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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清雍正 葡萄紫釉菊瓣盘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直径17.5厘米 盘呈菊花之形，其器心略凹，环缀瓣叶一周，纤细规整。器外、圈足随形起伏。罩施紫釉，色泽浓艳瑰丽，独留足内一圈素白，书“大清雍正年制”青花二行六字双圈楷款。 葡萄紫釉之菊瓣盘较他色作例罕珍，仅见一类例，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展于《盛世华章》，英国皇家艺术学院，2005年，图版172（次行左一）。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颜色釉》，香港，1999年，图版257（次行左二）亦见一葡萄紫釉菊瓣盘，与上所述应为同一器。另见一紫釉菊瓣盘例，色略深近茄皮，为卡尔肯普及玫茵堂递藏，载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4，伦敦，2010年，图版1830，后售于香港苏富比2013年4月8日，编号4。 宋朝伊始，菊即作为秋与九月之意象，为诗人、工匠创作提供灵感。前朝各种菊式艺作，材质虽异，或为清时艺匠提供灵感，从而制器形相类之盘。宋代菊瓣式漆盘例，可见一例，展于《The Monochrome Principle: Lacquerware and Ceramics of the Song and Qing Dynasties》，慕尼黑，2008年，编号13，此展同载一定窑模印菊花盘，编号14。 可比较他釉色菊瓣盘数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套十二色菊瓣盘例，除葡萄紫釉外，另有彩釉如黄釉、蛋黄、米黄、酱釉、白釉、湖水绿、葱绿、天蓝、洒蓝、胭脂紫，列展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玫茵堂雅蓄也见一洒蓝釉例，载于康蕊君，前述出处，卷2，图版847。 来源：J.J. Lally & Co.，纽约 HKD 5,000,000 322清乾隆 胭脂红彩盌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直径11.1厘米 此盌外壁施胭脂红彩，色泽深沉，甚为珍罕。康熙晚期，景德镇御厂彩瓷发展迅速，无论单色釉、彩瓷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胭脂红堪为当时最具创新意义彩釉。尽管欧洲麦森及塞弗尔窑厂比康熙窑匠早数年使用胭脂红彩，但御厂迅速并稳定地掌握了胭脂红彩烧制。胭脂红以黄金着色，加入玻璃粉末，减少胶体金和锡量的比例，使胭脂红彩烧制比欧洲产品更为稳定、均匀。 胭脂红器多见于雍正朝，带乾隆款者如凤毛麟角。一近例盖盌，属竹月堂收藏，载于《五色琼霞 : 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2005年，编号51。另一例售于香港佳士得2011年6月1日，编号3539。稍大对盌，售于香港苏富比2005年5月2日，编号684。一撇口盌售于纽约苏富比1975年4月24日，编号341。见一乾隆款杯，属 H.M. Knight 旧藏，售于香港苏富比1979年11月29日，编号335。 可作比较一例，底书雍正款，色彩同样深沉，曾展于《中国名陶日本巡回展》，台北，1993年，页177。另一例两次售香港苏富比1995年10月31日，编号；2001年10月29日，编号577。 HKD 2,000,000 323明万历 青花八卦纹三兽足筒炉 款识：“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直径16厘米 高12.6厘米 炉呈樽式，敛口，鼓腹，平底，下承三足。炉身腹部绘八卦纹，间饰朵云。上下各饰一周火焰纹、海水纹。三蹄形足描绘兽面纹，玉壁形底，中心内凹，底青花书“大明万历年制” 六字楷书款，外加双圈。该炉胎体厚重，青花呈色浓艳，为回青料饰，底部可见明显的火石红色，具有典型的万历时期特征。 明代嘉靖、万历皇帝笃信道教，这一时期烧造瓷器也多采用具有道教色彩的纹样，此品即为一例。炉身中部以祥云间隔“干、坎、艮、震，巽、离、坤、兑”，布局规矩，大气整齐，构思巧妙。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皆有与之相同藏品，可兹参照。藏家珍之，以纯银打造镂空云纹熏炉盖，上镌“净益造”款，做工精美，使得器物为之眼前一亮。 来源：传日本九州岛私人珍藏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页191，图178 RMB 1,437,500 324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鹿鹤同春书法瓶 款识：唐英“陶成堂”朱文双龙捧字章 高41.2厘米 青花者，贵也；釉里红者，尊也；两者皆人所欲，然兼得甚难矣。青花釉里红始见于元代，乃是以铜红釉在青花间加绘点饰，经高温还原焰烧成。因制作工艺繁杂复而苛刻，故明永宣后少有成器者。雍正御瓷推崇宣窑三鱼三果之器，大力摹造，青花釉里红器愈显炉火纯青，层次分明，不见浑浊、浸漫，成一王之神貌，尤开一代风气之先。乾隆朝承前余绪，青花釉里红烧制更见随心，题材丰富，构图繁复，且画工求精求细，甚得后人称誉。 一侧以青花釉里红绘“鹿鹤同春图”，构图繁复细腻，章法严明考究，绝非御窑厂画匠信手绘就，粉本当自清初宫廷画家沈铨画作而来。画面描绘一株苍松高耸，枝干虬结，松针绵密。一鹿一鹤立于松前，后有怪石嶙峋，鹿以釉下铜红绘制，发色浓淡有致，鹿角、蹄足、眼鼻、身上梅花斑点则以青花点染；鹤以青花描绘，以铜红绘鹤顶。