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御瓷珍玩鉴赏（五）

明清御瓷珍玩鉴赏（五）

清康熙 青花团凤纹奁式叠盒

年代清康熙

尺寸H: 18.8 cm (7 3/8 in.)D: 11.8 cm (4 5/8 in.)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来源：中国嘉德，2003年7月13日，lot 1065；北京拍卖会，2011年6月5日，lot 7243 著录：《嘉德二十年精品录—陶瓷卷》，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78、79页，图32；《延薰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梁晓新、李嘉伟主编，2011年，第34、35页，图Ⅰ-02；《御赏拾珍—元明清官窑瓷器珍藏》，北京东方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15年，第48-51页 展览：《延薰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4月29日-5月18日，编号Ⅰ-02；《御赏拾珍—元明清官窑瓷器珍藏特展》，时间博物馆，2015年5月20日-6月10日 盒圆筒形，盖面隆起，共三层，下承三瑞兔为足，器型精致典雅。此式奁式叠盒于景德镇窑中始现于明代中期，应是仿自宋代漆制奁盒，但数量稀少。本品胎质坚实洁白，釉质肥润晶莹。底足处，三兔目光炯炯，作踞伏负托之状，憨态可掬，别具一格，其通体毛发以青花线条描绘，根根分明，凸显工匠绘画之细腻。盒顶中心以青花绘团凤纹，常见于同时期青花及釉里红茶圆装饰。每层均以几何纹为边饰，简洁干练，青花色泽优雅清丽，配以大面积留白，层次分明，愈显质地晶莹，凸现康熙御窑简约典雅之感。器底呈玉璧状，中心内凹处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字体遒劲清秀，为标准臧窑款识。明末清初，因局势混乱，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烧制一直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平定，官窑方正式复烧。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刊本《饶州府志》卷之十一“陶政”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总管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加三级臧应选、六品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御览。”此次烧造瓷器，创新之作频出，其中尤以臧应选督窑时间最久，成就最高，其督窑制器“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极尽精美”，史称“臧窑”。而臧窑的成功除了臧应选本人的兢兢业业，更离不开著名“官样设计师”刘源的付出。在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681-1688年），臧应选督窑期间，刘源可谓贡献了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开启有清一代御瓷美学艺术之新境界，熙朝名品摇铃尊、柳叶瓶、莱菔尊、苹果尊等俱出其手。刘源，字伴阮，康熙中官至刑部主事，供奉内廷，随侍皇帝左右，多有机会饱览内府珍藏历代珍玩，见闻甚广，在绘画、书法、雕刻等方面皆极具造诣，设计施图技艺非凡，熙朝瓷器官样、御墨多出其手，其作品颇得康熙帝喜爱。关于刘源的史料记载极少，但为数不多的记载都对其评价极高，如《清史稿》有载：“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既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再如，刘源同乡好友刘廷玑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所著《在园杂志》中载：“刑部主事伴阮兄……制作之巧，鉴赏之精，可称绝伦……在内廷供奉时呈样瓷数百种，烧成绝佳，即民间所谓御窑者是也。未几卒于京，皇上遣内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卫送柩出章仪门，赐金驰驿，为一时光宠……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旧式……”，同书又载：“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由此两段记载足见刘源对于康熙御窑烧造之重要性，可谓熙朝御窑之灵魂人物。刘源与臧应选共同开创“臧窑”，开创了与明代不同的新风格，缔造了康熙御瓷的多样化与当朝特色。本品即为刘源设计，臧窑出品之隽品，具其一贯简洁清雅之风，实用性与观赏性俱佳，文人旨趣盎然。而且相对于青花及釉里红摇铃尊、豇豆红八大码等臧窑作品，本品烧造数量极少，而且因为分体使用，故而容易损坏，查阅各大博物馆出版资料，竟未见一例，其稀少程度，可见一斑。

