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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公”纪事 文/葛晔军  一 我已好几年未见老家那位“大头公”了，也不曾听到有人提起他。他好像在人间蒸发一般，无影无踪，也无息。 我说的这位“大头公”是个与众不同之人，一位不妨用于小说的人物。不必挖空心思的塑造和过多添油加醋的描绘，那原型便活脱脱的一个。 我一直想写他点什么，早年间还对他直面表白过：“大头公，我想写写你”。他艰难地扭转他的大脑袋，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啊——什么，写啊？”说着，双手又揪住他的裤腰向上提，生怕裤子自己会滑下来。看他一脸惘然的样子，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就他明显大过常人脑袋那个脑壳里装着的多是混里混沌的东西，我竟无法解释。解释了，他也不明白。谁教他是个傻而非至傻、愚而非极愚的低能者。 说要写写他，我却迟迟不曾开笔。虽然小说创作中有过移植他某些情节，但终究没为“大头公”单独成篇，直到又是一年的风雨打飞梨花时节。 梨花风起正清明。我惯例回老家扫墓祭祖。 祖上墓地旧址那个山头因征用被扒去，墓园被整合在另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村里人家的新坟旧墓大多迁集于此，一排排地连成一片，气势如小时候瞻仰过的一些烈士陵园那么壮观。当今时势的变化真是出乎意料，活着人的房屋需拆迁，得聚居进密匝匝的高楼之中。想不到死去人的墓室也会搬迁，从原来零零落落在东山西岙统一移集至现在的同一地方。看来，人是离不开群聚的，哪怕走向另一个世界。 这个时节的雨，也惯例这么浙浙沥沥。巨大的雨帘笼罩着山头，朦胧了视野，湿漉了步道。透过并不密集的细雨我突然望见墓地角落隆着一个小土堆，像是坟墓，却无墓碑，也不见有人祭扫的痕迹，唯有稀稀拉拉的几颗小草在风雨中无助摇拽。 那是一座墓么？往年来去匆匆，似乎没引起特别的注意。 我向在场的乡亲们询问。乡人告诉我乃“大头公”的墓葬。 “大头公，死了？”我既感突然又觉诧讶。 “什么时候离去的？”在场的纷纷摇头。 “怎么死的？”又是个个摇头。 同一村庄的人，对他的生存或死去信息都不那么确切乃至少有的关注，可见“大头公”在乡亲们心目中是个怎样的位置。我与“大头公”不曾相见的时日虽然长久，但知道他生前是没法融入群体的。死了，又被丢置一角，依然无法与墓园其它离世者合群，真让人有些感概。 我不由自主地进近小土堆，默默站在他的墓前。一个在坟外，一个在坟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是表达对逝者的一种由衷致哀，还是一段相处时光的往事追叙，抑或对未曾兑现自己想法的一个歉意…… “大头公”无声无息地走了，带走了自己生活的无奈，带走了别人给予的奇异目光。可他特别的形象、特别的情节，在我的记忆中却不时有声有色地迸发出来，怎么也抹之不去。 是该为他写点什么的时候了。不然，怎能对得起自己暂存而并不丰富的一些记忆，还有曾经对他许下的诺言？
二 “大头公”与我生长在同一个村庄，就住我家竹园东边那个小院子。两家相隔不远，我俩年龄却差得较远，若未记错，他应该年长我八岁。打从我记事起便记得他有个习惯动作，两手不时揪着裤腰向上提，生怕裤子没系住会自动掉下来。有人开涮他，用根稻草绳捆牢就不掉了。第二天，不知他从哪里捡得一段小麻绳，果真把裤腰缠得紧紧的。 “大头公”似乎没有同伴，村里跟他年纪相仿的总是不屑与之往来，连拉个话也不情愿。夏天的晚上，大家常挤在墙弄边的石条上一边纳凉，一边聊天。他的几个同龄人常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甚至眉飞色舞地讲述城里的一些见闻。坐在一旁的“大头公”不知是为了显示他的存在，还是表明与这些讲述者一样的见多识广，时不时去搭腔、接话，且多是重复别人每句话的最后几个字，近如“三句半”里说最后半句那个角色。搭腔常搭出个胡音乱语来，虽添些滑稽，但终究弄得讲述者无兴，旁听者无趣。 “晓得个屁！