松干的描绘颇见功力，以青花描绘轮廓及疤结，再以浅淡的铜红加以平涂，以增加枝干的厚重感，甚是精妙。观其釉色，青花与釉里红两者互为主次，可谓变化多端，搭配转换之妙，令人叹为观止。青花发色浓淡相宜、渲染有度，真有“墨分五彩”之神妙。酌其用笔，勾皴点染无一不足，梅鹿鬃毛丝丝毕肖，拳石苍坚如嶂，苔草葱茏蓊郁，臻乎自然之化境矣。故本品之青花、釉里红两者并胜，用笔卓尔不群，意境渊雅恬淡，兹盖世之佳作也。 瓶身另一侧以青花书王羲之《诸从帖》：“诸从并数有问，粗平安。惟修载在远，音问不数，悬情。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间然。诸问想足下别具，不复具”。信中王羲之向周抚全家人表示问候，说我家人基本上还算平安，只是堂弟王耆之（修载）在很远的江西鄱阳县任职，音信极少，让我很牵挂。司州刺史王胡之本来应该到洛阳去担重任，但他突然病重，不能西去，这于公于私都是令人痛恨惋惜的事情。阁下你来信所谈到的一些看法，很符合当前形势，我与你的意见很接近。家中上下，同僚左右各自问候，估计你会这样关照的，不一一提及了。 以“陶成堂”朱文双龙捧字章引首，后钤“吴氏”白文、“殿衡”朱文两方章，三枚印章均以釉下铜红呈色，色泽深沈稳定。纵观乾隆一朝御瓷青花器多喜装饰各式缠枝花卉、龙凤等程序化图案，艺术水平和视觉效果远不如彩瓷，当中能以工笔绘就山水、灵禽走兽者甚罕，若加以釉里红为点缀，相互辉映者又更是难能可贵，本品正是如此一例佳器，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细腻至极，予人爱不释手。尤其诗文书写运笔流畅，颇得书圣神韵，绝非俗手所为，“陶成堂”引首章则更为明确说明此瓶当为唐英隽公亲制。 唐英虽是汉军包衣，少年即入职内务府，然自幼喜好读书，文才出众，具备优异文人的综合素质，对诗词、戏剧、书画均有造诣，只是为榷陶盛名所掩，不为人知。与唐英一样出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斌为《陶人心语》所写序言中说道：“唐俊公先生自少与予同侍内廷，长予一岁，顾先生之书画，法皆臻绝妙，又能诗善属文，才情掞发，声望卓然。”因此，唐英在设计瓷器造型和选取纹饰方面，完全挥洒自如，特别历经雍正年间七年榷陶的磨练之后，更加是得心应手。并且其尤为钟情釉里红的使用，并且发色上乘，均鲜妍夺目。当为唐英受到乾隆斥责之后精心改进窑务烧制而成的佳器，这段史实可见于《唐英瓷务长编》。在乾隆初年，乾隆帝对御窑厂作品“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的现象颇为不满，屡屡责问唐英。在乾隆三年十月，明确下旨说：釉里红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在这种压力下，唐英必当努力恢复青花釉里红的制作，以复皇命，遂有此“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之御窑精绝之作。 本品以书圣法书、宫廷画作为粉本，最重要的化裁工作就是适合瓷器制作的特性，由纸本移至瓷坯之上，绝对是一次全新的创作，毕竟颜料与坯体物理性能截然不同，例如本品青花与釉里红在不同的物体之上如何使用，方可达到主次互换而艺术效果佳妙的结果，这绝对需要设计者具备良好的绘画技能和艺术鉴赏水平，往往非竭尽心思不可，唐英正好非常胜任如此之角色。以本品为代表的唐窑佳器是乾隆朝青花釉里红官窑的巅峰之作，其绘画精美工致，独步一时，所饰青花与釉里红发色各臻其妙，相映成趣，往后数百年间未曾再现。隽公之雅，榷陶之精，由此可鉴一二矣。 RMB 1,437,500 325清雍正 青花釉里红瑞果纹高足碗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横款 直径16.6厘米 高11.8厘米 碗撇口，深腹，高足。器以青花釉里红绘纹饰，青花枝叶，釉里红瑞果图，其为石榴、桃子和荔枝，碗足内壁落款青花楷体横书“大清雍正年制”。 三果纹饰为明清时期瓷器装饰纹样之一，寓意“多子、多福、多寿”。此高足碗纹饰色调明快清新，器型雅致，为雍正官窑瓷器的精品。 雍正御瓷以小巧纤柔见长，予人无限清秀幽雅之感，此高足碗为仿宣窑之佳作，造型端庄，线条优美，胎釉轻盈隽薄，迎光能透。外壁绘青花釉里红折枝“石榴”、“蟠桃”、“荔枝”三果纹，釉里红三多果纹碗乃宣窑之名品，然雍正之仿古均略有化裁，改以青花绘枝叶，更获红蓝二色映衬之妙。如督陶官唐英《陶成纪事碑》所记“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有青叶红花者”，本碗即为这种“青叶红花者”之代表作。 本品造型、尺寸及装饰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藏品相同。瑞果饱硕红润，枝叶纤细多姿，形态对比之美，俱收眼前，此乃雍正御窑设计之巧，彰显其品味之逸雅绝尘。 参阅： 《徐氏艺术馆·陶瓷ＩＶ·清代》图64；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223，图20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 《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资料选萃》（卷二）页150，图128，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页190，图1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RMB 1,437,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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