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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之前，农村人做饭还多数都是烧的地锅子（也叫闷锅子），就是在地上用几块坯立起来里外用麦秸泥糊结实把锅放上头再泥个平滑的锅台就可以烧火做饭了。多少年来，人们就是用这种近似于原始的方法做饭的。用这种地锅子做饭，好天好地又有好柴禾还好些，若遇到阴天下雨柴禾潮湿，那可到了做饭的人受难为的时候了。好歹想办法点着了火，那柴禾又着一把灭一把的不好烧，就不住地趴在锅门前用嘴吹，呛得又咳嗽又流泪。记得有一回下雨，确实没办法做饭了，父亲说：“屋里转三遭，什么都该烧。”硬是把铺床的箔拆了半个，又劈了两根碾棍才做的一顿饭。那时候农村吃两顿饭，早饭在九点半左右，下午饭在两点半左右。这就把白天干活的时间分成了三个阶段，俗称三套晌。每天早晨，母亲都早起来烧好一锅粥再下地去干活，回来烧把柴禾一热就能吃饭。我十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母亲做好早饭后叫我在家里看五岁的弟弟，并把俺俩交给路西对门的我大娘照看。大娘是我们那条胡同里八、九家的义务托儿所长，大人出去干活时都把孩子领到她家里或大门口。她老人家也很上心。每天都扫一眼看看那个孩子来了，那个孩子没来。七、八个孩子常常弄得胡同里鸡飞狗跳，尘土飞扬，但只要不打架，她老人家并不生气。在门口玩了一会，弟弟拉着我回家说想吃地瓜。我挑了两块地瓜埋到锅底下的火里，又领着他上街和同伴们玩。正玩着，大娘问我，“您娘回来了？”我说：“没有。”大娘说：“您娘没回来怎么厨屋里冒那么大烟？”我转脸一看，厨屋的后窗户里正冒着烟，撒腿就往家跑，看到弟弟正坐在堂屋门口抱着块地瓜啃。厨屋里已是火光闪闪，烟雾腾腾。我吓得手足无措，大娘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赶过来，二话没说抓起水瓢来就舀水泼火。幸亏屋里柴禾不很多，还没有烧到房顶上去。半缸水泼完了，火也灭了，厨屋里成了水池子。放工回家后，父亲首先迁怒于母亲：“我说过多少次了，穷灶屋富水缸，你还在屋里放这么些柴禾！”母亲说：“我看着这两天阴天才多抱了两抱柴禾。”我心里想这回得挨顿揍了。可是父亲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却只是板着脸说：“以后还玩火不？”我没吭声，弟弟说：“爹，我不叫哥哥给我烧芋头了，不好吃，崩硬。”他一句话却把父亲母亲引笑了。后来父亲把厨房安了个门，每天都把门锁上，我也从此不敢玩火了。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参加工作后被分配到颜店公社工作。那时候公社里每年都抽调大批的机关和社直部门的干部、职工，统一调配分到各个大队去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名称叫“农业学大寨宣传队”，社员们习惯地称之为工作队。工作队员要带着铺盖住在村里与社员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1973 年初，我被分配到孟家村大队去驻点包村。工作队由党委副书记范福全任组长，团委书记魏广兰任副组长。我和武装部的田士振、团委的张岚和水利站的马光义为队员。范书记党委里工作多，不在村里住。我们五个人不但住在村里，而且每人还都包了一个生产队。每天和社员们一块下地干活，晚上和生产队长、会计一起研究工作。魏广兰和张岚两个女同志住在三队社员孟宪平家老院里的一间平房里，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在他家刚盖好的三间新堂屋里。这是个新院子，四不居邻，也没院墙，也没厨房，诺大个院子连一棵树都没有。 大队支书张玉忠安排人，在这口堂屋的前面给支了个锅，用几根木头，两领箔，两领苇席搭了个遮阳棚。听老同志们讲，包村时都是自己做饭，就唯有这做饭看似小事，其实这里边却有不少的文章。人多嘴杂，众口难调。烧的汤有的嫌稀，有的说稠；炒的菜有的说咸，有的说淡。你若不动手只吃闲饭，别人嘴上不说，心里却嫌你懒。唯独那烧锅的活没人想干。要想省事你就烧锅，快点慢点没人嫌。这话正对我的心思，我是既不会烧汤也不会炒菜，于是我就选择了烧锅这个行当。其实烧锅也并不是我的长项，我也从来没干过这个活。不会可以学！先是烧煤，点不着火，三番两次的扒出来再点，弄得烟熏火燎，呛得眼里流泪，嘴里咳嗽，两手又脏又黑。没几天学会了，还有了经验。最后把那炭渣挑出来，再把能烧的小焦添里头，用风箱一吹，炉火碧蓝如水，这种火焰温度最高，还不浪费煤炭。后来张书记又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两地排车干透了的苹果树枝，这比那煤炭更好烧了。