清康熙 青花云龙纹小盖罐

年代清康熙

尺寸H: 11 cm (4 3/8 in.)H: 12.8 cm (5 in.) （含座）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带木座 本品造型小巧饱满，圆口，短直颈，丰肩，下腹内敛，下承内挖式圈足。胎体坚致细腻，釉面洁白光润，盖面及外壁以青花装饰，构图简洁明快，发色亮丽。盖钮绘菊瓣，下饰杂宝纹，外壁绘云龙纹，呈升腾姿态，下颌前伸，牙爪锋利，毛发飞扬，呈赶珠姿态，威风凛凛。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式小盖罐于素净白地上，仅绘升腾云龙纹，无更多赘饰，这种清新雅丽的康熙御窑设计或出自刘源之手。刘源与臧应选共同开创了区别于明代的御瓷风格，侧面反映了康熙帝致力于复兴御窑厂之决心，奠定了清代御窑的风格与品质。刘源（约1638-1685）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奉诏命入京任画师，1682年以前已奉命为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臧应选设计瓷样。《清史稿》记载：“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由各极其胜”。此种尺寸精致的小盖罐，盖内带高圈沿，可与盖身贴合，不易滑动，亦可密封免于受潮，多作储藏茶叶使用。关于本品相类茶叶罐的文献记载较少，但常可见于明清茶画上。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皇帝雪景行乐图》，描绘了乾隆皇帝闲时赏雪的场面，画中即见与本器类似器型的茶叶罐置于其中，亦可映证本品之功用。据光绪三十年（1904年）《梨花伴月收存不在印档瓷器清册》中记载，热河行宫梨花伴月西围房存“青龙小盖罐十件”。所制或为此式盖罐，并可知其曾藏于热河行宫之中。热河是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又称之为避暑山庄，此处所藏均为历代皇帝御用之物，亦凸显本品地位不凡。查阅海内外公私收藏，此式青花龙纹小盖罐甚为罕见，更为难得的是，原配盖历经三百余载尚存。类例可参见故宫博物院所藏此式。另有纽约弗里克博物馆藏一对，编号1965.8.164。另有卢芹斋旧藏一对，著录于《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s》，1941，编号662。

清雍正 内洋彩瑞果纹外胭脂红釉茶圆

年代清雍正

尺寸D: 9.5 cm (3 3/4 in.)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来源：玫茵堂旧藏；香港苏富比，2012年4月4日，lot 1 著录：《玫茵堂藏中国陶瓷》，第二册，康蕊君著，伦敦，1994-2010年，第270页，图957 展览：《玫茵堂收藏中国陶瓷》（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大英博物馆，1994年6月-9月，编号172 本品敞口，弧腹渐收，下承圈足，胎薄体轻，器型小巧。杯外壁满施胭脂红釉，釉色柔美，色若绛霞。陈浏《陶雅》有评“胭脂红者，华贵中之佚丽者也……匀净明艳，殆无伦比。紫晶逊其鲜妍，玫瑰无其娇丽。”杯内壁施滋润白釉，上以洋彩绘瓜子、葡萄、香瓜等各式瑞果，色泽靓丽，寓意吉祥。外底心青花单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胭脂红釉因颇如女子化妆的胭脂之色，故而得名，清宫档案内称其为“西洋红”，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成纪事碑记》中记载当时岁例贡御的五十七种釉、彩中即有“西洋红色器皿”。胭脂红釉料以金为呈色剂，本为珐琅彩料之一，由欧洲传入中国，康熙末年始见单色釉器，以吹釉法施釉，低温烘烧而成。创烧之初，胭脂红釉料尚需进口，并以金为呈色剂，因此数量稀少，珍贵异常。此后在雍正皇帝的指示和怡亲王的主持下，各色西洋珐琅彩料相继国产化成功，胭脂红器物的烧造才渐渐增多，并一直延续至晚清。但对比各朝作品，无论是在胎釉质量，还是胭脂红呈色上，雍正作品都远超历代，冠绝古今。从传世品看，胭脂红釉多盘、碗、杯等小件作品，均胎体轻薄，玲珑俊秀。据尺寸判断，本品应为清宫档案中记载的“茶圆”。查阅资料可以发现，相同造型并落单圈六字雍正楷书款的茶圆，见有柠檬黄、松石绿和胭脂红等几种颜色，其中胭脂红茶圆又见内壁光素和如本品内壁装饰洋彩花果的作品，后者显然档次更高，也更为稀见。此外，传世还见有落“雍正年制”四字楷书款，内壁锥拱龙纹的相似造型胭脂红茶圆，联系其四字双方框的落款方式，且未见其他色釉装饰，其时代应更接近康熙，早于本品。查阅资料还可以发现，相同造型和款识的茶圆，尚见有白釉作品传世，故宫博物院即有收藏。清宫档案中有许多雍正皇帝指示造办处在宫内和圆明园烧造珐琅彩的记载。本品所用的胭脂红彩料，以及相同造型作品的柠檬黄彩料等，皆属于珐琅彩料。因此如本品一类作品的烧造，推测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先于景德镇烧造并精选上好白胎，再送至宫中，施以胭脂红、柠檬黄等彩料，或描绘其他纹饰，其档次比寻常御窑瓷器高出许多。胭脂红器深得雍正皇帝喜爱，除内廷使用外，也作赏赐用，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五日《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便有载“经适房笔帖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洋红酒圆四件……说宫殿监督陈福、副侍刘玉传：着用棉花塞垫配木箱盛装，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本品造型灵秀，白釉清透滋润，胭脂红釉细腻均匀，内里色彩明快的瓜果纹样，更是点睛之笔，是为雍正御窑无上珍品。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 唐英制珊瑚红釉湖水绿釉描金供盘

年代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

尺寸D: 20 cm (7 7/8 in.)

