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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热梅希尔的陷落  普热梅希尔投降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1915年3月22日上午，当围攻部队的报告到达俄国最高统帅部时，俄国军队最高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简直欣喜若狂。他一路狂奔到沙皇所在的火车车厢通报这个喜讯。
多雾的普热梅希尔 今属波兰 胜利的消息立刻传遍了被占领的加利西亚，还登上了俄国的报纸。这些新闻详细地描述了俘虏人数之多，强调了胜利的意义：9名奥匈帝国将军、2500名军官和11.7万士兵都成了俄军的俘虏。 圣彼得堡主要的保守派报纸《新时代》（Novoe Vremya）兴奋地推测，普热梅希尔的投降可能会加速战争结束。它写道，要塞的沦陷对“整个奥匈帝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奥匈帝国，当晚早些时候首次对外公布了这场灾难。第二天早晨，3月23日，普热梅希尔的消息登上了各报头条。 奥匈帝国军方的官方说法是，要塞光荣陷落：“普热梅希尔保卫战将永远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章。”守军奋战到底，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甚至勇敢地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它的长期抵抗突破了“人类忍耐力的极限”，给俄国人造成了巨大损失。 饥饿，而不是突击，导致了最终的结局。英雄们始终不败。所有具有军事价值的一切，“堡垒、桥梁、武器、弹药和各种战争物资”都被摧毁，敌人只占领了废墟。官方的声明煞费苦心地强调，这座要塞的失守不会对战争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报纸社论忠实地遵循官方的口径。维也纳的上层阶级坐下来吃早餐，翻阅着《新自由通讯》（Neue Freie Presse）一都市精英们每天早晨阅读的报纸，其中有将近6整版的关于要塞的概要消息。 文章努力提醒读者，10月，是普热梅希尔的守军勇敢地抵挡住俄军突击的光荣时刻。该报的战地记者堂而皇之地歪曲事实：“普热梅希尔歼灭了一支俄国军队。” 然而，《新自由通讯》本可以适时地报道，普热梅希尔既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也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因为《新自由通讯》在两天前才刊登的文章，大肆宣扬普热梅希尔“势不可挡的力量”以及它在牵制俄国部队中的关键作用，难怪有这么多的读者会对普热梅希尔怀有错误的看法。 这份报纸现在改口，说要塞配备的军械老旧，被摧毁的这些军械并不重要，在长期的围困中，要塞的军事价值已经一降再降，不值一提。当然，英勇的守兵所付出的牺牲是让人扼腕的。 然而，奇怪的是，在这篇关于要塞的长篇报道中，编辑并没有明确地写到奥匈军队士兵被俘，相反，罗列出了那些已经退伍的将领以向公众保证，普热梅希尔的投降不会带来任何后果，要塞的沦陷是完全在掌控之中的。 毫无疑问，最高司令部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帝国的防御主力是军队，而不是要塞，因为受到守军榜样力量的鼓舞，部队将更加坚定地阻挡俄国人前进的道路，并将他们困在喀尔巴阡山脉。 当然，没有人相信这一派胡言。在东加利西亚，犹太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悲伤之情。深深的绝望笼罩着省会利沃夫，而它的占领者正忙着把它改造成一个俄国城市。 对那些渴望被解放的人来说，普热梅希尔一直是一座希望灯塔。它的沦陷引发了精神的失控，甚至自杀。 再往西走，在克拉科夫——加利西亚的另一座要塞城市，它仍然在奥匈帝国的控制下，控制着通往奥地利腹地的道路一恐慌也出现了。他们也面临着俄国围城战的威胁。民众已经为第三次撤离做好了准备，同时对奥匈帝国军事指挥官民愤难平。 