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时期的士，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阶层，从王庭到社会底层，从文到武，从高雅的理论界到汗水滴淌的劳动场面，从神秘的外交到对垒厮杀的战场，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这里只能简单勾勒一下他们的历史发展特点以及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中的历史贡献。 一、士的历史发展概况 殷商时期士暂且不论，就西周到战国而言，士的含义极广，中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致可从三方面考察： 1.士的含义 先秦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不下一百五十种，无论在西周或战国，士都有多种含义，必须连同上下文具体把握。分类论之，大体有如下几种含义： 第一、男子通称。《诗·匏有苦叶》：“士如归妻，待冰未泮。”大意是：小伙子迎亲到家，不要等到寒冰融化。 第二、等级系列中的一个特定等级。（下详） 第三、军士。《诗》中有许多篇叙述了士从事争战的心态。春秋时期战争连绵不断，有关军士的记录不胜枚举。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军事革新，军士的名称十分繁杂，如“选士”、“练士”、“锐士”、“精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教士”、“爪牙之士”、“虎贲之士”等等。 第四、文士。主要从事劳心和精神活动的人。（下详） 第五、西周春秋卿大夫亦称士。《诗·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孔颖达疏：“士，朝廷之臣也。”《左传》襄公十年称郑三卿子驷、子国、子耳为“三士”。到了战国，高级官吏泛称为“士大夫”。 第六、狱吏与低级官吏。«尚书·吕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孟子·梁惠王下》：＂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许多注家一致认为，士指狱官。低级临民官吏或高级官员的属吏也多称为士，如《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 从西周到战国，士有多层含义，不可以偏概全，如有的说，春秋以前的士即武士，或把士视为知识分子，还有的认为士与民基本相同等，均不确。 2.由特定等级向社会阶层转变 士尽管有多种含义，如从社会地位考察，从西周到战国，其地位曾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从等级系列中的一个特定等级转化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在西周春秋，士是等级系列中的一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十等为：王一公一大夫一士一皂一舆一隶一僚一仆一台。从春秋的实际看，士上面有王、诸侯、卿大夫，下面有庶民、奴隶。西周与春秋，每人都隶属于一定的等级，士作为一个等级有它特定的规范，衣、食、婚、丧等与其他等级有别。《荀子·富国》载，天子穿红色的龙袍，戴冕；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冕；大夫穿次一等的衣帽；士戴白鹿皮的帽子，穿士的衣服。《庄子·天下》载：“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孟子葬其母与其父不同，为母办丧事以三鼎，为父以五鼎，因为“前以士，后为大夫'（《孟子·梁惠王下》）。士作为一个等级是固定的，但它的成员却又具有流动性。士的来源大致有三个渠道：其一是王、诸侯、卿大夫的庶孳后裔。按照宗法制规定，只有嫡长子（也有例外）才能继承父辈的爵位。其他子孙，如不能因某种原因获得封赏晋升，他们只能下降到士这一等级。其二，庶民中的“优秀”分子，经过一定程序可以晋升为士，“三礼”中讲的“选土”、“贡士”制度虽然有可疑之处，但也不是子虚乌有，在史籍中可以找到庶民晋升为士的证据。其三，士之嫡长子继承为士，余其子弟下降为庶人。士这一等级中的成员比其他等级中成员的流动性既快又广，使士成为各等级中最活跃的一个等级。 从春秋中后期起，士这一等级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到战国虽然士仍有等级的意义和痕迹，但已转变为一个阶层。社会阶层不同于等级，等级是由政府明令或由习惯法约定俗成的规定，社会阶层则由多种因素形成，其中主要的是社会活动方式。战国时期士作为阶层最主要的特点是，他们居于官民之间，主要从事各式各样的精神活动。 士从等级转变为阶层是当时历史运动的结果。春秋战国是旧的等级制破坏和新的等级制再造时期，在这种变化中，士没有纳入新等级制之中。为什么士没有纳入新的等级又有各种原因，其中主要一点是因为士的上下浮动较大，成员复杂，不可能再作为一个稳定的等级。反过来，由于士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等级，他们的活动范围也更大了，上交王侯，下与氓隶为伍，在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都可找到他们的足迹。 3.由以武为主转变为以文为主 有一种说法，春秋以前的士皆武士，细加考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但就其社会角色而论，大致是不错的。