机的完成，都是在里尔克散文诗《旗手》 的启示下进行的，而这一漫长的时间历程，正是伍子胥被“把住”并被赋以真实存在和经验的过程，是其 独立的成为一个生存者并诗意的居住在世界上的过程。 冯至在《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序》中指出：“他里尔克告诉我们，人到世上来，是 艰难而孤单。一个个的人在世上好似园里的那些并排着的树。枝枝叶叶也许有些呼应吧，但是它们的 根，它们盘结在地下，摄取营养的根，却各不相干，又沉静又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哗忘却生命的根 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 的表面上永久望下滑过去。这样，自然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只是隐瞒和欺骗。欺骗和隐瞒的工 具，里尔克告诉我们说，是社会的习俗。人在遇见了艰难，遇见了恐怖，遇见了严重的事物而无法应付 时，便会躲在习俗的下边去求它的庇护。它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却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种种的问题，和我们的始祖 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要“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伍子胥首先必须进行人生的 决断，在“城父”，伍子胥和伍尚两人“回想起他们的幼年，便觉得自己像是肥沃的原野里的两棵树，如今 被移植在一个窄小贫瘠的盆子里，他们若想继续生长，只有希望盆子的破裂”，他们对“两棵树”的意识， 正是追溯生命根蒂、进行人生决断的开始，而楚王使者的到来，则是决断发生的时刻，伍子胥觉得，“三 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在这瞬间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 他要进行逃亡。伍尚则在这一瞬间决定跟随使者去郢城，去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活，需要决断，不活， 也需要决断。……前者的决断固然是坚毅的，后者的决断也未必完全是怯懦的”，“决断前或许会使人有 一度陷入难以担当的苦恼，但生命往往非经过这个苦恼不能得到新的发展”，决断之后，就是“两棵树” 破土萌发的开始，他们“眼前忽然明朗，他们已经从这沉闷的城里解放出来了”，他们在决断中放弃了沉 闷的混沌，开始进入存在的澄明与敞开中。冯至指出：“在需要决断时，面前横着一个可此可彼的问题， 我们常常感到孤单，因为这时很少有另外一个人走来，告诉你应该怎样决断，更不会从天空现露出什么 神灵的启示。这种感觉，动物是没有的，它只盲目地向前走，从不发生什么问题，原始性的人也没有，他 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时，便求神问卜，让神或卜替他解决。只有对于自己负有责任的人在这里才既不盲 目，也不依靠神卜，他要自己决断。当人们对着引向不同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道路，孤单地考虑着自己 应该走上哪条道路的时候，才会体验到作为一个人的艰难的意义。等到他决断了，勇往地走上一条，那 时他所感到的生命的光彩也不是一个动物或一个原始性的人所能感到的。”决断体现了人作为存在 者的根本性的一面，伍子胥的决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生的。 决断之后便是担当，担当起他的决断和一个真正的存在者的责任与义务，对自己的生命采取认真 负责的态度，而不寻找任何的替代。对于伍子胥来说，他就是担当起为父兄报仇的责任，担当起逃亡的 义务，以及担当起逃亡中遇到的所有挑战和诱惑，必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人，也就说，一旦决断之 后，伍子胥就没有了成为伍子胥以外的人的可能了，他因为担当起了父兄的死亡而成为一个孤独的存 在者。冯至指出，“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哭笑，而在于怎样能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而“人生的意义在乎多多经历，多多体验，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伍子胥 对父兄仇恨的担当，和他对逃亡的体验与经历，成就了他人生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意义。 