在克拉科夫，一位日记作者、历史学家克莱门斯·邦科夫斯基（Klemens Bakowski）说：“高层指挥官的特点是傲慢自大、无视现实、漠视平民等——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惩罚普热梅希尔。”他担心“罗塞尼亚裔和波兰裔叛国行为”会一如既往，成为指挥失利的替罪羊。 军方关于这次投降不会对战争的大局产生影响的言论荒谬至极。除了投降造成的明显的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外，邦科夫斯基还很担心，从包围中脱身的俄国10万大军现在已经准备向匈牙利或克拉科夫进军。  意大利捡尸奥匈帝国 帝国中心的气氛几乎没有好转。维也纳上空笼罩着一片阴霾。人们对军队的信心再次产生严重动摇。人们很想质问当局，要塞到了最后，物资供应怎么会如此不足。关于库斯马内克昏庸无能的谣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不绝于耳。 军队把投降描述为光荣和英勇的宣传也适得其反。特别是3月19日守军突围行动的故事，并没有像康拉德和库斯马内克所希望和期待的那样鼓舞民心。相反，守军白白经受饥饿的折磨，到头来一场空的事实也让公众感到恐惧。 这次行动的伤亡数字——1万人伤亡——遭到误传，这在民众中引发了强烈抗议。军队没有办法，只好在几天后公布被俘的总数：总共有11.7万士兵被俘，军方的新闻局解释说这证明此次突围行动造成的最大损失并不是士兵的伤亡。 他们安抚着士兵的亲属，对下达命令的指挥官失策造成的后果表示谴责，新闻辩称，大多数伤亡者都是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的士兵，他们在突击部队撤退时落了队，才会被俄军俘虏。 奥匈帝国当局未能就要塞的沦陷提出更具说服力的叙述，这也部分反映了军方宣传的问题，尤其是军方与公众舆论的距离。在整场战争中，国家宣传被证明一无是处。然而，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可以肯定的是，俄军从包围中脱身的三线部队本身不太可能对前线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普热梅希尔的许多军事装备确实已经过时，守军也多是老弱。 然而，奥匈帝国军方负担不起东部战线如此大规模的兵力损失，尤其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部队试图援救要塞而遭受重大损失之后。 1915年4月，军队的总兵力只有892693人，比1914年8月动员时的兵力少了一半。为了努力维持局面，当时甚至年长的男丁也必须应征入伍。5月1日通过的新立法将入伍资格上限从42岁提高到50岁。 比军事后果更糟糕的是要塞的沦陷对奥匈帝国官方威望的打击。军方的声望蒙受极大损失。这次投降让全世界目睹了奥匈帝国的孱弱。帝国的敌人都伺机而动。 意大利野心勃勃，想着要从奥匈帝国割走土地，不管那里居住的意大利人有多少。普热梅希尔投降一个月后，意大利政府与协约国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承诺在一个月内加入战争，以换取奥地利南部直至如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区域。 5月23日，意大利宣布对其昔日盟友进入战争状态，集结了75万人的军队，入侵本已困难重重的奥匈帝国，开辟了新的南部战线。
意大利跳反让奥匈帝国雪上加霜 国内，奥匈帝国军方也不断承受着民众的冷嘲热讽。普热梅希尔曾是帝国英雄主义和力量的象征。报纸在181天的围困过程中，不断地提醒读者要塞守军的勇气和韧性。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他66年的统治生涯中曾面临过许多灾难困苦，但他认为这次失败非同一般，是毁灭性的。要塞沦陷后整整两天，他伤心到痛哭流涕。 在普热梅希尔，投降的守军不允许在要塞逗留太久。一战期间被俄军俘虏的奥匈帝国最高级别军官——要塞指挥官库斯马内克将军的身份令人怀疑，因而立即被俄军押走了。他在3月26日到达基辅。 为了防止叛变，俄国占领军很快把守军的团长和士兵们分开。几百名军官在投降当天就被押往铁路站并转移到俘虏营。 要供这么多俘虏吃饭给俄军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此他们赶紧组织要塞守军的撤离。