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生于一八八一年的奥地利，他自一九〇六年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律及社会科学博士后，曾在奥地利任经济顾问二十余年，而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八年间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中间亦兼任奥地利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十二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间，米塞斯任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的国际经济学系教授。于一九四〇年定居美国，任纽约大学教授。他被誉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米塞斯以“私人研讨班”的形式影响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如哈耶克（Hayek）、马可卢普（Machlup）、摩根斯坦（Morgenstern）、哈伯勒（Harbler）、罗斯巴德（Rothbard）等人。
在马克思把偏心教义纳入他的学说之前，就有了经济学家偏心的指责。今天，偏心教义已经被作家和政客们普遍接受：虽然这些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是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当成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对他们的批评赋予一种含义，它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的含义。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偏心教义：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
{【1】译者注：偏心教义（The Bias Doctrine）。在此不可翻译成“偏见学说”。学说是一个体系，一系列教义才会组成所谓的学说。教义可以指一个见解，学说则不能去指某一个见解。偏心是指的人们，用其价值判断干扰或代替了其存在判断。认知不足时，就习惯去用评价代替其认知，这是人类所有人的一个通病（只有智慧高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彻底避免）。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是由小时候的无知，逐渐到有知的，以及在认知不足时也经常必须得行动，而行动又是由其价值判断来引导的，因此就很容易无视这其中的认知过程，直达其价值判断。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坏习惯。还需要注意的是，米塞斯并没有去指责，马克思等他们的学说是“偏心学说”，只是表明他们把这“偏心教义”（具体说来就是，马克思等非要去认定，经济学家一定是偏心的，经济学是偏见学说）作为了他们的学说的一个内容。说穿了，任何人都可能认知不足都可能偏心，但是，谁的学说的各个具体内容是不是偏心而造成的偏见，那得具体来分析才能明了。而明了这些的唯一有效的工具，是人们的理性和逻辑推理。}前者我们会在下文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批判分析里处理。本章只讨论后者。两种偏心教义的支持者都知道，如果他们只指责经济学是一种武断的偏见而不去指责所有其他的学科也有同样的缺陷，他们的立场显然是十分
虚弱的。因此他们把偏心教义做一般化推广——不过我们不必在这里研讨这个扩大了的偏心学说。我们可以专注于这个教义[2]的核心：经济学受到根植于价值判断中的偏爱和偏见的影响，是必然做不到价值中立[3]的。所有为支持一般偏心教义而提出的理由也都适用于证明，“说经济学是偏见”的这特殊偏心教义的论证之中：但是，为支持某特殊的偏心教义而提出的理由却显然不适用于一般的教义。
{【2】.译者注：这个教义，指扩大了的偏心教义，也指非马克思的。而马克思学说中的偏心教义，是不是也属于这扩大了的教义，米塞斯现在还没有涉及到。米塞斯做出了两个方向的四类偏心教义的划分，第一个方向划分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方向划分出，“扩大了的，和特殊的（只指责经济学偏心）”。【3】译者注：价值中立，指研究者不做价值判断，只做存在判断；或者不评价，只认知。}
一些当代偏见学说的捍卫者试图将偏心教义与弗洛伊德的思想联系起来。他们说，他们所看到的经济学家的偏见不是经济学家有意识的偏见。思考中的写作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偏见，也并没有刻意去寻求什么结果来证明他们过去的结论。被抑制的顺望，在不为思考者本人觉察的情况下，从潜意识深处对他们的理性施加了干扰影响，并且使他们的认知导致了与其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相一致的结果。
谁究竟是赞同的哪种偏心交易其实并没啥关系，各偏心教义都有同样的缺陷。
倘若批评者不能清晰地阐明他所谈及的学说的缺陷就指其为偏见，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偏见，都是不恰当的。所需考虑的一切是一个学说是否健全[4]。{【4】译者注：健全（sound），指理论的前提、逻辑推理的过程，结论的精准程度。}