滚——”一片斥呵声中，他揪着裤腰无奈地踱到灯光阴淡一角，独自蹲着。双眼露出几丝红红的血色，一副无辜的可怜样。 耐不住在孤独中消磨时光的“大头公”大概也需要与人为伍。合不了同龄的群，只好跟我们低龄的几个相处。一度成了我少年时光的伙伴。 说是伙伴却谈不上怎样的亲密，毕竟，对之有些隔阂、有些忌惮。觉得他的脑袋长得好奇怪，动作也特别，还怕他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这傻子一旦犯起凶来便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天地祖宗。据说曾与他叔叔发生过一次争执，被叔训了几句后便怒发冲冠，欲搬大石头去砸。他叔早已离开，他还在那儿为挪动那块石头折腾来折腾去。回家途经叔叔家猪舍时，他竟对猪舍发起了“暴风骤雨”，捣破门扇不说，还扳倒围猪的栏栅。那头公猪受了惊吓，当即向外奔突。平时走路多跌跌撞撞的“大头公”避之不及，最后被大猪拱倒在路边的地沟里。 不过，我们相处一阵后，觉得这个“宝贝”头脑既愚且简，常是“一根筋”。只要不去过分的激怒他便相安无事。随不随我们一起也就由了他。 炎热的夏天中午，我们在河里戏水，他却下水不敢。穿一条短裤衩光着身子蹲在岸上观看，任凭炽烈的太阳把身体炙烤得乌黑光亮也不往树荫中避一避；我们进人家果园抓知了，他不进入，只懒洋洋的倚在篱笆外墙。见我们顺手摘个果子解馋时，他便大叫“谁家的？”其意是不属自家的东西不该拿。叫他别声张，他偏大声询问路过的人——“谁家的？”当我们兜着水果出来，那双大眼睛盯着果子不放，生怕没他的份。分给水果后，他不是用手往嘴里送，而是垂下大脑袋用牙直接去咬，竟然吃得比谁都快…… “大头公”的一些特别之处，除了让人顺不上眼，还多了些心里的别扭。 第一别扭的是那个大脑袋。其后脑部分大而突出，突得超乎常人的不合理。也许顶着沉重的后脑太久太累之故，脖子有点向后弯斜，男人特有的喉结便显得更加突兀。也许因循“头大享福,脚大劳碌”的民间说法，他父亲起其名叫福官。不知寓意有福之人能做官，还是做官之后有福享，蕴涵反正离不开荣华富贵。真够高大上的。可到头来他终究没当上什么官，别说队长、组长，连个家长都一辈子沾不着边；其家庭也不见他带给什么荣华富贵，反倒因他的存在添了些憋屈、多了些失落。看来农村一些俗语多半是中听不中用的无稽之谈。不过他称谓上的荣誉倒是存在，这便是我们觉得的另一个别扭。他在村里的辈份排行特高，不只我们这般年纪的人应称其为“公”，连那些我们该称之为公的白发苍苍老者居然也这般称呼他。好没道理！辈份这东西不知怎么炮制出来的，也不明了其中有多少伦理上的合理性。没办法，祖上规矩得遵守，千年葫芦依样画。大家习惯于这么叫，他也习惯于这么应，仿佛这辈子别的地方吃了点亏，称呼上终于赢得了一回人生的尊严、一份做人的荣光。可他压根儿不明白，人们几乎忘记了他真名的这种称呼，早已被偷偷夹裹进几多揶揄和几份轻视的成分。 后来才知，“大头公”的大脑袋乃脑垂体作怪，是什么分泌物给闹的。他邻居说其三岁尚吃奶，五岁刚开步，七岁才说话，不知真假。可他的思路愚钝而偏执，眼神晦暗而呆滞，动作蛮木而粗鲁倒是千真万确。 我启蒙上学的头一天，是父亲叫我跟“大头公”去的学校。那时他高我不了多少，肩上斜挎个绿中带黄的粗布书包，干瘪瘪的样子，走起路来如踏步一般，书包袋跟着不停地晃抖。待我读到四年级时，想不到他背着那个布袋竟读进了我们的班级。不知读来读去总是跨不出小学的嵌，还是再读下去怕辱没他家的门风，我们同窗不到几个月便草草结束了他背书包的生涯。想想也是，那时候虽讲入学普及率，但总不能无休止地为他一个人永远普及下去。学校毕竟不是他家开办的。况且，美术课中能把一面五星红旗画成一把菜刀的学生、上课小便急不可待中竟在老师讲台里放肆的人，能有几个老师会像挽留贵宾稀客般热情挽留他？
