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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 《对镜仕女图》 
陈洪绶 《对镜仕女图》局部 陈洪绶，被誉为中国17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画家，其作品被誉为“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当我们为陈洪绶的艺术成就折服和震慑的同时，似乎也在他身上找到了因功名不成，痛苦无处排遣，从而寄于诗酒声色的狂放举止。在生活中，陈洪绶确实有些“另类”，“醇酒狎妓”便是他狂放不羁的真实流露。毛奇龄的《陈老莲别传》，王璜生的《陈洪绶》，葛焕标、骆焉名、楼长君的《陈洪绶》，吴敢、王双阳的《陈洪绶传》等传记，均对陈洪绶的“好色”有所记述。但因传记角度不同，对好色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故事取舍也各有千秋。现综合各种资料，就陈洪绶的“好色”问题作一简单的叙述和分析。四岁，父亲陈于朝与山阴张葆生结亲，陈洪绶与张葆生之女定为“娃娃亲”，陈洪绶因之而“就塾妇翁家”。后因张葆生女儿早夭，这一段父母之命的婚约自动宣告失效。十七岁，入赘萧山来氏。陈洪绶自己说是“侍妇翁来斯行先生几杖”，这其实是做上门女婿的委婉说法。来氏是大家闺秀，性格温柔贤淑，还接受过文化教育，能够吟咏诗词，而且她没有娇小姐的习性，颇懂得勤俭持家，所以两人婚后相处和谐，感情一直很好。《宣统诸暨县志》载：“来氏幼承家学，能诗，清闺唱酬，颇饶韵致。”后陈洪绶与来氏又回枫桥生活，生育一女，取名道蕴。陈洪绶二十六岁那年，来氏病逝，陈洪绶因丧妻而悲痛欲绝。二十七岁，经人介绍，娶杭州卫指挥同知韩君之女为续弦。韩氏亦工诗，两人婚后感情很好。陈洪绶北上京城期间，夫妻间诗书往来，抒发相互怀念与慰藉的深情，这些都有陈洪绶的“忆内”“怀内”“赠内”诗为证。韩氏婚后，先后生育六子二女。四十六岁，陈洪绶在扬州逗留期间，娶胡净鬘为侍妾。胡净鬘也工诗画，擅花鸟虫草，笔致工丽，后两人同回枫桥，曾合作花卉册页传世。胡净鬘还指导陈洪绶长女陈道蕴学画，“讲究六法”。今位于绍兴谢墅的陈洪绶墓的墓碑上，刻着“明翰林陈章侯公暨德配来氏宜人韩氏宜人合墓”，系“乾隆六十年八月裔孙允绅立”。乾隆六十年是1795年，距离陈洪绶去世已经有143年，立碑人是陈洪绶的五世孙陈允绅。墓碑上提到的陈洪绶两位配氏，即原配萧山来氏，续配杭州韩氏。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二十三岁的陈洪绶发生了一桩“艳遇”：貌美如花的名妓董飞仙，骑着娇艳的桃花马，带着亲手剪制的质量上乘的生绡，找到了陈洪绶，乞求为她画一幅莲花。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是在岳坟前。虽然为董飞仙所画的莲花图早已失传，但陈洪绶对这次艳遇刻骨铭心，他为这桩情事而创作的《行书赠伎董飞仙》流传至今：这首诗收在《宝纶堂集》，清初还被毛奇龄、朱彝尊等人编入各种诗话，因此得以广为传颂。在陈洪绶的所有诗作中，恐怕以这首诗最为人所熟知。后来陈洪绶在京城时，一天晚上做梦，竟又梦到了这个令人销魂的美人，于是他又写了一首《梦故妓董香绡》：定香桥在苏堤映波桥与锁澜桥之间，西接花港观鱼，至今尚在。从诗题和诗中的语气推测，似乎当初董飞仙在乞画之后，两人之间或许还曾发生了不为人知的旖旎的情事。晚年，陈洪绶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他的《失题》诗这样写道：“一生有何得意处，名字湖山之内闻。锦带桥边照白发，定香桥畔忆红裙。”这一年陈洪绶四十二岁。他与好友张岱在杭州断桥边饮酒赏月，结果又惹来一段风流韵事。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录了细节：崇祯己卯八月十三，侍南华老人饮湖舫，先月早归。章侯怅怅向余曰：“为此好月，拥被卧耶？”余敕苍头携家酿斗许，呼一小划船，再到断桥。章侯独饮，不觉沾醉。过玉莲亭，丁叔潜呼舟北岸，出塘栖蜜桔相饷，啖之。章侯方卧船上嚎嚣，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载我女郎至一桥否？”余许之，女郎欣然下，轻纨淡弱，婉瘗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侠如张一妹，能同虬髯客饮否？”女郎欣然就饮。移舟至一桥，漏二下矣，竟倾家酿而去。问其住处，笑而不答。章侯欲蹑之，见其过岳王坟，不能追也。酒后失态，跟踪女郎，这情景就像现在喝醉了酒的男生追貌美如花的女生，但放在古代，且陈洪绶已年过四十，他的胆子也确实够大的了。陈洪绶在画名响亮之后，还有一个怪脾气，只要是歌妓向他求画，他总是有求必应。当时人们曾传言，“人欲得其画者，争向妓家求之。”携带了美貌的女子前去求画，结果一定令人大喜过望。陈洪绶曾为画友沈颢作《隐居十六观》大册，画上自题款云：“辛卯八月十五夜，烂醉西子湖，时吴香扶磨墨，卞云裳吮管，授余乐为郎翁书赠……”辛卯年为陈洪绶去世前一年，时年陈洪绶五十四岁。由题款文字可知，陈洪绶时常在红楼画舫上作画，且身边总有美女相伴。