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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4日，汤恩伯玩弄欺骗伎俩，大肆宣扬前方大捷，并叫上海市民燃放爆竹，庆贺胜利。其实这完全是烟幕，汤部的残余主力已乘船逃跑了。早在3个月前，蒋介石接到密告信，得悉原交警总队长周伟龙意图将所属交警部队，全都开驻湖南，准备投靠程潜起义。 为此蒋介石密令上海警察局长毛森趁周伟龙来上海住在国际饭店时，将其逮捕，不久后将周伟龙暗中处死。之后，蒋介石和汤恩伯都对交警这支特务武装感到不可靠，所以在这次战上海中，决定把交警置于死地，当殉葬品。 接任周伟龙为交警总队队长的马志超，是甘肃平凉人，黄埔一期生，为人圆滑，不久见上海形势不妙，就金蝉脱壳，借口要飞福州处理要务，一去不返了。交警部队归副总队长郭履洲指挥，郭是江山人，与戴笠同乡，军统要员，搞情报内行，对打仗则外行，在紧要关头又首先脱逃，销声匿迹，音讯毫无。 交警总队的残余部队（以第一旅为主）5月初奉命接替国民党军第九十五师的防务，专门担负上海市区守备的任务。第一旅是交警总队的基本部队，旅所辖各队士兵所用的武器，均系美制的步枪及冲锋枪，有效射程400公尺，近距离杀伤力大，很适用于市区内防守。当时交警旅划归上海市守备指挥官陈大庆的作战序列，在上海市区的四周，兴建了木杆栅栏，名为“木城”，并在各个交通要道的进出口桥梁等处，还添置了铁丝网、拒马等活动障碍物，垒起沙袋为哨兵的掩体，对过路的行人实行检查，夜晚实行戒严，禁止通行。 旅司令部设在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四楼，沿苏州河一线高大建筑物以及仓库、堆栈、桥梁等处，都派有交警总队的士兵驻守。此间，上海市区守备指挥官陈大庆，召集了排以上的军官，在大光明电影院训话，鼓吹说：“我们要与上海共存亡，一条街、一幢房都要死守，寸土必争，要拼到底。” 5月中旬，蒋介石从浙江奉化来到上海复兴岛坐镇，并召见了团以上的军官训话说，说：“三个月内美国一定会出兵援助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大家务必固守上海，我也要留在上海不走，与大家甘苦共尝。” 交警旅的中高级军官，全部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让交警部队要战到最后一人，当蒋询问大家有什么困难，交警队的军官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困难。”这时，蒋介石颔首示意说：“那么好吧，就看大家今后的行动。” 其实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汤恩伯，乃至陈大庆等人，早怀鬼胎，所谓的坚守是说给部下听的，纯属假象，主要意图则是把上海当时存有黄金、白银抢运台湾，运完之后，汤恩伯就可以率部向台湾或舟山群岛撤退。 5月25日凌晨，交警总队上校参谋长吴舜法直接用电话请示汤恩伯总部，汤总部指示说：交警可以缩短防线，撤进徐家汇市区内防守。交警总队第一旅旅长周文新和吴舜法立即召集各交警队长唐芳儒、祁缉光、阳旭初、姜建忠和参谋主任刘绪禄等七人，在曹家花园旅部楼上开会，共同研究撤进徐家汇市区内的防御部署，并作出决定：当天黄昏就开始行动。 下午2时许，忽然旅部少校副官主任许剑萍进屋报告：旅部后方一侧已发现有解放军的枪声；并还传说市区内的上海市警察局直属的保安警察总队已经哗变了。 旅长周文新面如土色，惊魂不定，立即下楼单独一人乘小吉普车向市区驰去。事后据司机回来说，周文新到市区浴室里洗澡后，换穿便衣溜走了。副旅长娄宗育，早就借口有病住进医院。只剩参谋长吴舜法一人，率旅部官兵分乘大小汽车开进了徐家汇，旅部驻在五洲固本肥皂厂内，各队长回到总队后，也不等到黄昏都立即行动了，很快都撤到了徐家汇，也未按照原定计划布防，眼看无人指挥，也都各行其是，继续再朝后撤，强行越过苏州河北岸，星夜向吴淞口方向逃跑。 此时吴舜法也无从指挥，只得带着旅部残余官兵再撤回到苏州河北岸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4楼原来旅部守市区时的驻地。旅直属的警卫连和通信连官兵200多人，为守苏州河桥梁的青年军所阻，未能过河，当晚就在苏州河南岸，与十里洋场上海最繁华的市区一起被解放了。 5月25日深夜，吴舜法也单独脱离部队，回到西宝兴路的住处，当时副官主任许剑萍要派汽车送吴舜法，被吴舜法谢绝了，从此结束了他在国民党军队的经历。 由于吴淞口在5月25日夜晚已为解放军所攻占，各交警部队不得不再折回苏州河北岸，途中官兵逃散大半。5月26日代理司令官刘昌义宣布起义。交警有不少官兵既不愿作无谓牺牲，也不愿当俘虏，就都换穿便衣，各自去谋自己的生路。只有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凭借苏州河北岸的高大建筑，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经过一夜的零星战斗，断断续续，终于无望，有的被俘，有的被打死了。 5月27日清早，上海全市广播“手把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的歌声嘹亮，市民涌向街头，锣鼓鞭炮齐鸣，一片欢腾，宣告上海解放了。人们见到解放军战士夜间露宿街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赞不绝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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