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渠与发渐

零壹贰012 2022-10-13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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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们谈到周昭王伐楚，并没有影响到楚国在汉西夷屯的发展。

从《楚居》来看，历史进展到熊渠（酓巨）时，突然发生了巨变，“酓巨徙居发渐。至酓辥、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及酓严、酓相及酓雪及酓训、酓咢及若敖酓义，皆居乔多。”

这里一连串出现了三个新的地名：发渐、旁屽、乔多。熊渠初居夷屯，后徙居发渐，历史对此没有记载，借鉴周宣王“迁申于谢”，我把这一事件定义为：周夷王迁楚于发渐。

那么，发渐在哪里呢？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熊渠家庭成员都是谁。

《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8年在位）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酓辥）为句亶王，中子红（酓挚）为鄂王，少子执疵（酓延）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楚世家》）”

《楚世家》记载的与《楚居》所记相符，我们用下表表示：

上表中又出现了三个新地名：句亶、鄂、越章。按司马迁所言，这三地“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江上，指长江沿线。酓渠的三个儿子为王之地，均在长江一带。其实，这三地的位置司马迁已经告诉我们了，熊渠“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这三地互为对应：庸，即句亶；杨虿，即杨越、或越章；鄂，即鄂。

《竹书纪年》载：“（周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周夷王七年，即公元前879年，《竹书纪年》没有提熊渠伐杨虿。既然已是公元前879年冬，才攻取庸、鄂，亦可推测熊渠封三子为王，当在公元前878年，而这年恰好又是周夷王去世之年。

后来，“及周厉王（公元前877年～公元前829年在位）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楚世家》）”据考熊渠在位时间自公元前886年至公元前877年，在位10年。公元前877年熊渠去世，这一年也是周厉王即位元年。熊渠害怕周厉王伐楚，故去王号，实际称王的时间不足一年。疑在公元前878年称王，是年夷王去世，厉王主政，当年就自去王号了。

庸，古国名，首见于《尚书·牧誓》。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秦、巴三国所灭。庸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熊渠时，庸的位置大致在今巴东、巫山以西一带。

鄂国，西周时期南方小国。周昭王时，鄂人居处于随州以西的安居羊子山附近。2007年，考古人员在羊子山M4发掘中，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一些方彝、罍、盘、提梁卣上有“鄂侯作厥宝尊彝”或“鄂侯作旅彝”的铭文。李学勤先生将这些器物定为西周康昭时期，并结合1975年出土于此的西周早期的鄂侯弟历季尊，认为羊山子是鄂国公室墓地。此可证明在西周早期，鄂国已在今随州安居一带立国。

周夷王时（在位中期），鄂侯驭方反叛，“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见出土于陕西岐山之《禹鼎》）”周夷王命西六师、殷八师连续两次讨伐，终灭鄂。按《禹鼎》所载“裂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鄂人当无论老幼，尽被诛除。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鄂人并未灭祀，而是被遣徙到今武汉一带。因此，周夷王“无遗寿幼”的当是鄂侯驭方的宗支，归顺周王的另一支鄂人却存活下来。熊渠伐鄂，当是趁鄂人在江边立足未稳之时。据考西周中期的鄂国，位于湖北省武汉江夏区湖泗镇境内。熊渠所伐之鄂，当即此。有学者认为熊渠所伐之鄂为随州之鄂，这与司马迁所记“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相悖。

顺沿长江，庸在越章之西，而鄂在越章之东。因此越章当在今巴东县以东，鄂州市以西，这一较为宽泛的区域，从名字上分析杨虿、杨越、越章，亦可能分指不同的地域。今学界普遍认为杨虿、杨越、越章均属百越人，又称杨粤，为杨水流域的粤人。《水经注·沔水》：“扬水又北迳竟陵县北，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扬水也……巾水又西迳竟陵县北，西注扬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陨国也。……扬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扬口，中夏口也。”扬水，即杨水。

