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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第二件书法现世?傅申、启功等各大巨匠为其发声却依旧难逃争议

 李叔狠生气 2022-10-16 发布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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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中国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家喻户晓、人人敬仰的诗仙和酒仙,是盛唐气象和古典文化的代表。

李白所生活的唐代(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影响深远的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的成就,是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唐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是亚洲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经济日益繁荣,唐代的文化艺术也进入兴盛时期,在诗歌、绘画、书法等方面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奏响了一曲大时代波澜壮阔、海纳百川的华彩乐章。千古文人侠客梦,在唐代,做侠客、为大将是当时人的人生观。纵观李白一生可以看出少年游侠,中年仕政,晚年求道的人生经历。奇人往往有着令人难以企及的天赋,使得他们做任何事情都似乎天生要高人一筹。但是作为唐代浪漫诗派的代表,由于李白诗词名气太过耀眼,而剑客、书法成就的光芒为其所掩,不被人所知!史料记载,大唐第一剑客裴旻是李白的师父,李白也说自己除了裴旻之外未尝一败,因为师傅被称作天下第一剑客,所以李白也被后人认为是大唐前三的绝顶剑术高手。

书法艺术在唐代得以高度发展并逐步走向普及,许多文人都身兼诗人和书家的双重身份,这其中就有为诗名所掩盖的书法大家李白。李白与同时期的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同称“饮中八仙”,交往密切,其洒脱的书风对李白的书法艺术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李白任职翰林院,翰林院丰富的资源也为李白提供了更多学习的机会。由于李唐皇室推崇王羲之的行书,身处如此环境里,李白亦受到影响。唐代的诗人在自己的诗歌里描绘和品评书法家的作品,而书法家则为诗人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李白曾写诗《王右军》,大加赞美王羲之:“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唐]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七十七页。)。李白与唐代两位著名的草书代表人物怀素和张旭交情深厚,在零陵遇怀素,作了《草书歌行》。在避难途中遇张旭,作了《猛虎行》。李白在观赏怀素的草书时,赋诗道:“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唐]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一四四七页。)这一描述正是展现了书法艺术通过汉字的线条、造型表现出来的形体之美。

谈及李白的书法作品,世人比较了解的多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上阳台帖》,虽争议颇大,也不失为一件精彩的古代书法作品。但并不了解的是散佚海外、漂泊多年的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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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纸本  立轴   26.4×67cm 

一、《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这幅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纵26.4厘米,横67厘米,纸本。全帖共50字,落款为李白。诗曰:“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 该诗被收录于《全唐诗》第182卷中流传至今。作品上有荻生徂徕、稚柳佩秋夫妇同真赏等收藏印若干。

据笔者所见,《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书风干净,有欧阳询和褚遂良的骨架,隋与北齐的一些影子,尝试临写,有无从下手的感觉,纯净到极致。这可能与唐太宗至唐玄宗以来,由上至下在书学上提倡复古有关,也与李白少而游侠的经历有直接关系。此帖共五十字,应为与王历阳饮酒时乘兴所书,书法用笔酣畅,纵横自如,每蘸一次墨直抒穷尽,一首诗蘸了六次墨。每字大小错落,不拘章法,细细品读此件作品,如侠客仗剑挥舞,直逼胸怀,让人看了不禁热血沸腾。从字里可以看到一代剑客李白天纵奇才,书风独特,也极符合李白作为诗仙、酒仙、剑客的别样人生。

通过观察,此帖除了在章法上极具晋唐风格外,与李世民《晋祠铭》碑额书风如出一辙。将《晋祠铭》碑额飞白书法与该帖墨迹相对比,从执笔法到用笔的特点,提、按等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唐人早期书风的共性。

此帖所用纸张为唐代时期出产于四川纸质,由于传世经年,整体色泽发黄黑,纸面折痕看出目前纸质偏脆、纤维较细,纸张的尺寸与唐人常用纸张规制相吻合,墨色深沉,与纸张融为一体,纸表包浆自然,色泽和纸面断痕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如出一辙。作品整体纸色醇古、书风刚健、气势遒迈,流露出浓郁的豪放粗犷之气,与唐人评“笔迹遒利,凤峙龙拿” 完全符合。(注:唐孟綮《本事记》中描述:“玄宗名白为宫中行乐诗,二人张朱丝阑于前,白取笔抒思,十篇立就,笔迹遒利,凤峙龙拿。”后八字充分表达了李白擅书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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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世民 《晋祠铭》碑额与《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书法对比