这一点是由分析推理确立的，即便有心理力量激励了作者提出了某理论，也不会对该理论的健全性和正确性有丝毫的损坏。指导思想家的动机在探究他的成果时是不相干的。今天的传记作家忙于把天才的作品解释为情结[5]、性冲动以及性欲升华的结果。他们的研究或许对心理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对情态学[6]很有贡献，但是，这些对于评价传记主人公的功绩不会有任何影响。对帕斯卡一生最复杂的心理分析也不能告诉我们他的数学和哲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上的健全性。
{【5】译者注：情结（complexes），指由以往的经历或被压抑的欲望引起的精神状态。 【6】 译者注：情态学（thymology）。参见第十二章 心理学与情态学。后面米塞斯有详细的阐明，为何“thymology”不是那个“人文心理学”。}假如分析推理揭示了一个学说的缺陷和错误，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也许就会试图把它们归结于学说创造人的偏见。但是，如果对一个理论提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激发理论创始人提出这个理论的动机也就不相干了。即便他是有偏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所谓偏见却产生了能成功地抵挡所有异议的理论。指出一个思想者的偏见并不能代替以站得住脚的辩论对他的教义的批驳。那些以偏见之名来指责经济学家人们，只能表明他们无法用批判分析的方法来驳倒经济学家的理论而已。
公共福利与特殊利益
经济政策是为了达成一定目的的。经济学在处理经济政策时并不质疑行动人赋予在这些目的上的价值。经济学只考察两点：其一，有关的政策是否适合达成那些政策推荐者和应用者所想达成的目的。其二，这些政策是否可能引起以那些建议及实行这些政策的人们的观点来看，所不想要的效果。
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老一代）用以表达他们研究结果的术语容易被曲解。在处理一定政策时他们采用的语言方式对那些考虑使用它来达到目的人来讲是合适的。正是因为经济学家没有偏心，不贸然质疑行动人对目的的选择，因而他们才采用一种把行动者的价值判断视为一种当然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思考结果。人们使用关税手段或是颁布法令规定最低工资时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当经济学家考虑到这些政策能达到支持者预期的目的时，他们就会说这些政策是好的；这同医生把某种疗法称为好的是一样的，因为他应用这种医疗方法达到了医治病人的这个被视为当然的目的。
古典经济学家最著名的理论之一——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理[7]在一百四十年的时间里曾遭受了数以百计的激烈反对，但反对者们并没能提出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来驳斥它；如果我们可用这一事实来评判的话，那么该原理安全地抗住了一切批评意见。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理远远不只是处理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一个原理。它是关于在劳动分工状态下协作以及职业群体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社会纽带的起源和进一步强化的；因此它应该被称为人类合作基本原理的一个命题。它对理解文明起源和历史进程不可或缺。与通俗的理解相反，它并没有去说自由贸易好，贸易保护不好。它只是证明贸易保护不是增加产品供给的一种手段。因而，它也没谈及贸易保护在达到其他目的方面（例如，提高一个国家战争中捍卫独立的能力）是否合适。
{【7】译者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理（1817）年，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详细解释了比较成本原理。下文的140年是指从那时到米塞斯写这本书（1957年）之间的时间。}
那些指责经济学家偏心的人们，批评经济学家热心服务于“利益”。在他们的指责背景上，这是指自私地寻求特殊团体的福利，而损害公共福利。请一定要记住，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谐，这个意义上的公共福利的观念是一个现代观念，而它正是源于古典经济学的原来的精准教义。更老一代的人们相信在人与人之间和各个群体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一人受益必然会有他人受损；人只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利。我们可以把这种信条称为蒙田独格码，因为是蒙田在近代首先阐明了这种观念。它是重商主义的基本信条，也是古典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批判的主要目标；古典经济学家以正确理解的（或长期的）市场经济中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和谐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拒绝各种利益和谐教义。社会主义者宣称，一个国家中各社会阶级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无产阶级利益要求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剥削者则要求维护资本主义。国家主义者宣称，不同民族的利益处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