关于熊渠的“少子执疵（酓延）”被封王，历史典籍记载不同。《史记·楚世家》为“越章王”，《世本》作“就章王”，而在《大戴礼记帝系》中记作“戚章王”。赵炳清先生认为“在古文字中，'越’、'戚’都为斧钺之'戉’的孳乳字，可相通假；'戚’、'就’是音义相近而假借，故'越章王’本应作'戚章王’。”又云“近年来，随着楚简的出土，'戚郢’之名最为常见，在包山楚简中有'戚沮君’（简18）记载，在望山楚简中有'戚陵君’（简116）记载。”显然赵先生所言的“戚郢”正是楚郢城“

郢”，“戚沮君”是简文的“戚〔氵疋〕君”，而“戚陵君”是简文的“□陵君”。“章”即“漳”，指漳水。因此“戚章王”当为“戚漳王”，如此一来是否与“百越人”无关呢？值得思考。

“杨越”，即“扬戚”。熊渠所伐并占据的应是扬水流域的扬虿和〔氵疋〕水流域的戚陵，“杨越”指的是两地，而不是一地，这两地分居汉水东西两边。

在新蔡葛陵楚简中，我们还见到“宅兹〔氵疋〕章”，〔氵疋〕水、漳水当都与戚陵相关且相近，戚陵地望当在今荆州以东、汉水下游一带。此亦证明，在熊渠时代楚人已经控制了包括今荆州在内的江、汉相汇之地，符合“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之史实。

熊渠居发渐，当以发渐为中心，向四周拓展，故发渐不可能在庸、鄂，而且发渐、旁屽、乔多均应相距不远，这三地亦应在庸、鄂之间。熊红（酓挚）曾为鄂王，《楚居》记载其居旁屽，且只有一年，旁屽似不在鄂。参照楚人早期的活动半径，我把发渐、旁屽、乔多三地从理论上进一步缩小在巴东以东、荆州以西这一区域，此区域正对应今宜昌市辖区。

乔多，在枝江。

《说文》：乔，高而曲也。《尔雅·释木》：句如羽乔。《注》：树枝曲卷，似鸟毛羽。句，曲也。木有如是者，他物亦有如是者。从夭，从高省。会意，以其曲，故从夭。因此，乔多，本意枝多曲，即曲多。曲多，即江河弯曲，多流状。

《枝江县志》（1866年编纂）开篇旧县志序：“其名枝江者，粤自秦始，秦并天下，废封建置郡县，而枝江始名，义何取尔？以蜀江至此分为诸洲，至江陵而九十九洲，起自此，闻如乔木之有条枚焉，故曰枝江。”

江陵，即今荆州。从卫星地图看，江水过宜都市，临枝江，至荆州，受地形影响，则多水交互并流，有的地方今虽干涸，但影子宛在，犹如枝枚曲纵，蜿蜒而下。

2012年6月，在对一处因基建施工造成文物出土地进行勘探时，宜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了万福垴遗址。

万福垴遗址位于湖北省枝江市白洋镇万福垴村六组，地处长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之上，西临宜昌虢亭，西北距宜昌市区约35公里，东距白洋镇约6公里。遗址南北长约980米、东西宽约575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地形包括其东西部属长江沉淀淤积平原，东北约1500米旷地之外有丘陵向西蜒宕，西部平地一直与虢亭接壤。

万福垴遗址文物出自窖穴，而不是墓葬。共获得铜鼎1件，编钟11件，出土了一些陶器，器形有鬲、尊、豆、簋、罐、瓮、瓿，还有石器、箭镞等。编钟均属甬钟，大小没有太多悬殊。其鼓间和钲部、篆部纹饰的不同大约分三种形制，其中一件(I式)钲部有铭文为：“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

楚季宝钟

在对编钟、鼎和遗址包含物的时代断代中，经过国家、省的相关专家两次赴宜昌对其专题讨论并同时征求多个专家的判定，众多意见完全一致：时代为西周中晚期（公元前894年～公元前844年）。

郭德维先生认为，“楚季宝钟”应是熊徇尚未为国君时献于祖父熊延的。李伯谦先生认为从年代、身份上看，执疵或熊徇可能是刻铭宝钟的主人“楚季”。考虑铭文中有“厥孙”一词，“楚季宝钟”的主人为熊徇可从。