二、用笔与墨痕

1.用笔

除去近现代以来敦煌吐鲁番等地陆续出土的文献,传世晋唐墨迹仅百件而已。历代鉴赏家通过考察、对比其书写特征,可以确定它们大多使用有心硬笔。日本正仓院所藏唐笔可为实物证据,且有相关历史文献佐证。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在笔法上显示出使用缠纸法制作的短锋硬毫有心笔的特征。我们试以该帖标题中的“饮”字为例。这是全帖中比较大的字之一,约6.5厘米见方,“食”字旁上部“人”的第二笔写成了一短捺,这一笔是这个字当中最粗的一笔,使用侧锋,抵纸而书,笔画宽度约1厘米。考正仓院所藏17支唐笔的尺寸,最小的一支笔头出锋约1.5厘米,直径0.7厘米,最大的笔头出锋约4厘米,直径约2厘米。这种笔的麻纸裹笔心约占笔头的五分之三,也就是说其有效使用范围只是笔头的五分之二,因为再往下按就按不下去了。以正仓院所藏唐笔中最粗的一支而论,其笔杆直径达2.3厘米,今人看来已觉震撼,且只能以“单苞法”执笔,其笔头的有效使用范围仅约1.6厘米,所以,唐代传世墨迹中几乎没有擘窠大字也是不足为奇的。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中的捺笔,斜扫而出,收笔利落短促,刚劲有力,非熟悉笔性者不能为之。如果使用非缠纸法制作的出锋长的散卓笔,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使用的笔,是无法写出这种效果的。而以出锋2.5厘米左右的缠纸笔为之,则正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笔者多次尝试,发现只有用复制出的唐代硬心笔才能书写出原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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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仓院现存中国唐代硬心笔

2.墨痕

南宋陈槱《负暄野录》载,他曾经见过唐代李阳冰篆书墨迹:“常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锋常在画中。”(苏易简《文房四谱·笔谱》,上海书店出版社 二0一五年七月第一版,十页)这段记载历来被后世作为中锋用笔的典范,显然论者只关注笔法,忽略了笔法所凭借的书写工具。通过研究古笔文献,辅以近代披露的日本正仓院所藏唐笔数据、仿制实物和出土文物,我们越来越难以忽视书写工具、起居制度等因素对书法发展的影响。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墨迹的发现印证了这一点。

通过观察,《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诗题中的“饮”和“肯”字出现了“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的现象,但这条墨线不是由于蘸墨饱满,书写时中锋行笔导致墨汁集中在笔画中间而形成的痕迹,而明显是硬笔画痕,这印证了李白书写《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所使用的毛笔必定是使用缠纸法制作的有心笔,且“用笔有力”。从这条墨线可以看出,不是蘸墨饱满书写时中锋行笔导致墨汁集中在笔画中间形成的痕迹,而明显是硬笔划痕,这印证了书写该帖所使用的毛笔,正是唐代特有的缠纸法制作的硬心笔(鸡距笔)所致。唐晚期散卓笔的出现,缠纸硬心笔便不十分流行,至宋几无所见,这也有力地证实这一特定时期的书风受毛笔影响巨大,且笔笔遒利、古拙,落笔天真、自然。

除了使用浓墨书写的字,因“抵押毫芒”“用笔有力”而在笔画中间形成墨线划痕,枯笔所作之字也能体现出李白使用的是缠纸笔。如标题中的“历”字,最后一笔横画犹如没有填好的双钩外框,上下各有两道细细的墨线,下方的一条尤其笔直有力,好像唐人写经上用骨笔打出的乌丝栏。这是因为缠纸笔蓄墨量本身不大,前面两个字“嘲”“王”写得非常用力且浓重,导致写到“历”字墨枯了。笔枯后,笔心外面的披毛炸开形成“贼毫”,由于可能是紫毫,比较硬,故而可以形成笔直的墨线。而这一笔中心的墨迹,正是被麻纸裹缠的“心柱”的痕迹。因为笔枯后披毛不能聚拢,不能抵纸行笔,只能将笔稍稍拎起,轻些写字,所以纸上没有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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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笔痕里可以看出一条细细的线,为唐代特有硬心笔所致出现的效果

三、创作年代考证

《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在《对雪醉后赠王历阳》下注释:王历阳,县令王某。历阳是唐代郡县,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因“县南有历水”而得名。考王历阳其人,于史可查者为唐睿宗太极元年(712)任历阳县丞的王利贞。开元十七年(729)又任梁州城固丞。假设王利贞二十岁出仕,历阳县丞是他担任的第一个官职,那么可以推算出王利贞出生于692年左右,约与李白相差九岁。到上元二年(761),王利贞已经69岁了。出于年龄、辈分等因素,即使劝酒,王历阳因不胜酒力而不肯饮,知书达理的李白也不会用“嘲”的方式赋诗。因此,此诗必定作于761年之前。且据新旧《唐书》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岁荒,斗米千钱,人相食。761年江淮大饥,李白只能在金陵一带徘徊,靠人周济为生。在连续两年爆发严重饥荒的情况下,作为历阳县令的王利贞并非大富之家,担心灾情、灾民、社会治安还来不及,怎么有心情与李白挑灯行酒,“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曰芑双泉草堂仿宋本《李翰林集》第二十一卷『闲适』类)呢?