春秋以前的士，从社会地位看，它是一个等级；如果就其社会角色而言，他们的多数以充当武士为业。从文献中到处可以看到，士与兵戎紧密连在一起。春秋初，管仲佐助齐桓公改革，其中有一项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措施。管仲规定士主要职能就是从事军事训练和打仗。当然战争并不是士的唯一职业，还有相当一部分士在国家机关与大贵族家中充任各种职事官和家臣。《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述了士在王宫充任宫正、膳夫、庖人、医师、兽医、酒正、司书、司裘等各种职事官。《左传》中有关士充任卿大夫家臣的记录比比皆是，如孔子年轻时为士，就曾在季氏家作过委吏（管理仓库的会计）、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吏）。 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士的社会角色逐渐由主要为武士转为主要为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辨士之舌端。”操笔杆的和说客都应是文士。墨子对文士的职能特点和类分做了这样的概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战国时期有关文士的称谓不下三、四十种。以类分之，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从事理论思维和追求道德理想为人生追求。用孔子的话，”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先秦典籍常见的“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正士”等等，均指这一类。另一类可以称之为智能之士。这些人重在知识之用，所谓的“法术之士”、“智能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游说之士”、“策士”等等，均属之。还有一些有专门技术和一技之长的人。他们以技术参加社会活动与交换。《商君书·算地》：“技艺之士资在于手。”战国时期的士，除从文之外，还有许多角色，这里不一一论述。 士由以武为主到以文为主的历史转变，并不是由武士变为文士，而是原来士中的文化人部分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变革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是其发展动力。这时期的士也不是不从武，不过军士主要由庶民充当了。 二、士在政治、思想文化转型中的伟大贡献 关于先秦的社会性质问题，我们不去讨论，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确确凿凿的，即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变时期，姑且称之为转型。士在转型过程中极为活跃，他们社会活动的特点是多线条多方向的。这里仅就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贡献，撮要加以述评： 1.由氏族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转变的主力 以春秋为界，前由氏族贵族垄断政治，即所谓宗法分封和世卿世禄的结合；到了战国普遍实行官僚政治，即除君主以外，官职常设，任职者流动。官僚制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有一点非常消楚，春秋时期家臣制中包含了官僚制的因素，如家臣无封邑（有作为俸禄的食邑），不能割地自主，也不世袭，权力是暂时的，并对君主负责，可上可下。从历史渊源看，官僚制是由“家臣“制发展而来的，家臣主要由士充任。君主需要集权，分封制与世卿世禄是一大障碍，而家臣制则是最便宜的形式。君主集权的强化与发展同官僚制的推行是相辅相成的。在君主集权和推行官僚制过程中，士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追求集权的君主与士在反对氏族贵族垄断权力这一点上相互为用。到春秋后期君主已很少实行分封，大量起用士。士在政治与舆论上也极力反对氏族贵族的世卿世禄制，以便为自已开拓仕途。墨子就是在理论上最早为士呐喊的人物之一。他的《尚贤》篇就反对“亲戚”、“富贵”之人垄断权力，大声疾呼重用士人：“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与这种理论相伴行，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倡议变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打击和革除分封与世官制度，从而为士人开辟了广阔的仕途。 从氏族贵族垄断权力到官僚制是政治史上的大变革。后者较前者是一大进步，这是因为：其一，官僚的智能、理性程度比世官制要高的多。世官制下很少选择性，掌握权力的资本主要是靠血缘；官僚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知识、才能、品德等成为竞争的资本。知识、才能、品德给政治活动增加了理性因素。其二，官僚在竞争与升降黜陟中，政绩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比较政绩就会增加政治的社会功能成分。这里所说的社会功能与镇压被统治者和纯消费有别，它指对社会的经济、文化、治安有所裨益。象魏国西门豹治邺，革除陋俗、破迷信、修水利等，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社会功能性成分增强是政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三，有利于统一。