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清朝前中期（康雍乾三朝），就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等一系列活动。 他们通过来往信件以及书简、著作等，对清朝的皇帝、朝政、风俗乃至普通百姓的性格、品行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与评论。 ◆ ◆ ◆ ◆ ◆ 1701年12月30日，法国耶稣会士沙守信，在广东韶州给巴黎耶稣会郭弼恩的信中说： ....我们必须不泄气地和这个只怕皇帝，只爱金钱，因此对永恒的东西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民族谈论宗教。....我们还知道，中国人最爱炫耀自己是世界上最有礼貌最有文明的民族，....欧洲的科学就能够帮助那些大人物克服他们对来自外国的东西所持有的极大蔑视。” 沙守信从许多方面讲到中国人的性格：控制感情、节制欲望、怕皇帝、爱金钱、自视最有礼貌、最有文明，蔑视外国人及其文化。 他特别强调，“这个只怕皇帝，只爱金钱，因此对永恒的东西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民族（中国人）”，尤其是“只怕皇帝，只爱金钱”，更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特征”。
郎世宁《柳荫双骏图》 坦诚说，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的评价，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甚至存在着狭隘偏激的判断。 但时过境迁，我们完全可以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即可。跟几百年前的老先生们较真，实在没有太大必要啦。 1 爱财 “爱金钱”之说，一些传教士与沙守信持有同样的看法。就在沙守信写信的同年，著名的耶稣会士张诚在写给乃兄的信中说中国人： 当事情一涉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精明和敏锐，应该承认他们对金钱是贪婪的，而这种贪欲比欧洲人的大得多，他们有一种在做买卖的时候进行欺骗的天性，他们希望在每一次买卖中获利。” 1700年11月，法国教士马若瑟在写给郭弼恩的信中，讲述了中国人溺婴、弃婴、卖女儿的惨景。在他看来，一些中国人见利忘义、偷盗成风的习气，不可谓不恶劣。 一旦生活于中国，一旦开始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人们就不会因诸如母亲杀死或遗弃新生骨肉、父母为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卖掉女儿、人人都谋求私利以及小偷成群等事情而诧异了。
法国教士马若瑟 法国传教士傅圣泽认为，“中国人无利益之外的理解力，而且偷盗成风，爱财到如此不堪的程度”。 “中国人想象不到人们在从事各种活动时除了利益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目的”，“（在旅行中）我们还必须彻夜不眠以防小偷，如果他们遇到我们，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中文版封面 2 勤劳、朴实、性情温和、爱好和平 法国著名传教士巴多明，于1755年9月28日致函法国科学院院长梅朗说：“中国人是勤劳、朴实和具有高度技巧的人民。”
巴多明 马若瑟的前述信中，亦说到中国人的勤劳与劳动强度： 我们不能像责备欧洲多数穷人那样责备中国穷人游手好闲....因为这些不幸者的辛苦，超出了人们一切想象。一个中国人整天双手翻地，而且往往在水深及膝的水田里劳动，但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这便是他的日常生活....他们品行的纯洁便与其贫穷和劳动强度甚为相称了。 马若瑟认为，欧洲穷人大多是因为懒惰，而中国人勤劳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却仍然贫困。可即便如此，这些勤劳的劳动人民，依然保持着朴实的本性，且性情十分温和。 3 具有高度智慧 《中国近事》的作者莱布尼兹，不仅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关系甚好，还阅读了大量他们交往的信函。 因此，他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作为东方最聪明的民族中华帝国的声望是卓越的，其影响被其他民族视为表率。”
《中国近事》中文版封面 巴多明在说到中国人具有高度技巧禀赋的同时，还称赞“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 不过，对于中国人的智慧，巴多明也是辩证着看的。在肯定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的同时，也认为他们的思辨能力存在一定的不足。 4 帝王崇拜 曾被康熙帝派往西洋招募科技人员的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认为，中国人“温和、百依百顺、耐心与严肃”。他们对上百依百顺，首先是对家长，其次是对父母官——地方官，最顶端的是皇帝。 1769年9月15日，法国传教士/钟表师汪达洪在信中评价乾隆帝“，对臣民实行严刑峻法”，“最有权势的人也会在他面前发抖”，“权贵在皇帝跟前的小心翼翼，与在下属及百姓面前的威风凛凛、颐指气使，恰成鲜明对照”。
紫檀框群仙祝寿插屏钟，故宫博物院藏，汪达洪作品 “只怕皇帝”，其实是同皇帝崇拜情结联系在一起的。巴多明深刻地指出，“中国人以服从皇帝制度下的国家昌盛而感到幸福”。 巴多明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善于施政的、非常珍惜国家荣誉和关心国运昌盛的、特别善于自我以其驯服及其天性之恬静而感到幸运的民族”。 5 自诩为文明中心 沙守信在1703年2月10日的通讯中，重点提到了中国人“极大蔑视”他国文明： 中国人瞧不起其他民族....甚至在下层群众中也有这种情绪。他们十分执着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道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学说信条，他们相信只有中国才配引起人们的注意。 （要他们信教），他们会冷冷地回答道，“我们的书里从来也看不到关于你们宗教的事情，这是外来的宗教⋯⋯我们的圣人学者们会不知道?” 法国传教士晁俊秀与沙守信具有相同的见解，他在1778年9月15日的函件中说：“中国是盲目的，它因其幅员广袤、历史悠久、古籍典章及风尚习俗而骄傲。” 他讲出中国人骄傲之所在，即“地大，历史悠久，学问幽深，风俗高尚”。
郎世宁《羊城夜市图》 洪若翰在信中评价中国人“总是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外国人”，并进一步说出了中国人不相信外国人的原因，即防范侵害： 皇帝和大臣们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如果说他们反对公开传教而且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陆，那只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担心我们借口传教而别有所图。他们大致知道欧洲人对印度的征服，担心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 总的来说，在这些西方传教士看来，中国人聪明、勤劳、朴实、温和，怕皇帝，爱金钱，自负是世界文明中心，蔑视外国人及其文明，将个人与皇帝、国家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烈的家国一体观念。 ◆ ◆ ◆ ◆ ◆ 文章临近尾声，我们谈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技不发达？ 正所谓“旁观者清”，我们或许从这些传教士的交往信件中，找到一些客观存在且理性的观点。 1730年8月，巴多明致函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其中重点论述了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他在信中“吐槽”：
巴多明论证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症结在于管理与用人制度。
在君主制社会，自然科学在主流意识中地位低下，科举制度使得中国人唯以正途为尊贵，不屑于科技，异途的科技人员不能安心于科学发明。 可以说，巴多明的观察与思考，有益于后世中国人思考、寻觅发展科学之途。 ◆ ◆ ◆ ◆ ◆ |
|
|
来自： 西一里2l6sluho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