在被占领的第二周，几乎所有剩余的军官和一半以上的守军—一总共68438名士兵，也离开了堡垒。 在接下来的4月份，剩余的俘虏也都陆陆续续离开。最后离开的是躺在普热梅希尔医院的重病患者和伤员。5月份，在几名医务人员的陪同下，他们也被送走，被转移到其他地区。 胜利的俄军疯狂虐俘 要塞军官们被俘后的生活远优于士兵们。俄国人给了他们特权。将军们被允许携带114公斤行李，参谋人员82公斤，其他军官为49公斤。俄军为他们提供了马车，送他们到开往雅罗斯瓦夫、利沃夫或是位于普热梅希尔南边的尼藏科维斯的列车，而士兵则步行前往。 当然，这些将军们感受到的满是羞辱、困惑和焦虑。尽管如此，能够幸免于难，也是一种解脱。对他们而言，与士兵分离的悲痛并不特别明显。 在一些士兵中，围城期间不平等的待遇、严苛的纪律和种族迫害，在士兵中激起了强烈和日益加深的仇恨。投降3天后，一名波兰下士说：“我们的士兵，特别是罗塞尼亚人，毫不隐瞒革命情绪。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感受到对军官的仇恨。” 要塞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几乎所有来自普热梅希尔的将军都被监禁在俄国的欧洲领土上。库斯马内克在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待了将近3年。下诺夫哥罗德位于莫斯科以东400公里处，距离普热梅希尔1700公里。 大多数军官被关押在数千公里以外的西伯利亚和远东。他们受到一些稍轻的虐待。俄国人很快就对允许普热梅希尔的军官们保留他们配剑的决定感到后悔，并于4月14日取消了这一特权。 这是对喀尔巴阡山脉前线的奥匈帝国军队的报复，据说一名被俘的俄军电话员拒绝在审讯中讲话后，被切断舌头了。 更重要的是，军官的钱都被没收了。在被围困的普热梅希尔，许多人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比如斯坦尼斯瓦夫·盖察克中尉被俘的时候身上带有6000克朗。沙俄军事当局觊觎这笔钱，担心这笔钱可能被奥匈军官们用来逃跑，于是在1915年夏天，下令让俘虏把钱都交出来。 即便如此，军官们在囚禁中的生活，虽然在心理上很紧张，但一般并不艰苦。1907年的《海牙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是俄国和奥匈帝国签署的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国际条约，该公约规定，不能强迫军官工作，并保证他们有固定工资。 将军们每个月可以领到125卢布，团级军官的工资也足足有50卢布。尤其是在1915一1916年，俘虏们的生活条件甚至称得上舒适。有些军官被允许居住在联排别墅里。在战俘营里，他们可以负担额外的家具和士兵仆人。他们还组织体育和文化活动。 位于西伯利亚的别列佐夫卡（Berezovka）营地因其“馆藏异常丰富”的图书馆而闻名，这里的藏书要感谢“来自普热梅希尔的军官们，是他们带来了要塞图书馆的大部分藏书”。 士兵仆人们不仅可以使用邮政服务，甚至还有电报服务。对盖察克来说，这很容易弥补其他的专横遭遇和困难。 终于，经过8个月的痛苦担忧，他终于能够联系上身处俄国占领区的利沃夫的家人。1915年4月19日，他收到妻子的一封寥寥数语的电报，如释重负，欣喜若狂。电报里写道：“每个人都活着，身体健康——露西。” 普热梅希尔士兵的命运更为悲惨。对他们来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军总共俘虏了210万的奥匈帝国士兵。可怕的是，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大约47万人在被囚禁期间死亡。
