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夸父逐日”神话的内涵：商奄人的西迁和东返

文/赵逵夫

内容提要：“夸父逐日”的神话实反映了原在东方的商奄人与秦人西迁中的历史。夸父由商奄人而来。“夸”是大的意思，商奄即古代传说中的“大人国”，属炎帝族，身体高大。西周初年因秦飞廉之族奔于商奄，故周王朝将商奄与秦人一起遣送至朱圉山。此山南侧即秦人所谓日落之处昧谷。后商奄人欲返回，因故行至渭水入黄河处定居。夸父神话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然而在长期流传中夸父成为一个无比高大、追赶烈日的英雄形象，表现出中华民族从上古时代即普遍具有的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希腊艺术和希腊神话的关系时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也就是说，神话的内容是对当时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浓缩的形象化反映。在上古时代的文化背景下的口头传播会不断地忽略一些细节，把一些情节集中到一两个最重要的人物身上，借他来表现一种精神与愿望。远古时期没有文字，漫长历史中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缺乏记载。后人在考古中发现的东西只能说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部分的习俗，而当时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则无法说明，但通过神话传说至少可以推知一些重大事件的大概情况。见于古文献所记载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都是古人对远古传说的追记，很多带有神话的性质。神话传说中提到的一些山名、水名和其他地名、遗址，可以使后人对事件发生的地理范围等有稍具体的了解。比如远古传说中的炎黄战争、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水等，便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华远古史的线索。有的完全是神话，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等。但是，并不是说这些神话故事对于我们认识远古历史毫无意义。比如女娲补天的神话，使我们知道远古时代发生过强烈地震，有过火山爆发及引起森林燃烧、河流堵塞等现象(不一定是集中的一次)；有杰出的女性首领 (也可能是前后有几位)在这些事件中组织大家堵洪水、维修居住地、抗击野兽的伤害等。上古神话不是先民凭空编造出来的，只是在长期流传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事件加以集中或减化，也无形中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愿望体现在其中，使它同本来的事件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其内核仍然包含着历史的真实。

本文试对“夸父逐日”的历史文化内涵加以探索。

一、渭水在先民的早期记忆中

渭水为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西南的鸟鼠山，经天水和陕西省的宝鸡、咸阳，在西安以北合泾水，至西安以东流入黄河。《尚书·禹贡》中四次说到渭水，其中说到西北的梁州部族上贡路线时说“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从潜水乘船过沔水，进渭河，再跨过黄河)，已将渭水的历史追溯至舜禹的时代。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禹画九州的历史，是另一回事，但至少说明它出现在很早的传说中。

渭水在《诗经》的《邶风》《秦风》中有六处被提到，《邶风》实即《卫风》之一部分，是公元前660年之前的作品。在《诗经·大雅》的几首史诗中也写到：《公刘》中“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说周先祖公刘率领周先民由邰迁豳，在豳地建筑馆舍时，横渡渭水取石料；《大明》“在渭之涘”“亲迎于渭”，说周文王青年时娶莘君的女儿为妻，是在渭水边上；《皇矣》“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说文王曾居于岐山之南的渭水边上。渭水还有一件事与周早期历史相关，即姜太公钓于渭水而遇文王。

《山海经·西山经》中说：“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西山经》中另有十二次提到“渭”，都是讲渭水支流的。《山海经》是我国远古神话的渊薮，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人的早期记忆。

远古之时人们对渭水如此熟悉，同华夏先民早期活动发展于西北有关。

以上这些为我们探索“夸父逐日”神话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提供了一个较明晰的地域背景。

二、“夸父”代表的社会形式与“夸父”神话的地域背景

“夸父逐日”的神话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个神话，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只要是有关上古神话的书，没有不选录、不论述到它的，但在理解上尚存在一些歧意。