同样从诗歌的用词分析。李白使用“雪花大如×”的句式和修辞唯有两次,一为天宝十一载(752)十月作于幽州的《北风行》:“烛龙栖寒门,光曜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唐]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一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之“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这既是夸张,又是写实,尽管诗人想象力丰富,如果不曾身临其境,很难写出如此朴实却入木三分的诗句。幽州之雪大如席,历阳之雪大如手,都是写雪大,夸张的程度却符合地理、气候的实际。李白从幽州归来后一路南下,于天宝十二载(753)初冬在和州历阳郡横江浦渡江,至宣城、金陵游历。刚刚经历过幽州燕地大雪的诗人,转年行至历阳又遇大雪,两处雪景,一样文心,故而使用同样的句式与修辞。

因此,笔者推断《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的创作时间是天宝十二载(753)初冬。这一年,诗仙李白游历幽州之后来到历阳,当时正值大雪纷飞,历阳县王县丞设宴招待李白,李白席间频频举杯,赞赏历阳山美、水美、酒美,可惜就是人不“美”,因没有人陪他喝酒,于是席中赋诗《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虽然王历阳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却因李白的诗文和手书为后人所知。

四、流传经过调查

据日本学界资料显示,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推测作于唐天宝十二载(753),由大诗人李白赠送给与其有着密切交往的日本遣唐留学生(传为阿倍仲麻吕)并带往日本收藏,这与李白诗歌选集传入日本的方式和时间一致。早在717年,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吉备真备和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等人就来到大唐朝拜、交流。753年,吉备真备第二次入唐,与大唐僧人鉴真一起回日本,携带大量唐代物品,其中包括《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吉备真备两次来到大唐的目的之一,就是广搜汉籍。李白在他生活的时代享有盛名,其文集家家有之,是遣唐使团搜集和携带回国的对象。

从日本现存的唐代写本书法帖中,可以一窥当年日本遣唐使团从大唐携带回去的大量汉籍,其中有春秋经传集解卷的残卷,部分礼记正义卷,东京国立博物馆保存的一部分王勃集书帖、唐诗残片和史记残卷,被评定为日本国宝的翰林学士诗集,收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世说新书卷第六卷等。公元753年11月16日(日本天平胜平五年)鉴真大师与阿倍仲麻吕、遣唐副使吉备真备随日使团一起回到日本。《唐大和上东征传》载鉴真第六次东渡携至日本物品:“所将如来肉舍利三千粒……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五十帖……”((日本)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〇年四月第一版,八八页)“五十帖”之后,记载墨迹损伤数字,许李白此帖亦在其中。

该帖曾长期收藏于福冈县太宰府市的筑紫观音寺,该寺为鉴真东渡后的居所也是另一位遣唐高僧玄昉选择的长眠之地。后来,观音寺遭受火灾,此帖及各类宝物被檀家拿走保管,江户时期这些财产又成为小仓藩(今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北区)藩主细川忠兴(1563-1646)的私人收藏。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废藩置县”,旧藩主本人必须移居东京,细川家被迫陆续出售部分藏品,《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几经辗转,于上世纪中期被日本古笔收藏家明日香宁范购得,并藏于其在京都的书木文库中。明日香宁范先生为了考证《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的真实性和历史艺术价值,曾于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文博界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书木文库还在平成元年(1989)12月18日,委托京都国立博物馆文化财保存修理所、宇佐美松鹤堂株式会社按照日本文化财的标准进行了重新装裱为立轴形式,装裱后该帖为立轴式,象牙轴。20世纪90年代,日本爆发了二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大收藏家纷纷将藏品进行抛售,《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也被转手,为佐藤家族所有。2017年,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从日本藏家手中辗转获得该帖,并请求笔者对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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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筑紫观音寺延喜五年账单

五、检测与分析

从显微镜下墨色和纸张图片的对比,可以看出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与唐七百年左右的《说无垢称经》卷六、隋至唐初《维摩诘所说经》卷下经书的墨色纸张呈现图极为相似,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时代的作品。日本株式会社地球科学综合研究所利用碳-14手段对该帖所用纸张进行检测,检测认为该帖所用纸张的生产时间约为公元700年(±30年),也与文献记载的唐代作品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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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墨色对比 左1为同时期唐经 右为李白王历阳帖材质