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烤得地都烫人。那个比烟筒稍高点的遮阳棚也早就连晒加熏干透了。一天中午，广兰姐往锅里加好水拿着舀子上屋里和面去了，她说：“馒头不够了，咱今天喝疙瘩汤。”待她出来想下面的时候，惊慌地喊道：“着火了！着火了！”我抬头一看，遮阳棚被烤着了。田世振、张岚、马光义立马从屋里跑了出来，马光义从广兰姐手里拿过舀子来带着面从桶里舀了水就往上泼，半桶水泼净了，火照样熊熊燃烧，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房东孟宪平和他侄子盂庆林从他们老家里也赶来了。田世振和张岚拿着桶要去井上抬水，孟宪平说：“算了吧，让它着吧，也不过是两领箔和席，您就是抬水来也着完了。”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烧。谁知上边的一根木头掉了下来正砸在锅上，铁锅破了好几瓣。一锅热水浇灭了灶膛里的柴火，弄得热浪翻滚烟灰四溅。这时来了几个事后诸葛亮说：“搭棚子时躲开烟筒就没事了。”后来，范书记来了，提起这个事来他故作认真地说：“那个棚子不是搭矮了，而是搭高了，要不怎么能撑这好几个月才烤着啊？”张岚说：“范书记，你这是表扬俺啊还是批评俺啊？”范书记哈哈地笑着说：“你说呢？”广兰姐说：“搭棚子那天你也在场，那两领席还是你和田世振您两个高个子弄上去的，那时候你怎么没说搭高点啊？”范书记说：“还是广兰会找理。”1974年，我去西滋阳大队驻点，组长是武装部长韩聘卿，副组长是教育组长陈立庆。这个工作队一共七个人，全是男同志。韩部长是党委常委不在村里住，我们六个同志全部在村里住，也是每个人包一个生产队。在做饭上有两位厨艺不错的高手，一个是卫生院的外科主任徐洪彬，一个是粮所的刘运鹏。徐洪彬擅长煎炒烹炸烧咸汤，刘运鹏擅长擀面条、揉馒头、烙油饼，当然我选择的还是烧锅，烧的还是苹果树枝。教育组的会计吴义德和武装部的田世振两人轮换着刷碗、刷锅和打水。陈立庆老师岁数大些，他就拿张报纸搬个马扎坐在伙房门口，时不时地给我递递柴禾。我们住的地方是原来的西滋阳小学的教室，学校迁到新校址后这里成了大队办公室，一排十几间屋，我们六个人住了四间。大门口西侧有两间南屋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整平土地大会战时的伙房，屋里支着一口 12 印的大锅，一个大风箱，屋南边是一个很高的大烟筒。我们就是用这口锅做饭。一天中午蒸馒头， 刘运鹏把揉好的馒头放进两扇蒸笼里架到锅上。俗话说：“要想快，大火拽。”当时又值天热，别人都在门口树荫下看报纸聊天，我也想着赶快完成任务好出去凉快一下。 陈立庆老师坐在我身后的马扎上，不紧不慢地帮我理顺苹果枝。我就两把并作一把传到锅底下，那个大风箱一拉，恨不得能把炉条吹起来。“哎呀！把馒头蒸糊了吧？怎么这么大味啊？”老支书许广书一进大门就喊开了。这时大家才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蒸笼上，陈老师说：“坏了，笼头都冒火了。”这时，大家才七手八脚地把笼头架下来。锅已经烧红了，第一层的馒头掉到锅里好几个都烧糊了。我就赶忙往外抽火，老支书在门口说：“抽出火来叫它慢慢地降温，千万不要加水，一加水锅就炸了。”究其原因，那天是北风，正好往南屋里刮，屋里看不到多大的蒸汽，也闻不到味，而老支书从大队里回家时知道我们蒸馒头，他家正对大队办公室在路南。北风一刮所以他在家里就闻到味了。他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所以断定是把馒头蒸糊了才来告诉我们的。那顿饭我们吃的是老支书送来的煎饼和咸菜。回顾那已成为历史的生活片段，不免凭添了几多感概、几多思念。想那人们每天都重复着的烧火做饭的工作，已从近乎原始的土灶、风箱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展的“厨房革命”中推广的自来风、回龙灶（也叫回火灶）、煤气灶，再到现在普遍使用的天然气灶。这厨灶、燃气灶的更新换代虽然历经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只是弹指一挥间。 人民生活的方式、方法和质量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幸福，人们再也不用受那烟熏火燎的煎熬了。据新闻报道，现在又有一种更先进、更安全的智能集成灶问世，这定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方便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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