“普陀山圆通殿”、“雍正甲寅年（1734年）沈阳唐英敬制”楷书款 来源：扬州文物商店旧藏；北京拍卖会，2013年3月31日，lot 1605 著录：《天物馆藏瓷》第二集，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编，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02-207页 本品乃史上最杰出督陶官唐英，在雍正甲寅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所制，于普陀山圆通殿内敬奉神明之供盘。供盘由承盘及高柱座两部分构成，典雅隽巧，胎骨细腻，造型借鉴融合商周青铜豆及战国时期漆木豆，康熙御窑初见。承盘唇口外撇，斜直壁，内外均施湖水绿釉，并于外侧以蓝彩书“普陀山圆通殿”款。高柱座外施珊瑚红釉，仿朱漆色泽，足胫一侧以金彩书“雍正甲寅（1734年）沈阳唐英敬制”十字单行楷书款。检索公私资料，本品存世仅此一件，且见载于耿宝昌先生《明青瓷器鉴定》文末“表三'明清瓷器堂名（人名）款一览表’”。按此表记载，款识为“雍正甲寅沈阳唐英敬制、普陀山圆通殿”，器型为“淡绿釉描金高足盘”。唐英（1682-1756），字俊公，号蜗居老人、陶成居士，堂号陶成堂，沈阳人，汉军正白旗。自雍正六年（1728年）佐理窑务，先后榷窑二十余年，是御窑厂历史上督窑时间最长、成就最高的督陶官，督陶所制史称“唐窑”。唐英在景德镇督窑期间监督烧造的器物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大宗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监督烧造上供宫廷；第二类是唐英供奉庙宇神明的供器，分两个时期烧造，一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为乾隆五年（1740年）及六年（1741年），均与为家人祈福相关；第三类是唐英自用或为友人订烧作品，见有笔筒、水盂、瓶尊等，落“陶铸”、“陶成堂”、“蜗寄居士”等斋号。本品即为其中第二类，雍正十二年烧制供器。乾隆五年和六年所制皆为青花五供，存世数量相对较多，多见花觚，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均有藏，另在2009年拍卖市场见乾隆六年唐英敬制香炉一例，均明确题记供奉时间、地点及神祇。相较之下，雍正十二年唐英所制供器则存世极罕，除本品外，仅见上海博物馆藏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灯座，底落“雍正甲寅五月五日沈阳唐英敬制”款，两者造型风格一致，同属目前所知唐窑最早供奉庙宇之器。唐英一生婚姻极为不幸，元配赵氏早逝，续妻马氏亦于雍正八年病逝，幸雍正五年（1727年）纳得可姬为妾，可相依为伴，但终究好景不长，可姬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底有孕，并于雍正十二年七月廿日诞下一子，名曰珠山。然不出五日可姬便撒手人寰，唐英悲痛之余，作《可姬小传》记之。阅其小传，可知可姬原姓张，名不详，唐英于传记中对其评价极高，并因“姬之可者如是”，称其可姬，体现出唐英对其之珍重，北京市东城区出土的唐英所制“可姬埋玉”骨灰罐亦可体现其对可姬的深沉哀思。而唐英于雍正十二年烧造供器恰逢可姬有孕待产之时，便不难想到，此番烧制、供奉正是唐英经历妻妾产子、早逝之痛后，虔诚地想要为家人祈求神灵保佑而进行的。普陀山是世界闻名的佛教圣地，世称观世音菩萨道场，其名载于《华严经》。普陀山圆通殿归属于普济寺，普济寺位于普陀山的灵鹫峰麓，始建于宋代，宋嘉定七年（1214 年），皇帝赐御书“圆通宝殿”匾额，并定于主殿“大圆通殿”中供奉观音菩萨。雍正帝在《御制普陀山普济寺碑文》对普济寺观音之灵验肯定有加，更斥重金修缮，自九年（1731年）九月始，至十一年六月方告成。雍正十一年底至十二年上旬，恰逢可姬有孕待产，普济寺修缮亦已告成，唐英虔诚敬献供奉之物，祈求普陀山最灵验的观音菩萨保佑可姬母子平安，自己家庭圆满，愿望朴素且诚挚。传世所见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几乎都为青花，似本品通体色釉者，仅此一例，是研究唐窑私物及唐英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密钥。将本品置于几案之上，静静观之，仍可真切感受一代督陶使者唐英对于可姬及其子女的殷切爱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