显然，这些不相容教义的对立只能以逻辑论证来解决。但是和谐理论的反对者并没有打算把他们的观点拿出来供人检验。只要有人批评他们的论点，并试图证明和谐理论，他们就大喊“偏见”。恰恰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对手——和谐理论的支持者）惯以偏见来责备别人这一简单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以推理的方法来驳倒对手的陈述。和谐理论的反对者在分析相关问题时事先就认定，只有带偏见的邪恶利益的辩护者才会挑战他们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独格码的正确性。在他们眼里，仅仅凭某个人不同意他们观点这一事实就是对他有偏见的证明。
这种态度，如果引向最终的逻辑结果，则意味着多逻辑论学说。多逻辑论否认人的思维逻辑结构的一致性。（多逻辑论认为）每一个社会阶级、每一个国家、种族或每一历史时期都有不同于其他阶级、国家、种族或其他时期的逻辑。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于无产阶级经济学，德国物理学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物理学，雅利安人数学不同于闪米特族人的数学。这里没有必要检查各种类型多逻辑论的本质。因为多逻辑论做过的唯一事情就是宣称思维的逻辑结构存在多样性。但它又从未指出这些差异存在何处， 例如无产阶级逻辑和资产阶级逻辑区别在哪里。所有的多逻辑论的捍卫者都以他们的逻辑有不明确的特殊性，而就是拒绝一定的陈述。
经济学与价值
经典和谐理论的主要论点来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指的是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区分。让我们以特权的问题来考察一下这个区分的意义。
一部分被赋予的特权的人一定会从中受益。那些受关税、补贴或其他现代保护主义手段保护的生产商，由于其特权而没有受到更有效率的竞争对手影响，他们利益的获取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除了这些生产商以外的纳税人以及受保护产品的购买者会认可这种少数人的特权吗？除非他们自己能从类似的特权中受益，他们才会保持沉默。这样，他们中的每个人作为消费者便丧失了他作为生产者获得的收益。此外，所有人都因为低效率的生产手段替代了高效率的手段而遭受了损失。
如果从这种长期与短期利益区别的角度来处理经济政策，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经济学家有所谓的偏见。经济学家谴责铁路工人“限产超雇”的做法不是因为这种做法牺牲了他更偏爱的别的群体的利益。而是因为铁路工人无法避免限产超雇成为一个通行的做法【8】。因此，这种做法从长期利益来看，只能是既害人又害己。
{【8】译者注：逻辑关系是这样的。铁路工人实现了“限产超雇”，获得了一定的短期利益，其他行业，也会甚至必然仿效。这样就导致，所有的行业都限产超雇。而整个社会都限产超雇，则所有人们的利益，全部受损，这是正确的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原理。还不明白这个核心原理的人们，只有确实搞明白之后，才能认识清楚任何的社会问题。}
当然，对那些不认可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目的的人来说，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计划提出的反对理由无足轻重。对那些喜欢贫穷和奴役胜于物质财富以及物质财富所带来的一切的人来说，这些反对理由看起来都无关紧要。不过，经济学家反复强调他们是从公认的西方文明的价值原则出发来处理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不仅没有（至少是没有公开地）否认这些价值，而且还强调如果实现他们的计划，将在这些价值方面比资本主义制度下获益更多。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很多干涉主义者将价值赋予在所有人的生活标准平等上。不过经济学家并不质疑其中意含的价值判断。他们所作的只是指出平等化不可避免的后果。经济学家并不说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目的是坏的；而强调的是，实现这个目的将带来比不平等时按照他们自己所视为的更令人不悦的后果。
偏心与不宽容
显然，很多人的推理受到了价值判断的影响，偏心经常扰乱人的思维。我们反对的是这样的一种流行见解，该见解认为不带偏见地处理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无须揭示推理链中的谬误，仅仅提到偏心就足以推翻一个理论。
偏心教义的泛起事实上意味着承认了经济学教义的无可动摇性。这只是回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色之一，即对持异议者的不宽容和迫害的第一步。因为持异议者犯有偏见的罪，所以清洗他们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