在《十四行集》中，冯至以“水瓶”和“风旗”为意象，以它们来“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从而创造了 一种诗的表现原则和形式；历史小说《伍子胥》从最初的无法“把住”，到最后在“历史传说的框架”中“得 到一个定形”，冯至同样创造性地运用了诗的表现原则与形式。卞之琳指出：“我曾经混用了冯先生看待 伍子胥故事的虹与桥的弧形喻象，把他昆明二三年里相继写出的《十四行集》和《伍子胥》并列当时还 连带了冯加进几篇新作构成的《山水》散文集）说是一道'弧’。”即他明确表示了《伍子胥》与《十四行 集的相关性。 从“城父”到“吴市”，历史小说《伍子胥》虽然表现了伍子胥一生中最为美丽的一道“弧线”，但是，它 是通过“停留”与“陨落”的“刹那”方式——即人生片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论者指出：“如果要以情节 来论，那么这些刹那间的'停留’与'陨落’自然不太可能具有情节的完整性，尤其很难看到情节的连续 演进，它们本来就只是伍子胥出亡途中的一些片断的、静态的时刻。”事实也正是如此，小说中表现伍子胥出亡的这些片断，它们是以意象的形式，通过诗的“对等原则”连接在一起。雅克布逊定义诗歌的功 能时指出，“诗歌的功能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入到结合轴。对等被提到语言序列的构成手段这种地 位”，在《伍子胥》中，“对等原则”同样被冯至提到了人物与情节发展的构成手段的地位。 为了确立这种“对等原则”，冯至对伍子胥的故事进行了意象性的“诗化”处理。冯至不仅“不顾历 史，不顾传说，在这逃亡的途程上又添了两章：宛丘和延陵”，增加了逃亡故事所含有的现代“奥地赛”色 彩，而且在伍子胥逃亡途中最具故事色彩的江上和溧水中，他只是写了渔夫的淳朴本性和溧水女子的 天真形象，回避了历史与传说附加在这两人身上的道义与伦理的担负，于是伍子胥与渔夫和溧水女子的交流，成为超越世俗利益的一种纯粹的存在性的对话与交往。这样，在江上的渡船中，可以看到“渔夫 摇橹的姿态”与船上沉思的伍子胥的形象，“子胥无言，渔夫无语，岸上的谈话声也渐渐远了，耳边只有 和谐的橹声，以及水上的泡沫随起的声音”；在溧水边，可以看到“一幅万古常新的图画：在原野的中央， 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草原里生长出来的一般，聚精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 子的面前。………这图画一转瞬就消逝了，——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 这种静态的、立体的人物表现方式，明显地具有里尔克式的意象性的“雕刻”特征。冯至指出，里尔克倾 心崇拜大师罗丹，“罗丹怎样从生硬的石中雕琢出他生动的雕像，里尔克便怎样从文字中锻炼他的《新 诗》里边的诗”，“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 城父中伍尚与伍子胥兄弟的困守，林泽茅屋中伍子胥与申包胥的对坐，宛丘墓园中的对话，韶关林中的等待等等，冯至都是运用了“雕刻”的方法把它们展现出来。贯串这些意象的虽然是伍子胥的逃亡，但冯 至仍然以“结晶”的形式把小说流动的情节凝结为音乐与诗的象征。 伍子胥的历史故事与传说。“经诗人冯至的手，加上现代主义的诗情，尤其是意识流或内心情绪的渲 染，就成了一个完熟而透明的诗的果子”，这篇小说“没有如巴尔扎克样把一个特定社会的风俗作一次有 系统的介绍，也没有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样，把那逃亡者的颤动的灵魂细细分析、重重锤炼；没有重量，只 有美的幻想，如另一个诗人的扇上的烟云。那一夜白了头的故事该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式的杰作，在这里 却给诗人的梦似的抒写冲淡了”，“一句话，这是诗，抒情的诗，却不是它应该是的严格意义的小说”。 从《仲尼之将丧》、《伯牛有疾》到《伍子胥》，冯至在历史小说中走出了一条抒情诗的道路。他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思想，尤其在存在主义诗人里尔克的散文诗的启迪中实现了自我与古人的精神交流 与沟通，从他们的人生体验与存在意识中表现了历史的诗性意识，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历史小说“战斗 性”传统的现代抒情诗的表现形式。在这一类型的历史小说特别是《伍子胥》中，冯至不仅实现了历史背景、自我表现和现代艺术的完美融汇，在历史的诗性发掘中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书写经验与模式，而且创作了优秀的历史小说文本，并把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艺术表现推进到一个新的 水准。 参考文献： [1]石怀池，石怀池文学论文集[MI]上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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