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及其断代上看，万福垴遗址极有可能即《楚居》所记之乔多。自酓延徙居乔多后，酓甬、酓严、酓相、酓雪、酓训、酓咢、若敖酓义皆居乔多，共八位楚子在乔多居住过，历时几近百年。

《枝江县志》（1866年编纂）开篇旧县志序记载：“开邑以来，至今一千九百余年，而枝江之名不改。其为县，也古矣。”《楚居》为楚悼王时人所作，说明在战国时期仍名乔多，秦废乔多，更名枝江，并迁今址，至今未变。

旁屽，在秭归。

《说文》：屽，水厓而高者。厓，山边也。高边则曰崖。旁，溥也。溥，大也。《广雅》曰：旁，大也，广也。《释名》：在边曰旁。《玉篇》：犹侧也，非一方也。因此，旁屽，即大厓，是指临水而居的高高地台地。

《楚居》：“酓挚徙居旁屽。”

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引《国语》孔晁注云：“熊绎玄孙曰熊挚，有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熊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

事实上熊挚并不是自弃于夔，而是从发渐跑到旁屽自立为君。熊渠卒时，长子熊毋康早亡，楚国内部发生了权力之争，少子熊延弑兄上位，以其有疾为由掩盖。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据考熊挚居旁屽只有一年，有疾且被弑当为实，“以疾废不立”恐难成立。

后来，熊挚的后人予周戍边有功，被赐封为子爵，封地于夔，故曰夔子。史家称之为芈姓夔越。韦昭注《国语》“羋姓夔越不足命也”，云“夔越，羋姓之別国。……熊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此“王”疑为周宣王。西周末年，周宣王迁若敖酓义于若，为守护南土，始封熊挚之孙为夔子。

《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国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与冝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夔国人不祭祀楚先祝融和鬻熊，他们的理由很充分，认为是熊延夺了其先王熊挚的君位，“吾是以失楚”，不是一家人了。二是你是楚子，我是夔子，身份相等，故不服楚。在庸人、巴人伐楚时令过其境，这点很让楚人恼火，楚成王便以“不祀”为由大兴讨伐，在夺得夔地后，并让令尹子玉“城夔”。夔实为楚西部长江航道的一个重要门户。

夔国，即古归国。殷商时代，归国业已存在。

《水经注》引宋忠说：“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

《汉书·地理志》载：“秭归，归乡，故归国。”

《后汉书·郡国志》载：“秭归，本归国。”刘昭《注》引杜预说：“夔国”。

按说熊挚居旁屽，又“自窜于夔”，其后世为夔子，旁屽即夔、或在夔地。然而《水经注·江水》则有两夔。

［经］（江水）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

［注］……江水又东径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塘，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故夔国也。

［经］（江水）又东过秭归县之南。

［注］县故归乡，《地理志》曰：归子国也。……江水又东南径夔城南，跨据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东带乡口溪，南侧大江。城内西北角有金城，东北角有圆土狱，西南角有石井口，径五尺。熊挚始治巫城，后疾移此，盖夔徙也。《春秋左传》值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

郦氏认为一夔为“熊挚始治巫城”，即今重庆市巫山县附近；另一夔在今秭归境内，熊挚“后疾移此”。

我认为在东周之前是没有双夔的，只有一夔，即今巫山县之夔。西周时熊渠伐庸，巫山县一带尽归楚有。后，周宣王封熊挚后人为夔子于此。春秋时（公元前634年）楚成王灭夔，迁夔人于归乡境，治夔城，人称夔子城。秦皇一统，以郡县制，归乡在南郡辖区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置秭归县，始有秭归（三峡大坝建设之前的秭归故城）。秭归，即姊夔，以别与本夔。

