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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家世的记忆 由于老人都去世的早，我对家族的历史知道得很少，也只能从亲身接触过的爷爷这一代说起。 爷爷同辈的堂兄弟中爷爷孙天佑年龄最长，其次是孙天财、孙栓娃，孙天奇和孙寿荣共五人。
堂爷孙栓娃随其父在兰州做生意，据说生意做的很大，兰州有整条街都是他的。土改时因其害怕在村里定为高成分，在孙拴娃的提议下，族里经过商议，对族里相近弟兄的房地产进行了重新划分。按新的分家协议，原在孙拴娃名下的部分房产正式划分到我爷爷名下，土改时得到各级政府的确认，颁发了土地房产证。 堂爷孙天财、孙寿荣因血缘关系较远，平时基本没有多的来往。 堂爷孙天奇是自家中关系最近的，因其年龄比我父亲还小，爷爷一直把他当孩子宠爱有加。成人后他娶柳枝镇骞窑村骞平珍为妻，生养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1963年，堂爷孙天奇因患肝癌去世，时年还不到四十岁。 我的爷爷孙天佑年轻时就家境贫穷。他为人耿直，仗义疏财，心里装的是乡亲和朋友，从不把家里的事儿放在心上。在他任职乡文书时，无论是沟峪（现名樱桃沟）的贫民，还是上五堡的乡亲，乃至乡政府所在的三村六社，人们都敬重他。家里的活儿再忙再紧，为了公事、为了乡亲的事他可以不管不顾，甚至一出门几天都不回家。尽管他自己就不富裕，但他总是主动去帮助比他更穷的人。 我家对门的老木匠孙安定年轻时家境贫寒。后来好容易娶了个女人，大冬天的没有棉被。爷爷二话不说抱着家里的被子给小两口送去。解放后孙木匠的日子好过了，却总是不忘爷爷送棉被的恩情。我家修房子、几位老人去世制作的棺材都少不了他帮忙。 解放后爷爷先后在柳枝供销社、邮政所、棉站工作，1960年退休后在村里一直担任大队干部。他以清廉正直著称，受到群众的赞扬和上级的奖励。1965年农历4月因病去世。 我的奶奶张变娃出生在柳枝镇联社村（乱石堡子）。她身材高大丰满，干活有力气，任劳任怨，每天天不明就起床，打扫庭院，洗衣做饭。她做的一手好茶饭，尽管家里不富裕，但她粗粮细作，合理调剂，一日三餐安排得井井有条，把爷爷和父亲的生活照料得很周全。1972年农历5月祖母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祖父母生养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长子孙希贤就是我的父亲，女儿孙叶娃，次子孙希忍。 父亲孙希贤生于1922年农历7月。幼年上过几年村学，十多岁就在下庙街（今下庙镇）一个店铺里当学徒。那时的学徒起早贪黑，十分劳累。晚上几个学徒娃在地上睡地铺，学了几年落下了腿关节疼痛的毛病，加之看到爷爷在外面整天忙着乡里的事，顾不上自家的庄稼，于是父亲就回到家里，挑起了家事这个重担。此后几十年的艰难岁月中，父亲起早贪黑，以一己之力顽强地撑持着这个七八口人的家庭。 农村合作化后，父亲先后担任生产队记工员、大队油坊会计、大队保管、出纳。他忠厚老实，心地善良、任劳任怨。面对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他选择了拿常年固定工分的饲养员工作，为生产队喂牲畜。队里两名饲养员，白班和夜班轮值。父亲选择了夜晚干活儿喂牲畜，白天拖着疲倦的身躯到山里担柴卖点儿钱维持生计，供养我们上学，为多病的母亲看病。他鞠躬尽瘁、默默奉献，历尽千辛万苦，没有享过一天福，1971年10月因病逝世，享年五十岁。 姑母孙叶娃，幼年因患病村上的土医生让服用牛黄过量，身体受到伤害成为弱智。为了不使她在婚后受歧视、受嫌弃、受虐待，祖父母给他选择了梁堡村一贫穷的外来户陈瑞生成婚。出嫁时给她准备了村上最好的嫁妆。但由于她自身弱智，婚后常常只身一人四处流浪，饥一顿饱一顿，日子过的很苦很难。她婚后生了一个孩子，夭折后领养了一个女孩，起名陈菊香。几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儿，起名陈菊玲（先天性弱智）。后来终因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中年离世。 叔父孙希忍生于1941年，比我大五岁。他自幼聪明好学，有上学的天赋。父亲把他当儿子一样供他上学。由于他曾亲身感受家境贫寒的苦难，常常以“不受苦中苦，焉为人上人”激励自己。他喜好外语，学业优异，又写的一手好字。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期，他从咸林中学高中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专业学习，实现了人生的转折。毕业后分配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文革期间与也在北京工作，中学时期的同学赵美玉结婚。婚后生养一儿一女，全家定居北京。1980年8月叔父因患胃癌英年早逝，时年四十岁。他上学时是幼年的我学习的榜样，父亲身患重病时慨然相助，同意父亲到北京救治。这种殷殷深情我永远没有忘记。几十年来，无论是清明、寒食节还是春节我为父母祭祀时从没有忘记给叔父烧些纸钱，奉上自己的感恩。 我的母亲李引巧，1923年农历9月出生在柳枝镇李家堡村。幼年上过村学，虽然身材单薄体弱多病，但心灵手巧，能写能画，纺线织布，缝衣绣花样样都会。能者多劳，家里的针线活、亲朋的针线活，迫使她常常通宵达旦地劳作。母亲爱好绣花，我们的帽子、衣服、鞋、枕头都绣着各种花卉，我的帽子上饰过八仙过海，肚兜、背心、短裤绣着各种花、草、孩童。我穿的鞋有虎头鞋、猪头鞋。家里窗子上贴着她亲手剪的各种剪纸。村里的邻居，家里的亲戚都找她绣花、剪窗花、捏花馍。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妹四个儿女。由于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母亲染上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不治之症。家里穷，只能靠草药和土方对付，偶尔买上几片西药雷米封就是最大的奢望。即使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也未能住院，只能靠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支撑着病痛之躯。她在病榻之上仍不辍劳作、鞠躬尽瘁。1966年农历11月终因病情恶化逝世，享年四十四岁。父母生养我一场，我没有让他们享过一天福，每想起这些我愧疚之心无地自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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