统一不是无弊，但较春秋以前邦国林立、割地称霸的局面无疑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当然，如从其他方面考察，官僚制又伴生了许多污秽、肮脏的现象，这里暂且不论。 2.改变了殷周以来的思维方式，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转型 殷和西周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以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从春秋开始，一些先进的人开始对神表示怀疑、甚至否定；对经验的描述已不满足，开始深入探索经验背后的哲理，开辟了理论思维的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两位巨擘，这就是老子和孔子。两位夫子的重要贡献在于，老子把人还给自然，从自然与人的统一性上把握人；孔子把人还给了社会，从人际关系上把握人。其后诸子百家沿着两位夫子指明的方向，对宇宙和人生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创立各种学说和发幽阐微者几乎全部都是士或士出身的人。 诸子百家看起来互相牴牾，缤纷杂乱，莫衷一是，但这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认识能力大解放的表现。当时，人们已用学术思想上的党派观点对诸子进行了类分，后来司马谈分为六家，班固又分为十派。其实还可以说，派中有派，柯杈交错，如果理出了头绪，又不免陷于断首截足之境。我们暂且把对各家各派的具体分析放在一边，从历史发展上作一点概要的考察。 第一、与殷、西周相比，思维方式与思想文化面貌发生了转型。如何概括这种转型，哲学史家还在争论，其中有一说是从神文主义到人文主义。这一说虽不是无懈可击，至少不失为覆盖面较大的一种概括，这里姑从之。当然，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中国古典式的。这种人文主义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轻神而重人；其二是天（主要指自然界）人合一，以人为目的（也有相反的倾向）。思维方式与思维方向的变化引起了整个思想文化风貌的变化。 第二、认识的深化使认识具有超前性并形成范式。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并受实践的水平决定。一般地说，什么样的时代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或者说，认识总要受历史环境的局限。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人们的认识又可能超前，而真正的超前是以认识的深化为基础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认识的深化程度被后来的历史证明，并形成范式（即较稳定的体系）。这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诸子百家共同造就的思想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坳坡，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很少能超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提出的问题。众多的智人才子，穷思竭虑也难超出儒、道、法、墨、阴阳等诸派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又为社会实践家，特别是统治者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各种思想体系。就以秦汉时期统治思想的选择为例，秦选择法家，汉初选择黄老，汉武帝改主儒家。在选择中尽管融有时人的精神，但作为思想体系是诸子百家早已准备好了的。直到近代以前，中国思想文化风貌的基础是由先秦诸子奠定的。 为什么先秦的士在思想文化上会作出这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依我看，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百家争鸣相当自由，在认识对象面前争鸣者人人平等，可以自由地思想，社会的竞争又给思想理论竞争以强大推动力。而这一切又以认识主体具有人格独立性为前提。这决不是说当时没有统治者被统治者以及等级制等，而是在诸侯林立、智能竞争环境中，士人与统治者的君臣、主仆关系被冲淡，具有较明显的主客关系。认识主体的人身自由是自由争鸣和理论深化的前提。 3.社会改革的设计者与推动者 春秋时期改革之风方兴未艾，到了战国则蔚然成风，各国几乎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改革。如魏李悝变法，楚吴起变法，秦商鞅变法，齐威王改革，燕昭王改革等。这些改革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习俗各个方面。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与意义，从任何一本教科书中都可以查到，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对士在改革中的作用稍加说明。