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赏罚
赏罚对于驾驭下属的作用，古人早已作过明确的论证。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辛雄给孝明帝上书说：“凡人所以临阵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求荣名，二贪重赏，三畏刑罚，四避祸难，非此数者，虽圣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矣。”辛雄是认为，人们的所有行为都是由于利害关系所驱动，以圣明的君主如果掌握了下属的利害关系，即掌握了赏罚大权，赏必行，罚必信，那么亲近的、疏远的、尊贵的、卑贱的、勇敢的、怯弱的、贤德的、愚顽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都会奋发激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厌恶活得太久了而喜欢速死，而是因为利害关系摆在眼前，欲罢而不能。
赏还是罚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利益，谁掌握了赏罚，谁就掌握了驭人的“柄”，赏罚成了驾驭的“缰绳”、“鞭子”。赏罚权若下移，就好像是把驾驭的“缰绳”和“鞭子”交给被驾驭者，意味着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意味着内部混乱和争斗的开始。
二、任免手段。
任免是驾驭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司马光把“官人”放在治国“三要”中的首位，亦可见他对君主掌握“官人”权的重视。在等级制社会中，当官还是为民，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这不只是“劳心”还是“劳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治人”还是“治于人”的分野；再者，在古代，升官与发财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当官和提升，对于人们来说，是他们重大利害关系的所在，谁掌握了任免的权力，谁就把住了人们的利益，就掌握了驾驭人的根本。
在古代的用人思想中，有一点是相当突出的，这就是认为有的东西是只能由在上位者掌握，由上位者垄断、专享，不能与下属分享或分有。
三、名器。
名器，是指表示等级的称号和车服仪制。在等级制社会里，官分九等，各有其车服仪制规定，另对皇室人员和功劳很大或特别宠信的人封以爵位，享有特殊的车服仪制，以表示他们有特殊的地位和荣誉。名器，实质上是一个人的地位、名誉的标识或象征。儒家思想尊尚礼治，受礼仪思想熏陶的士大夫阶层，更是追求名号、称谓，有的重视名器甚至超过生命。孔子的学生子路，与人打仗，竟不顾被对手杀死，也要去弓身拾起掉在地下的、表示身分的头冠，在他看来，表示身分的头冠比生命更可贵。在礼教社会，人们希望得到名位爵号，享受象征着荣誉、地位的车饰仪制待遇，有钱的人不惜花钱去买官鬻爵。由于人们追求名器所以它就成为在上位者驾御下属的一个有效手段。
人们追求名器，并非是因为得到了它，就能得到物质利益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它，就能获得较他人为高的名誉和社会地位所以名器与赏罚、任免不同，只有名副其实地授予那些确实应该授予的人，名器才能在社会或一个单位内部产生影响，才会成为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东西，才能成为一种驭人的手段。如果那些本不应该得到名器的人，却得意洋洋地向人们展示他的名器，名器在人们心目中就会失去分量和意义。“惟名与器，圣人所重”，就是说，授予名器必须非常慎重，宁缺勿滥。
终上所述:
在古人的驭人手段里，奖罚、任免、名器，是很重要的手段。一个英明的君主，将这三个手段相互搭配运用，变化无穷，可以产生巨大的效力。但这些手段，若在庸人的手里，也可能伤害他的下属，造成离心离德的后果。所以如何很好的发挥它们的作用，还要因人而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