首先，“与日逐走，入日”，《大荒北经》叙此作“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卷一二，第427页)。开头加了“不量力”三字，就将对夸父“逐日”的理解导向竞赛的方面。所以很多人解说为夸父与太阳赛跑，一直到日落之处，甚至说进入到太阳里面。其实，“与日逐走”是追逐日而与日并跑，“逮之于禺谷”是说一直追随至禺谷。《说文》：“逐，追也。”“逮”字之义是追上、赶上。《公羊传·成公二年》“逮于袁娄而与之盟”，何休注：“逮，及也。追及国佐于袁娄也。”《海外北经》中所载没有“不量力”的意思。据袁行霈先生研究，《山海经》中最早写定的是《五藏山经》，其次是《海外经》和《海内经》，此即汉成帝时尹咸所校定《山海经》十三篇。哀帝时刘秀(即刘歆)另据三十二篇本校定、删汰，改编为十八篇。“删去的部分仍以别本流传，称《大荒经》和《海内经》”，至郭璞注《山海经》，又将其编到一起。可见，《海外北经》所载为原始文本，《大荒北经》是东汉时流传中误解原文之意形成的文本，时间较迟，“不量力”的意思是后来因误解而加上的。

其次，关于“夸父”，很多书只注为“神话人名”，究竟这个神话人物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他的原型是什么，少有人思考。《诗经·大雅·板》“无为夸毗”，朱熹《诗集传》：“夸，大。”“夸”之本义为“大”。上古时“父”为男子之称，故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中说“盖夸父乃古巨人族名”，即本为巨人部族或其首领之名。《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在“夸父逐日”此条之下紧接着称：

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

开头的“博父”，当作“夸父”。上一段中未言其所在方位，此段承上言之。因为上一段叙夸父，这里才言“夸父国”；也正因为开头作“夸父”，所以末尾才说“一曰博父”；如果开头本作“博父国”，后面就不会说“一曰博父”了。“博”之义即“大”，见于多种训诂之例，则“博父”为“夸父”的另一叫法，均指其人高大。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于此即按云：“博父，大人也。”可见，“夸父”即巨人之意。

再次，关于夸父的身份，《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由此可知，夸父是远古部族首领后土之后裔，其名代表一个氏族，这里也兼为氏族首领之名。《海内经》中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妖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共工属炎帝族，古代各种文献均如此说。言后土出于共工，也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礼记·祭法》所说一致。夸父既出于后土，则本是炎帝族的后裔。袁珂《山海经·海外北经》注中举出炎帝族中几个人物身体长大的例子以后说：“是炎帝裔属中，颇不乏魁梧奇伟之巨人也。”上引《大荒北经》文中说夸父“珥两黄蛇”，乃是由《海外北经》中的“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变化而来。

联系“夸父”其人高大这一特征，使我们想起了上古的商奄之国。

奄是东方大国，本为商王朝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国都在今曲阜。史学大师、中华上古史研究的奠基者徐旭生先生说：

炎帝氏族或部落属于华夏集团，高阳氏族或部落也属于华夏集团，却与东夷集团有很深的关系。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在论述“古史传说中诸部落居住的地域”时说：

炎帝一支族名共工氏，《山海经·海内经》谓祝融出于炎帝，而共工又出于祝融，可见共工实为炎帝之族。其地域在哪里，从来说法不定。传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而空桑和以共为名的古地名，大抵不出今山西、河南、山东三省相连之地。

这里王先生是笼统言之。细说，则以“共”为名之地大抵在今山西、河南，而以“空桑”为名之地在今山东之东部。文中关于共工的引文出自《淮南子·本经训》，文下高诱有注云：“空桑，地名，在鲁也。”这与夸父奄国所处之方位一致。神话中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也是因其身材高大而产生此传说。自共工至夸父(奄人)，都具有身体高大的特征。

从字义上说，“奄”同“夸”一样，也是高大之义。《说文》：“奄，大有余也。”《诗经·大雅·皇矣》“奄有四方”注：“奄，大也。”奄国是古代相传中的“大人国”之一。奄之所以叫“商奄”，因为商代中期曾建都于奄。奄是殷商的属国，同殷商王朝关系密切。

秦人之祖飞廉与其子恶来“俱以材力事殷纣”，秦人也同殷商王朝关系密切。周武王灭商以后杀恶来。《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近年在古竹简书《系年》中发现了有关记载，揭示出孟子何以将“伐奄”“讨其君”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事连在一起说。《系年》第三章言，周成王继武王之志伐商奄：