就实而论，不是所有的士都拥护改革，但从主流看，士确确实实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从总体考察，士为改革作了如下几方面的事： 第一、为改革创造了思想文化和舆论环境。社会改革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但如果没有改革的理论和舆论，也难以进行。改革的理论和舆论是经过知识分子群体长期的多方面的探讨争论而逐渐形成社会思潮，从而为改革造成了思想文化环境。从春秋战国历史看，改革的思想文化环境的形成，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现实社会弊病、缺陷的批判和认识，并相应地提出改革的设想。比如很多人深刻的批判了“亲亲“用人之弊，同时为“尚贤”之利作了详尽的论证，又如，很多人对暴君昏主误国害民进行了鞭挞，同时又对如何成为明君、贤主作了种种设计；又如一些人对当时存在的“公田“耕作制的低效率作了分析批判，与之相对提出实行“分田”（即“授田”制）、“分货“（即地租制），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等等。改革就是医治社会病。要治病，首先必须把症状、病因弄清楚，所以揭发社会弊病是实行改革的起点。当时的士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当勇敢的，如孟子竟然用“率兽”“食人”批评当时的弊政。揭发社会弊病的并不一定都主张改革，但改革一定要从分析社会弊病入手。另一方面对社会观念作了再探讨、再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适应改革的新观念。以人性为例，诸子关于人性的说法不下十几种，性善、性恶、有善有不善、无所谓善恶、性好利等。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与改造社会理论密切相关。法家认为人性好利，他们的一切改革方案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概言之，即利导、利用、利诱、利禁。人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人们整个价值观念的变化。 第二、制定和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商鞅为例，他原本是士，他向秦孝公建议时提出“王道”与“霸道”两套方案。秦孝公选择了“霸道”，即法家路线。由于秦国的改革方案主要是由商鞅设计的，所以当时人们便称为“商鞅之法”。其他诸侯国的改革也多是由士出身的人设计的。 第三、士是改革的主要实行者。改革要启用一批新人，这些人多半来自士。 战国时期的改革是由上而下地进行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民众的要求和意愿，但在当时，下层民众在改革中是被动者；许多改革于他们有利，但他们却不理解，甚至在最初还抵触，只是到改革收到明显的效果时，才从观念上加以接受，如商鞅变法之始，秦民并不喜欢，改革经过十年的实践，收到了成效，才使“秦民大悦＂。在这种情况下，士充当了时代的先觉者，推动了改革。 4.在科技方面初建了理论体系 春秋前，科技还只限于经验和工艺技术，到了战国开始上升为理论。天文历法学、农学、土壤学、医学、地理学、工艺学都有了飞跃发展。在这些领域都是由士人充任主要角色的。从科学理论上看，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归纳法的发展。比如通过对土壤与植物生长关系、地表现象与矿藏关系的归纳，作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概括。有了理论无疑又为演绎准备了前提。二是整体理论。这一点在医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疾病不只是生理上的原因所致，它同自然、气候、社会、饮食、生活方式、心理等密切相关。这种整休理论虽然是古典的，但它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丰富的智慧，对现代科学仍有启迪作用。 5.教育转向社会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从春秋后期开始，以孔子大规模私人办学为标志，教育开始面向社会。到战国，私人办学蔚然成风。教育舞台由士充任主角。“有教无类”使众多的下层人得以受教育，文化知识通过教育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私人办学的兴起除传播知识外，还有两个伟大的历史作用。一是思想家与教育家紧密结合，促进了百家争鸣，对各种学说的创立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二是教育与官僚制相伴行，通过“学而优则仕“，使教育成为中转站，沟通了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平民中学习优秀者可以进入仕途。上下沟通使社会变得有生气。当然，对统治者来讲，把社会优秀分子吸收到自己队伍中，对巩固自己的统治是极为有利的。 上述五方面不是分离的，在历史过程中多交织在一起。对士在历史上的作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很不足。若本文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就很满足了。 原载《文史知识》198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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