三 “大头公”离开学堂后没进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先成了一名“放牛佬”。 我也给生产队放过牛，那是学校放假期间替我家二姐代的劳。于是，我们又在一起。于是更加了解他的“一根筋”来。 春耕完结，山坡上树叶泛绿百草芊芊，这是耕牛自在的乐园；如茵草地上围坐玩纸牌，为我们有趣的保留节目。“大头公”不会纸牌，便叫他看管牛的走向。 “又是我？”他似乎情有不愿。 于是大家按惯例跟他来个“锤头、剪子、布”。他展示的多是机械单一的“布”，自然总是输。他觉得大家欺负他，先是站在一旁边搔头皮边嘟囔，说牛要跑，早就跑了；说牛介多脚，咋管顾……不知谁说了一句，把牛捆起来就管住了。他朝说者瞪起大眼，放射出特有的目光。后来嘀咕到没人理睬，便默默离开，独自躲进一旁的树丛呼呼大睡。 不多时，我们被一阵尖叫声惊住。 循着叫声找见他时，他躺在一棵大树下不停地揉着头部。还扭转大脑袋，瞪着凶眼骂他的牛。原来，他果真用牛绳把牛脖子与那棵大树绕在一起，牛动弹不得，拼命踢腿挣扎，结果牛蹄踢中了他躺着时的大脑袋。当我们责怪他偷懒时，他说牛栓着就跑不了，是牛没良心。他觉得他在理，似乎有理是不该受责的。 回归路上，他还唠叨不停。先是骂牛，拿树梢使劲往牛屁股上抽。后又怪我们忽悠他，“一个也没跑。管，管个屁。”他的固执和干呛是认真的，有时认真得让人进退两难。 记得生产队长曾说过，“脑子越是不灵光的人，性格往往越倔犟”。我想大概说的是他。 那次“大头公”独个儿上山放牛，结果牛没牵回自己轻轻松松回了家。第二天生产队用牛时找不见牛影，队长急得满头大汗。耕牛可是集体财产，丢失或被盗是件性质很严重的事件。队长哪敢怠慢，急匆匆赶往他家。 “啥时候了，还睡。牛呢？”队长着急地问。 “大头公”懵懵懂懂掀起身子，上身光溜溜的，被窝里透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眯着眼睛打着哈欠：“不回来了。” “啊——牛不回来，你回来？”队长一阵恼怒。 “不走，呒办法……会来的。”他一脸轻松的样子。 “你个豆腐脑，还是猪脑。家狗啊，自己能回来？” 好象受这句话的刺激，他顿时瞪大了眼睛，扭过脖子从床上爬起来。谁知那条内裤一下子溜到了膝下，又连忙用双手揪住裤腰往上提。 队长无奈之下只得发动全队人员按“大头公”比划的大致方向去寻找。费了半天时光终于在山谷处找到了那头水牛。可牛身上尽是血迹，一道道鞭痕十分清晰，分明是被人用力抽打造成的。 队长既痛心又气愤，途中斥询他：“你抽的？” “抽抽，是否会走——” “介狠毒，良心给狗啃了。” 他回呛：“牛屁股你们也抽。耕田，抽它走。” “能一样？你个猪……”队长好像意识到什么或是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不再往下说。也许他悟出个道道来，跟这种是愚非愚、是呆非呆的人是论不清道理的。不然自己也成“大头傻子”。 “大头公”不服气，扭转的脖子上露出几条青筋，血色的眼睛望着队长远去的身影，又重重地回呛一声“咋不一样！”同样往牛身上抽打，会有不一样？他低着头在原地踱来踱去，看样子还是想不通。说实在，凭他这智商，这辈子恐怕永远也想不通。 不管他想通与否，他注定是不能再放牛了。队长对此想得挺通。 让不让再放牛，“大头公”觉得不要紧，要紧的是放了牛的工分补贴得给他。于是当天夜里去生产队会计家讨要工分钱。被一阵紧急敲门声打破睡梦的会计骂他精神病发作，半夜乱敲人家的门。他说来讨工分。给点钞票，好进小店吃老酒……会计顿生怒气：脑筋给老鼠啃了，不懂以家庭为结算单位、不懂年底统一分配、不懂会计管帐不管钱啊？ 他被那么多“不懂”搞懵了，就在会计家门口呆上个大半夜。估计拿不到钱，准不会离开。要不是他哥出来寻找，教训着把他拉回，不知会闹出什么来。 第二天，他向碰见的路人一一诉说：“道理，有没有？放牛的工分钱……攥着钞票不讲理……” 人们不懂他的意思，也不知他要什么理。何况，这世界本身就是有理和没理的现象组合。有些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没多少道理可言；有些看来蛮不讲理，实际上蕴含着一定的道理。这些玩意连头脑灵光的人难免一时拎不清楚，脑袋被乌七八糟东西逼大的“大头公”怎能搞得明白？ 
作者简介 葛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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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海燕文化工作室 > 《葛晔军、张晓聘 王冰波、远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