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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尾花的话】历史是由人书写的，我更偏爱普通人记录的历史。那更贴近生活的细节，让历史显得更有血肉。鸢尾花有幸，收到同窗好友伯父的文稿，这是一段洗尽铅华的记忆。与其称之为历史，不如把它称为一位老人给予年轻人的分享。鸢尾花虽然是个小的平台，不足以彰显文字的重要，但我们及我们的读者，对这样的文字心怀敬意。从今天开始，鸢尾花将分几期为朋友们推送巢书林老先生的文章，让我们在纷扰的时光中，体会“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日子。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家庭的氛围是和谐的。为了读书，记得在我七岁时（1955年），在大连当兵的叔叔来信叫婶婶去大连，要带着长我三岁的哥哥和我到大连去读书。那时，父亲在昌黎商业局花纱布公司供职，我们走后家里只剩下爷爷（过继的）、妈妈和不满三岁的妹妹。那时商定我在大连读书就不回家了。 记得走的时候是初春，姑父赶着大轱辘车把我们送到滦县火车站。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因为从小没见过汽车、火车，走出家门一切都是新鲜的，夜间到了大连火车站，也没有人接站，大概是由于那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沟通好。所以从车站到营房驻地----金州龙王庙也不知怎么走，就雇了一辆马车，记得当时马车的样子是欧式的大轮毂、四个轮子的那种马车，当时也叫不上名堂来，现在说来也就相当于轿车了。在大连由于生活得不习惯一月里换了三个住处，开始是三楼、接着是二楼，第三次是一个平房。住的问题解决了可吃的却不习惯，部队供应全是大米白面，在家吃惯了高粱米粥、玉米饼子的我们，在叔叔不在家的时候婶婶带着哥哥和我到后勤粮店去要求买高粱米，结果部队不供应，吃粗粮的希望破灭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在大连的时间里，有几个人生第一次；一、第一次看到大海并在海滩洗澡，因为那里是风景区，每天有渔船扬帆出海，浴场每天都有很多人洗澡、其中还有很多外国人——大概是苏联人。二、第一次看电影，部队营房每周六都放一次电影，记忆最深的有两部电影：一是《白棉桃的衣服》（是一部外国片）、一是《英雄强登一江山岛》。三、是第一次住楼房。四、是第一次用自来水。五、是第一次坐汽车、火车。六、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叔婶在一起生活······ 在大连生活了一段时间，有几件事动摇了我们长住的决心：首先是我淘气，一次，因为没见过土豆感到新鲜，拔了人家的土豆，结果婶婶挨了找。还一次摘了人家的梨，那时没有糟蹋的意识，只是好奇，贪玩，所以婶婶又一次为我受了人家的责备。还一次，玩自来水忘了关水龙头，水流满地走廊里象发了水一样，遭到同院阿姨们的批评。再一是我年龄尚小，太累人，最丢人的是一次玩累了尿了炕，早晨不敢出被窝，邻居阿姨们来给婶婶送鸡蛋，屋里就我一个人，怎麽叫也不敢吱声，一掀被窝才知道是尿了床，这下可把人丢大了，好多天不敢见熟人，婶知道我要面子，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和任何人也没讲过这件事。
最让婶担心的就是我洗澡了，一次叔带我们去海滩洗澡玩得很开心，海滩的石头下可以抓到小螃蟹，清清的海水里游着小鱼，当我追小鱼的时候一个海浪打来把我掀翻，还灌了一大口咸咸的海水，被一个同去的解放军叔叔拽了上来。这一次可触动了婶婶的心——怕出意外。再加上爷爷和妈妈在家寂寞，几次写信叫我们回家，我们在大连扎根的信念动摇了。 夏季杏子熟了的时候，我们就乘上火车回家了，那时的大连火车站在全国是一流的，汽车可以开到二楼，很新鲜，所以记忆很深。火车到了滦县，正是中午，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公共汽车，只有敞篷卡车，上了卡车，太阳火辣辣的，婶婶怕晒着我和哥哥，象老母鸡护小鸡一样罩着我们，到了家里已是晒了一臂燎泡。说起来她总还是爽朗的大笑，这正是纯洁的母爱美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说起婶来还真让人尊敬、怀念和惋惜。婶的娘家在漥里村，她自幼家境贫寒，他的父亲是个铁匠，手艺好的出名，婶身强力壮，出嫁前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秀，而是泼泼辣辣能说能干的铁姑娘，在铁匠炉上经常帮父亲拉风箱、轮大锤。这在解放前是被讥笑的，可为了生计只能如此。结婚后，婶在田里家里都是一把好手，一九四五年生了哥哥景林，四八年扩军时叔叔参军走了，家里剩下了婶和哥哥还有后来的奶奶（爸爸的继母）。 婶在村里是共产党员，妇女主任，参加土改、平分忙忙碌碌，五三年办互助组后来办合作社，婶忙前忙后积极宣传发动，家里就自然成了开会的地方，记得一些年轻姑娘媳妇们常到婶屋里来。有一些进步姑娘还认了婶的干娘。婶对每个人都那么热情，唯一的缺憾就是婶不识字。那些年，村里搞扫除文盲开办农民识字班，婶既是发动者又是参与者。每天晚上拉上长她四岁的嫂子——我的妈妈去上识字班，那时没有电灯，识字班里掌汽灯。