还有一次，顺治三年（1646）五六月间，陈洪绶被清军所掳，“急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以酒与妇人诱之，画。”在生死关头，陈洪绶死都不肯为清军作画，可是一碰到酒和女人，却“乖乖”地画了。这不是屈服，而是他狂放不羁惯了。在陈洪绶看来，酒和女人并不伤害他的自尊和人格。朱彝尊在《陈洪绶传》中说：“客有求画者，虽罄折至恭，勿与。至酒间召妓，辄自索笔墨，小夫稚子，无勿应也。”陈洪绶的性格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兴之所至，为酒为妓而作画，还在于乐为小夫稚子、老卒寒士挥毫。而对于那些豪强和有势力的“客”，无论怎么恭敬他，或对他施以强暴，他“虽千金不为搦笔”。据说有一次，一个大官将陈洪绶骗进船内，说是请他鉴定宋元书画。船开行后，大官拿出绢素强请他作画，陈洪绶大怒，谩骂不绝，并准备跳水自杀，表示坚决拒绝。那大官弄得很没趣，只好作罢，后来又转托他人代为求画，陈洪绶“终一笔不施也”。对待女人与官人，陈洪绶的态度判若两人。事实证明，好色，并不妨碍陈洪绶做一位正直率真的艺术家。喜好女色，这是古代许多放浪文人的通病，或许陈洪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当然，陈洪绶背上“好色”之名，陈洪绶好友、萧山毛奇龄是脱不了干系的。毛奇龄在《陈老莲别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莲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尤喜为窭儒画，窭儒藉莲画给空。豪家索之，千缗勿得也。尝为诸生，督学使者索使之，亦勿得。顾生平好妇人，非妇人在坐不饮；夕寢，非妇人不得寐；有携妇人乞画，辄应去。这段话开头说陈洪绶“游于酒”及对金钱的态度；中间重点说陈洪绶的气节与好义，用三个事例，说明陈洪绶接济穷儒、不畏权贵；结尾顺便指出了陈洪绶“好妇人”的缺点，所以用了一个“顾”字。但就是这不经意的几句话，将陈洪绶的“好色”推波助澜，反而有损于陈洪绶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形象。毛奇龄的这段话，无意中也揭开了陈洪绶的一个秘密。好酒与好色，其实是陈洪绶艺术的催生剂。这并非陈洪绶独有，这也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一大通病。也正因此，但凡是外出奔走途中，陈洪绶始终没有忘记女色。妻子来氏丧事办妥后，他受亲戚的逼迫，无奈到京城去谋求发展。京城是大明王朝的都城，也是天下名流高士云集之地。陈洪绶是春天抵达京城的，初到京都的陈洪绶抑制不住兴奋，即刻出入于京城的声色场所，但夜夜歌舞美女，使他袋中的银两迅速减少。有一首诗应该就是这时写的，诗题为《癸亥长安》：这样的诗句更集中在扬州。当时陈洪绶在扬州作了九首《桥头曲》，其词婉约多情，其中有：显然，当陈洪绶情绪忧郁时，与歌妓交游成为最好的排遣手段。在陈洪绶存世的人物画中，约有五六百个人物，其中女性约占四成。他的仕女图最着意于女性的身姿与手，其曼妙的身段步态，体现在与高士相伴，或读书、笼香、扑蝶、烹茶等生活场景之中。陈洪绶所画的仕女形象，造型夸张而不失度，他更善于借女性的手姿，营造特定场景中人物的特定心境，一双双秀润灵动又能传情达意的手，若不经细细体察，传移模写，见好实难。这在版画《西厢记》崔莺莺像的兰花指、《西厢记·窥简》红娘的纤长食指、《拈花仕女图》仕女的拈花二指上，都有绝妙刻画。陈洪绶之好色，过与功，谁能说得明白？陈洪绶虽然好色，却风骨秀耸，每一次感情的迸发都伴随着艺术的转变与升华，由“神”入“化”，并在“化”境中不断提炼，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引人瞩目的一代大师。 虽然陈洪绶喜好女色，但他对两任妻子始终抱有真挚的感情。来氏病逝六年后，他还念念不忘忌辰，写了两首《怀亡室》诗，来抒发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再如他二上京城时，屡屡写信给家里，作《南旺寄内》四首，写想念之情：总之，陈洪绶是一位正直率真、性行骇俗的艺术家，他一生的性格及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极认真于功名仕途，因不得志而忧郁愤懑；一方面却“醇酒狎妓”，癫狂放纵。现代论者总希望从心理互补的角度去解释这位值得敬重的画家，尤其是对“好色”这一与现代文化情境距离较大的行为，作出符合“人民性”的分析。其实，真正解读陈洪绶的“好色”，还是应该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问题。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严重的行为，在当时完全可能是不成问题的极平常之事。譬如“狎妓”，明朝末年，士大夫知识分子出入红楼是极平常的，甚至还可能被视为风流雅举、韵人韵事。所以当时的文人墨客，从不讳言“饮尽红楼酒”。如果从明末大背景下依然我行我素的角度来考察陈洪绶，我们也许能更切合实际地理解这位有血有肉、性格多重的“性情中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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