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天，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为啥同样拓下来的感觉结构都不一样？”他当时是看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集王圣教序》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如下图所示：
一 这个问题相对还比较简单，就是原拓和翻刻的问题。 《怀仁集王圣教序》是碑刻，清王澍曾言此碑有唐拓，但应该是没有流传下来。碑石在宋代以后从中间断成两截，又随着被捶拓的次数与时间增加，笔划渐渐变细，后来还经过几次人为破坏。 作为一件王羲之的行书经典，历代都有摹刻。传世应该是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宋拓墨皇本最佳。后世经过无数次翻刻再翻刻，其点画、结构走样是不可避免的。 学习书法，临摹各家名作是必经之路。手头上有作品原件是最好的，但能满足这种条件的人不多，古代也就只有帝王、高官和巨贾兼大收藏家才有，多数人是见不到一手真迹的。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等刻帖拓本，《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就是这样出现的。但即使如此能得到原拓赏赐的官员也不多，再借再翻刻，经过无数手只为了得到一部书法临摹范本。想想现在的书法爱好者多幸福，各种高清资源应有尽有，啥都有还学不好，那就是你人的问题了。 拓本的差异性会影响一个人学习的结果。早几年在看到明代王宠的行草书时心中就有点疑惑，他为什么要这样写？网上对他有诸多的评价，不外乎“取法王献之、虞世南笔意，藏拙掺隶，做到了巧而不媚，拙而不俗，流畅而超逸，用笔清劲秀雅，温润含蓄，不激不烈。”等等之类的言辞。但我自己一直有个观点，不过没经过考证就是了，我觉得王宠在短短三十来年的生命里，手上的字帖或者说拓本有问题，不排除是被翻刻了无数次的版本。
似乎他写《阁帖》风格的作品时都会呈现这样的状态，不是说不好，但总觉得很怪异。他笔下的简约更像是学了翻刻很多次细节缺失、结构走样的不良拓本而造成的。反观他笔下有宋、元行草风格的作品反而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笔笔生动，细节完备，点画精妙。
纵观王宠整件作品集里行草部分最精彩的应该是有点明人调调的《七绝二首》，我在若干年前买到一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墨迹大观》“王宠篇”的时候，第一次翻到时就被深深吸引了。
二 以前我在几篇文章中都有提到“刻”问题，把墨迹刻成碑石，本身就是二次加工了，在纸张或绢帛上书写的感觉和用刀、凿等利器在石面或者木板上镌刻是完全不同的。硬质的材料会影响线条的圆润，这时候要么改变线条的质感由圆转方，要么就要采用特殊的处理甚至精细打磨去完成。比如诸多的造像记，都是工匠们直接用刀凿刻画上去的，而斩钉截铁、棱角分明正是其中最简单直白的处理方法。
东晋《王仚之墓志》、《爨宝子碑》、《王建之墓志》与王羲之小楷《乐毅论》的比较，同一时期的楷书风格为什么差别这么大？那应该就是刻碑的习惯问题了。毕竟《乐毅论》是小楷作品。或者说那个时期刻碑与写纸区别是很大的。
毛笔换成其他工具之后必须找到它最佳的最省时省力地方法。所以面对古代各种各样的摩崖、造像记、墓志铭，我们的学习应该是逆向的，“透过刀锋看笔锋”就是这个含义，如何用毛笔来还原碑刻的本来面目才是该解决的。
《高昌墓表砖》就非常明朗地给出了碑的书写方式，其实和很多唐人写经保持着很高的渊源。如下面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唐代小楷《金刚经》，如果上石的话除了相对比较规整之外和很多北魏墓志铭区别不大。
三 唐人的楷书也一直有刻工矫饰过度的问题。虽然我们知道唐代的大书法家都有制定的御用刻工，技艺高超能达到书法家心目当中的效果。有人说唐代楷书就是唐代的美术字，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这些刻工就是最好的推手，褚遂良如此纤细劲挺的线条若没有万文韶的技术支持是表现不出来的。。
通过柳公权跋《王献之送梨帖》墨迹本和《玄秘塔碑》的比较，就会很明显发现碑刻的程式化现象，而这种现象对书法学习的影响是不良的。把碑帖当中因“刻”的问题产生的学习偏差矫正过来，并赋予自然、流畅的书写性才是探求的方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