一战中的俄军 自己过得越差虐俘越狠 早在要塞的时候就已经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在被俘虏之初，身体状况已经比军官差得多了。《泰晤士报》驻俄军特派记者斯坦利·沃什伯恩（Stanley Washburn）站在普热梅希尔的施蒂贝尔大咖啡馆旁，目睹了这些“衣衫褴褛的队伍”满怀遗憾地离去。 他注意到：“这些人的脸拉得老长，许多人在出城的时候，身负重担前行。”有一个人被绊倒了，沃什伯恩觉得他看起来有60岁了，但其实不过45岁。“他想站起来，但却重重地倒了下来，把头靠在胳膊上，趴在街上的泥泞和污秽中，由于极度的痛苦和虚弱，哭得像个婴儿。他的两个同伴把他扶起来，但他的膝盖软弱无力地垂着，他站不起来。他们把他放在车里带走了。” 俄军对待这些精疲力竭的人时毫不怜悯。扬·莱纳尔（JanLenar）是一名来自汉兹洛瓦卡（Handzlowca）村的农民，他在位于普热梅希尔西北约50公里处的国民军第17步兵团服役。他注意到，那些俄国人害怕匈牙利人，所以对他们的态度格外糟糕。“匈牙利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鞭打，被推倒在地。” 俄国卫兵带领莱纳尔的部队前往要塞原本的北部战线——拉迪姆诺。这些人被关在外面露天宿营，不过至少第二天早上有人喂饱他们。 征服者显然在为减少俘虏的食物配给做准备，接下来的几天里食物匮乏，莱纳尔和他的战友们都变得极度饥饿。 换一个角度看，这对他们也有好处。在普热梅希尔的南部，俘虏们立刻得到了充足而多样的食物。在几个月的围困中，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定量的口粮，这样丰富的食物让俘虏们胃部不适，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呕吐。 为了让他们保持温顺，俄国人告诉加利西亚士兵，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他们就是这样诱骗我们的。”莱纳尔冷冷地说。 过了几天，国民军第17步兵团的士兵们被分成100人一组，冒着雨雪向北行军到雅罗斯瓦夫。莱纳尔看到了哈布斯堡雄鹰是如何被撕下来，被俄文铭文取而代之。他对这片土地的破败感到震惊：“被摧毁的城镇和村庄似乎在向天堂尖叫着要复仇。” 俘虏们被迫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行进，晚上“像鲱鱼一样”被紧紧地塞进营房。患病士兵们的咳嗽声让所有人都彻夜难眠。当他们到达普热沃斯克（Przeworsk）镇时，当地人都催促他们赶快逃跑。 莱纳尔知道他离家乡只有25公里，当警卫们去营地休息时，他逃走了。他在这一带有熟人，所以可以借到便衣。在路上，他遇到许多认识的人，他们和他一样从战俘纵队潜逃，扔掉制服，正偷偷地在回家的路上狂奔。 莱纳尔一路逃回了汉兹洛瓦卡，在接下来的占领期内一直低调行事。几个月后，当这个地区被德军解放时，他印象深刻。与俄军和奥匈帝国军队不同，这些军队彬彬有礼，该付的钱一分不少。“他们的行为极其有礼貌，在各个方面都以模范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文明。” 对那些远不如莱纳尔幸运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地狱。俘虏们被留着圆寸头的哥萨克骑兵像赶牛一样一路赶到火车站。他们大多数人都被送去了利沃夫，或是东北方向90公里的加利西亚前线小城布罗迪。 几乎所有人都在距离普热梅希尔600公里，位于基辅的沙俄军队大型中转营地待过。在这里，俘虏的姓名、军衔和编制都被记录下来。 除此之外，俄国军队对俘虏的种族非常感兴趣。俄军军官们的种族主义思想在普热梅希尔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在那里，先是匈牙利人被押走，因为俄国人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接下来被押走的是奥地利德国人。俄军希望敌对情绪不那么严重的斯拉夫兵团被最后遣散。 在基辅，对战俘的安排处理更加彻底。马扎尔人、德国人和犹太人被分到最艰苦的营地。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身着匈牙利王家防卫军制服，被挑选出来，并被指定为“友好”民族享受特权待遇。 数以百计的普热梅希尔俘虏被押解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在那里他们被迫沿着主干道涅夫斯基大道（Nevsky Prospekt）游行示众。然后，他们也被押走，人间蒸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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