唐宋以来，《通典》《太平寰宇记》《春秋大事表》《读史方舆纪要》诸文献均记载，“夔子城”在归州或秭归县“东二十里”。经徐少华先生考证，夔子城当在秭归老城以东、香溪汇入长江处的原香溪镇一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修建三峡大坝，秭归老城与香溪镇均淹没于三峡库区。现今仍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夔子国具体所在，但徐少华先生通过对秭归老城至香溪一段长江两岸的古文化遗址排查（其中包括庙坪、官庄坪等遗址），针对田野考古中发现的周代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内涵分析，发现该区域内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部分，当与古夔国密切关联，表现为期间经历了一段楚文化与当地原有土著文化共存、融合乃至相互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古夔国的历史发展和该地区原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郦氏在《水经注》中对夔子国的描述：“跨据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东带乡口溪，南侧大江。”乡口溪，即今香溪。深谷、大江，说明旁屽高居台地之上。这正与“旁屽”所意涵的大厓相称。

公元前876年，熊渠次子熊挚自发渐徙居旁屽，即位为楚子，仅仅一年便被弑而亡。

发渐，在宜昌。

《说文》：发，䠶发也。又发发，疾貌。《诗·小雅》：“飘风发发”。《笺》：寒且疾也。发，即放、射箭矢，引申为疾，速度快。渐，本义为水。渐，作动词用指流入，流。《书·禹贡》：“东渐于海”。因此，发渐即疾水、激流之意。

事实上发渐、旁屽和乔多之命名，正是古人对长江地形地貌的高度概括，是对所谓西陵峡、及其下游至枝江这段长江的形象描绘。

发渐、旁屽、乔多地理位置示意图

西周中期，发渐迎来了楚子熊渠。

公元前887年楚子熊杨卒，其子熊渠即位。熊杨在位达59年之久，因此熊渠当时的岁数应该较大了。自熊绎被周成王封为楚子至熊杨卒，楚人在夷屯共156年，其间楚国政治稳定，国力大增，地方势力得到加强，又因顺从周王室，颇得周王喜欢，是宗周可以依靠和信赖的诸侯国。

公元前886年周孝王去世，孝王侄孙故太子姬燮继位，是为周夷王。自穆王之后，周王朝纲常失序，内部争权，外部诸侯相伐，穆王的《吕刑》形同虚设，权贵日趋腐败，王权不振，国势不断衰落。《竹书纪年》载“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周孝王登基之后励精图治，西败西戎，一定程度上使西周王朝的国力得到恢复，只是在位时间较短，唯有9年，难图其强。

为了镇守周土南疆，周夷王在即位不久，迁楚子熊渠于发渐。楚国南迁长江之滨，定都发渐。从汉水的夷屯，到长江的发渐，逐步成长起来的楚国，脱离周王室的怀抱，有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国力和智慧得以发挥。在发渐立稳之后，公元前879年，熊渠帅师西伐庸，东征杨虿、鄂，加快了扩张步伐，不仅获得了铜、盐等重要的矿物资源，而且得到了更重要的人力资源，《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大概受戎人称王的影响，熊渠借周夷王去世混乱之际，乘机称王，亦封三子为小王（地方王）。按礼熊渠自封为楚王，其子当封为诸侯，但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惜为时不长，熊渠畏惧周厉王的暴虐，害怕其伐楚，只好自去其王。从楚子害怕周厉王伐楚这一现象看，虽然周王室王权衰退，但在西周中期仍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军队的强大仍不容小觑。事实证明，在其后的周宣王伐楚中（至少两次，详见后文），楚国的军队遭到重创，“楚公逆（酓咢）编钟”被周王俘获，并赐赠于晋侯。同时，熊渠在发渐的不轨之举，也为楚人的后续发展埋下祸根，在楚子熊咢被杀后，继位的酓义遭到了惩罚，被削爵为敖（嚣），徙迁于若地，史称若敖。

那么，熊渠所居之发渐具体在哪里呢？

《楚世家》：“（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

《战国策》：“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

《白起列传》：“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

《六国年表》：“秦拔我郢，烧夷陵。”

夷陵在宜昌，今有夷陵区。虽然有多位学者著文力证“夷陵”不在宜昌，一曰在潜江龙湾，理由是按《白起列传》，拔郢、烧夷陵、东至竟陵，是个渐次过程，夷陵当在郢与竟陵之间。一曰在今纪南城遗址西边的八陵山，理由是这里有很多楚墓，而在宜昌境内目前还没有发现大型而又分布比较密集的古冢。一曰在今南漳县武安镇安乐堰村附近，主要理由是夷陵当与夷水相关。但这些观点也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刘开美先生说得对，“夷陵”是城不是坟。《辞源》在释“陵”时，引《水经注·渭水》云：“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至于楚国是否也跟秦一样称“山”则未必，从“烧先王墓”来看，我认为称“墓”是最有可能的，但楚国的“陵”，肯定不是指墓。楚国有安陵、竟陵、江陵、寿陵、阳陵……，这些都是楚邑。