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注：“商盖见《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即商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42页)文中言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是言率其部族逃于商奄。因为不仅秦、奄均亲殷商，而且奄亦为嬴姓，属同姓之国。所以，这里所说“西迁商盖之民”，是言杀死秦人首领飞廉之后将商奄人(一般只是上层或中上层)与随飞廉至商奄的秦人一并西迁于汉水上游的朱圉山。

古代文献只说到周初迁秦人于朱圉，关于商奄人被迁于朱圉的事仅见于此。“夸父逐日”的神话却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朱圉又作邾圉，即《尚书·禹贡》所载“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的朱圉，在今天水市甘谷县西南，山南属陇南市礼县。晋张华《博物志》中《河图玉板》云：“大秦国人长十丈，中秦国人长一丈，临洮人长三丈五尺。”(古一丈指中人两臂伸开的长度)这里说的“大秦国人”，应指古罗马人(东汉和帝时西域都护班超已遣使于大秦)，“中秦国人”指秦人，“临洮人”即指曾停留在陇南一带的商奄人。今礼县之地，西晋时东北部归天水郡始昌县，西南部归武都郡武都县，与当时的临洮县(治岷县)相接，因此把这一带零星的商奄人称作“临洮人”的可能性是有的。《汉书·五行志》：“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秦始皇因此销兵器，铸铜人十二象之。

明清之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引《广舆记》云：“今泾州有振履堆，相传夸父逐日振履于此。”泾州为北魏所置，治所在临泾县，即今平凉市东北的泾川县，隋代废，唐乾元元年复置泾州，直至清代。这为我们了解夸父神话所涉及的地域又提供了新的线索。

三、“夸父逐日”神话的内涵

《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虞渊，是谓黄昏。”唐代柳宗元《行路难三首》之一中也说：“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禺谷或曰虞渊，为日落之处。

“夸父神话”在《列子》一书中也有记载。《汤问》云：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此似是综合《海外北经》与《大荒北经》而成。“渴欲得饮，赴饮河渭”二句，《太平御览》引作“渴饮渭水”。按此，似其他几处说的“河渭”，都是偏指“渭”，指黄河的支流渭水。因为如果连黄河也不足其饮，则其他“大泽”便更不足论。

《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这“入日”不是说夸父进到太阳中了，而是追日进入虞渊。“入”有“追、赶”的意思，正是《列子·汤问》中说的“逐之于隅谷之际”(隅、虞一音之转)。

那么，上古之时人们认为日落之处在何处呢？屈原《离骚》中说：“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东汉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崦嵫山也写作“弇兹山”或“弇山”。《穆天子传》中说：“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晋郭璞注：“弇，弇兹山，日入所也。”本文第一部分引《山海经·西山经》说“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那一段文字，下面紧接着的是：“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则崦嵫山距鸟鼠同穴之山不是很远，只是《山海经》这一处文字将“东南”误作了“西南”。新编《辞源》中解释“崦嵫”：“在甘肃天水县西。古代神话说是日入之处。”其他一些工具书的解释大体相同(旧天水县，即今天水市秦城区)。“弇”“崦”“奄”同音。嵫，峻险貌。“崦嵫”之义，从来没有人作解，其实就是“奄人所居峻险之山”的意思，作山名之后，在“奄”左边加了山字旁。

《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日落的过程：“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联系上面所引王逸注来看，虞渊、蒙谷是相连接的，日落的最后地点是崦嵫山的蒙谷。蒙谷，《尚书·尧典》中作“昧谷”，《孔传》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十道志》云：“昧谷，在秦州西南……亦曰崦嵫。”我以为这“昧谷”“蒙谷”，即今礼县东北部永兴乡的峁谷(也叫茅水，今叫冒水河)。“昧”“蒙”“峁”“茅”“冒”皆一音之转。

1919年在天水西南(今礼县东北部)出土了不少青铜器。1923年王国维撰《秦公敦跋》，据所见簋(当时称作敦)盖之铭文曰：

盖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邱。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其出于秦州，得以其为西垂陵庙器解之。

七十来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东北部的大堡子山发现了大批秦早期陵墓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礼器，专家们认为这是秦先公先王陵墓。几年后又在其东面的圆顶山出土了大批秦早期文物，是早期秦贵族的陵墓。秦人最早是由今山东迁至天水、陇南之间的。顾颉刚的遗作《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持这个看法，现在很多学者也都持此说。秦人最早是迁于今天水市甘谷县的朱圉山的，后来由山之南即向阳的一面沿昧谷(冒水河)而下，居天水(今秦城区)西南、礼县东北部的汉水边上。