夜校回来婶还总捧着农民识字课本一遍又一遍的念，点着小煤油灯写生字，那个认真劲比现在的小学生还小学生，回忆起来记忆犹新。婶是个很守家规的人，有老有少，每次上夜校识字班都是她到爷爷（三爷）屋里去请假。这样不管夜间学到甚么时候爷爷总是掌灯等着，因此那时的我受婶学习的熏陶，很早就会读会写农民识字课本上的字了。一次汀流河镇上来了评剧团，晚上妈妈、婶等几个年轻妯娌要去看戏，又怕爷爷不同意（我们这个家是比较守封建规矩的），这时又是婶自报奋勇去请假，说是去上民校学识字，爷爷自然就同意了。记得1955年入初级社，婶向爷爷讲入社的道理，最后请示：咱们家入不入社呢？爷爷表态：看看吧，若都入了咱不落后，若都不入咱不起那个头。自然婶还是听爷爷的，但入社并没拉后腿，因为婶是共产党员、村妇联主任，能落后吗？ 因为婶是军属，家里的二门上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每年春节，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青年都要敲锣打鼓给军属拜年，贴对联、送红蜡烛和猪肉，街坊们都很羡慕。我们自然也就跟着光荣了，因为那时也确实不分你家我家，叔叔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立功喜报写了三爷巢麟翔的名字报喜。婶和妈妈的关系处的更好，婶较年轻，什么事儿都请妈妈拿主意，长幼分明。很多时候晚上临睡前，我们都躺在被窝了，婶从窗下过，还问一声：“嫂子，睡了吗？没睡，开开门，我再呆一会。”这样，妯娌俩又在一起唠到很晚。
1955年我的妹妹出世了，家里有了唯一的一个闺女，婶乐的不得了，下地、串门、走亲戚、赶集、看热闹都抱着，背着、扛着，外人看来就是她的孩子。所以妹会说话就叫她“婶妈”。那时，每年过年拜年，婶都带着哥哥和我到洼里娘家去拜年，自然，姥姥、大妗子、二妗子少不了每年都给两毛钱的压岁钱，习惯了，我和哥哥都有两个姥姥家，一个边流河，一个洼里。不加解释别人分不清，自己自然也就不分谁的姥家，反正都是姥家。那时，我就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哥姥姥、哥姥爷”，别人听来是笑话，可那时却是我区分称呼的一个创造。我和哥哥从小在一起生活互相没打过架，没骂过人，没叫过名字，都是叫哥。他人都十分羡慕，就连“哥姥爷”都说，人家门里的孩子们真有教养，哥象哥，弟象弟，互相没打过架、没骂过人、没叫过小名。分不出你家我家。有尊有让。 记忆较深的有几件事；一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巢世福家大妈送我两块油炸糕，我和哥哥每人一块，哥哥的一块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我吃的还不到一半，妈妈说，你看把你哥饿的，把你的再给你哥咬一口，我伸过手去，哥一咬把我给咬哭了，妈以为我是心疼的，就批评我，婶发现是哥咬了我的手指头，就责备哥没出息，哥把咬到口的炸糕吐到手上急忙说：别心疼了，给你，给你。逗得一屋子里的人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是在一九五五年去大连的时候，我们从昌黎上火车，爸爸给我和哥哥每人买了一个淡黄色背心，一模一样只是图案不同，分别印有骆驼、星星火炬等图案，并印有沙漠里的船和星星火炬的红色字样。因为印骆驼的背心大一点所以给了哥哥，但那时哥哥上了学是少先队员所以他更喜欢星星火炬的。尽管心里再委屈也还是让了我。在大连的时候，一天早上我一穿衣服发现我的背心让哥哥穿走了就哭了，婶问明了原因帮我要回来背心，并批评了哥哥。那时哥没和我一般见识，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哥。 再就是婶去世后哥总是抢着干家里的活，从不和我攀比。记得哥去昌黎上学后，每次放假我都盼着哥哥早早回家，哥到家后我们就形影不离，晚上我们睡到一个炕上，躺在被窝里唠个没完，东家长西家短，孩童里的新鲜事说个遍，一直说到后半夜，爷爷一觉醒来听到我们还在说，就呵斥，接着就拿起他的拐杖打在被上，这才使得我们入睡。
我的婶是个很朴实的农村妇女，她的心眼好热心肠，勤劳节俭很会过日子，五十年代初家庭也比较充裕，所以“哥姥姥，哥姥爷”都是迁到叔家生活，由婶奉养的。到1957年，我的两个弟弟出世了，婶四月份在大连生了第二个儿子，哥的弟弟，叫巢宏林。妈妈于冬子月二十五，也生了第二个儿子，当时爷爷说：有红就有喜就叫喜林吧，后来上学了，取名儒林。人丁兴旺，一家人十分高兴。不久，由于婶不习惯部队随军家属的生活等原因回家种地了，这时正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农村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刮共产风，轰轰烈烈。就是这一年婶得了病，经常头疼，时常一个人在炕上躺着，嗷嗷待哺的宏林无人照顾，趴在娘的身上，哥哥已是上五年级了，三天两头请假、旷课，学校的班主任刘玉振老师常来家访，看到这凄惨的情景流下了眼泪，他说自己是从小没妈，很是不易。嘱咐哥哥看好弟弟，照顾好妈妈，要婶安心养病。可势态越发展越严重，那时医疗条件有限，也诊断不出是什麽病，叔就接婶到大连去住院治疗。 在大连不到一年时间，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那是1959年的六 月，婶与世长辞了，那一年她仅仅33岁。记得那一天，我放学回家到井上去挑水，村上的人告诉我“你婶死了”，我还骂了人家。回到家里我看到妈妈、哥哥眼都哭红了，才确信了这个噩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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