姚汉源先生在其《鄂君启节释文》中考证认为“春秋战国时南楚陆多称陵”。而夷，本义是平，因此夷陵，即平陵、或平陆，是指江边平整的陆地。夷陵为楚邑无疑。这样“先王墓”与“夷陵”应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楚世家》断句应在“夷陵”前加个顿号。现在我们看前文所引“拔夷陵”“烧夷陵”“烧先王墓”并不矛盾，白起首先攻取夷陵，再纵火焚烧先王墓，后烧夷陵。《楚世家》、《战国策》与《白起列传》之所以引起误会，是由于各自有所省略造成的。

《水经注·江水》：“江水出峡，东南流，径故城洲。……江水又东径故城北，……江南岸有山孤秀，从江中仰望，壁立峻绝。……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战而烧夷陵者也。应劭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王莽改曰居利。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后复曰夷陵。”

郦氏所言“江南岸有山孤秀”，据考此山即今宜昌市区江南的磨基山，其所对应的江北南湖公园和宜昌市政府一带，当系夷陵之所在。从夷陵字面意思来看，该处符合“平陆”之意，且此处为一弯道，江水自上游而来，冲刷南岸，北岸滩涂则相对安全，淤积层土壤肥沃，适宜安居。按楚葬制，楚先王应葬于夷陵附近不远处。

有人认为夷陵“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地处边陲，是“楚之西塞”，并非是楚国的政治中心，因此不具备充当楚国先王之墓所在地的条件，并以至今未发现大型楚墓为由作证。而实际上人们至今对楚王墓的葬制仍知之甚少，在发掘了几千座楚墓之后，在江汉地区连一座楚王墓也没找到。在夷陵找不到楚王墓，实属正常。相反熊渠自夷屯迁居发渐，这是楚国第一次迁都。都城由夷屯迁发渐，发渐才是楚都。

发渐之名现于西周时期，而夷陵之名始见于战国。《楚居》为楚悼王时人所作，彼时仍用发渐，而不用夷陵，是否说明发渐与夷陵不在一处呢？并且发渐与夷陵字面意思也相差甚远。潘鹏毅先生据六朝以后的文献资料记述和民间传说考证，夷陵古邑大约位于今宜昌西陵区下牢溪入江口至前坪西河（今宜昌黄柏河）入江口一带。我认为这是极有可能的，此处即今南津关之处，江水始出峡口，极符合“发渐”之意。疑西周中期熊渠初居于此，后随着实力强大和人口增多，便向东寻找平地，开垦荒滩，将发渐徙此，仍沿袭旧名。战国时（公元前278年之前，疑在楚惠王时）楚人将发渐更名为夷陵。史家作《楚居》，仍以熊渠所居原地名入简。

今宜昌市，西周时名发渐；战国时更名夷陵；秦郡县天下，改夷陵为巫县；汉置夷陵县；隋改夷陵郡；明置夷陵州；清改为东湖县；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为宜昌府，治所即今湖北宜昌市。1912年改为宜昌县。

自熊渠徙居，至若敖徙出，在长江之畔的宜昌市，共有八位楚子分别在发渐（宜昌）、旁屽（秭归）、乔多（枝江）居处，凡96年。虽然在西周末期，周宣王将楚人迁出发渐，但楚子在长江沿线一带的苦心经营，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赢得了广大的人脉资源，再加上楚人于汉水（夷屯）一带156年的存在，以楚子酓氏大宗为首，芈姓集团各小宗旁系开枝散叶，家族势力鼎盛，楚人业已广布于大江南北、汉水两岸，楚国崛起的地缘格局实际已经形成，这为即将到来的熊通称王，奠定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下篇预告：（周）宣王灭楚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