祝中熹的《早期秦史》一书中曾谈到“夸父逐日”同秦人西迁的关系。我在给他的《秦史求知录》所写序中说：

他据《山海经·中山经》中说“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及郝懿行注言夸父山“一名秦山”，以为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其原型正是秦人西迁的经历，反映了秦人模糊的记忆，将长期迁徙中的艰难困苦和嬴秦先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具象地表现在一个神话故事中。

我觉得祝先生看出了夸父逐日神话同秦人西迁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只是，这当中所包含的历史还要复杂一些。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引，《山海经》中关于“夸父逐日”的神话是见于《海外北经》。这里“海内”“海外”，其实它们不过表示属于不同文本，记述有所不同。但各部分中的“东”“南”“西”“北”，都表示着大体的方位。所以，关于西北者既见于“西经”，也见于“北经”。这与秦人最后落脚于今甘肃天水陇南之间的朱圉山，是一致的。但又有一条见于《中山经》(引文见上)，这就同秦人后来长久居于西汉水上游的事实不符了。而且，“夸父逐日”神话中言其先“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夸父并没有停留于“蒙谷”一带，也与秦人早期居于西汉水上游的情形不符。还有，秦人是颛顼之后(见于《史记·秦本纪》，祝中熹先生书中也有详细论述)，属黄帝族，夸父却是炎帝族。

据以上所说，“夸父逐日”神话中所表现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商奄人追随秦人(阳鸟族)到蒙谷之地的史实。夸父象征的是商奄人，而不是秦人。

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多年中地下出土的金石文献，都没有商奄人曾居于西汉水上游的记载。这就同“清华简”《系年》所说不一致。这就只有一个可能：至少是大部分商奄人在到朱圉山不久便离开了。《史记·秦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运奄氏就反映出秦人与奄氏、奄地之复杂关系。又《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后殉葬的“三良”，第一名叫“奄息”，也反映出奄氏在秦人建国、发展起来之后同秦人的关系。

林剑鸣以为在商中期大戊玄孙之时秦人已“在渭水中游保卫着殷王朝的西部边界”，祝中熹《秦史求知录》《早期秦史》两书则以为秦人在尧舜之时已有一部分人居于昧谷。

不论怎样，秦人是早有一部分居于朱圉山的，这样，他们在生活各方面总要方便一些。商奄人则不同，由气候温暖、土地平坦、众水交织的山东平原来到一个没有任何依靠、完全不适应的大山深沟之地，很难生存。这恐怕是他们不久便又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夸父逐日”神话看，商奄人原路返回直至渭水入黄河处，这便是“渴欲得饮，饮于河渭”；东北行至“夸父之山”再未离开，在那里定居，这便是“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商奄人便在那里生活了下来。

郝懿行注“夸父之山”云：“山一名秦山，与太华相连，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南。”“秦山”之名，乃因其由秦地而来。“邓”“桃”一音之转，邓林即桃林。郭璞注：“桃林，今宏农湖县阌乡南谷中是也。饶野马、山羊、山牛也。”则其地在今河南省最西部，当渭水入黄河处的黄河以南，靠近陕西，西距潼关、华山也只一百多里。夸父之山或曰秦山，就在那里，这便是夸父氏即由朱圉山返回的商奄人的最后留居之地。

这样看来，“夸父逐日”神话反映的情节，起于今山东，直至今甘肃天水西南，结束于渭水入黄河处。

不用说，夸父族在追随秦人入昧谷之地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东还，回去的路线同来时应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断定：周成王时迁秦人于朱圉山，其行程的前半段难说，后半段在黄河东折之处跨过黄河之后，是沿渭水西行，经今西安、天水市秦州区而到朱圉山的。

以往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大约很少有人想到“夸父逐日”神话中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

更有意义的是：夸父族迁徙故事，在由历史事件向神话转变的过程中，即它在被无数代人口耳相传的不断讲述中，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巨人追赶烈日的情节，表现出一种不怕困难、英勇无畏的精神，成为几千年中华民族群体心理与精神的投影，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学术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