结语

纵观《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纸色醇古,从种种方面包括纸张年代检测、与同时期唐人材质和墨色对比,硬心笔的书写痕迹、书风用笔习惯等综合考证可以看出,此帖非唐笔不能书,其为唐人墨迹是无疑的,诗词内容也与记载一致,故可定为李白真迹。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作为一件与唐代诗仙李白相关联的唐代法书珍品,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而遗留下来的幸存者,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学、艺术的重要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和全人类重要文化遗产。

附:中日两国文博专家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的论证

1.1986年4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的谢稚柳先生,赴日本考察曾见到此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像,在其寄给其妻陈佩秋的家书中提到:“惊见李白嘲王历阳帖,笔力劲健,气势遒迈,书风符合唐代法书风格,为唐人墨迹,许李白真迹谓然,尤足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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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先生于1986年所写的家书

2.1987年11月,明日香宁范携带该帖来华,曾求教于时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史树青先生,史树青组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严绍璗、孙静,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李致忠等多位专家学者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史树青先生认为:“此帖墨迹深沉,陈旧自然,笔力遒劲、洒脱,从墨迹笔法可以认定为唐代人笔迹无疑,具有当时文人自由型的笔锋特征。”严绍璗通过对书体、用纸的研究,认为“此卷纸……与敦煌写经多种相仿,可证为唐人唐纸书迹……”孙静先生认为“通过对该贴中涉及避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从该贴中可以看到李白诗风之纵恣与处于三教并存、思想较为自由环境中之唐人,称该贴为'证史之一助也’。”李致忠通过对该帖用纸和字迹的观察,认为“该帖用纸的纤维、厚度、光洁度、拉力等,与敦煌遗书中唐人写经的用纸一致,认定为唐代麻纸;其字且神全气古,颇具唐人笔意,似出自唐代文人之手,以其纸、墨、字格观之,当是唐时遗物无疑,诚属希世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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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忠先生鉴定意见

3.1989年春,时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启功先生赴日本参加日本著名书法家上条信山书法展,其间明日香宁范邀请其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进行鉴定,启功先生在深入研究后指出:“这件作品书法风格独特,形神两全,各个方面都体现唐代特点,时代特征明显,必是唐人妙墨,是否为李白亲笔所书,不能否认,尚需进一步研究考证,单就从书法艺术看,不失为一件极精彩的唐人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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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鉴定意见

4.  日本文化财保护审议会专门委员藤枝晃先生曾经专门撰文指出细川家族的一件祖传藏品李白墨宝《嘲王历阳》,从纸的材质来看,应为出产于四川省的麻纸,多见于唐代,使用了唐代的鹿毛笔。从诗文中使用的“历、风、花、杯、五、栽、何、有”等字的字形在宋代已不再使用。认为这件墨宝应当是李白相关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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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家藤枝晃鉴定意见

5.2017年,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也曾邀请谢稚柳先生的夫人陈佩秋先生再次鉴定该帖,陈佩秋先生经过研究认为“此帖笔法,明显流露出唐初欧、褚及隋唐写经的用笔取势,此帖符合盛唐时代笔性特征,为唐人墨迹是无疑的,细观此帖,有文人用笔不拘小节,天马行空的感觉,笔意中隐隐有剑气酒气的流淌,与史书记载的李白为大唐剑仙、酒仙十分相符,当是李白真迹亦未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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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秋先生鉴定意见



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质疑

兼与傅申商榷

文| 沙鸥
来源 | 《中国美术报》


李白为盛唐时最为盛名的诗人,所流传的千余首诗歌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唐以来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研究。然而对李白书法的研究却了无生机。究其原因,所传真迹甚少。正史所载,有行书二帖是《乘兴帖》《太华峰》;草书三帖是《咏酒诗》《岁时文》《醉中帖》,但均不可见。目前可见墨迹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上阳台帖》。碑帖有二:一为李白手迹碑刻《送贺八归越》,现存曲阜孔庙。另一宋拓李白书迹《星凤楼帖》,现藏马鞍山市李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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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白(款)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纸本 26.4cm×67cm 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藏

李白擅长书法有史为证,唐·孟棨所写《孟棨本事诗》中有云:“玄宗命白为宫中行乐诗,二人张朱丝阑于前,白取笔抒思,十篇立就,笔迹遒利,凤峙龙拿。”“笔迹遒利,凤峙龙拿”八字充分表达了李白擅书的场景。

观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纵26.4厘米,横67厘米,纸本。全帖共50字,楷书,落款为李白。诗曰:“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

按傅申文,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几经辗转,于上世纪中期被日本古笔收藏家明日香宁范购得,并藏于其在京都的书木文库中。后为日本佐藤家族所有。2017年,该帖被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收购。

按傅申文附录,《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早在20世纪就有专家学者论证。如1986年4月,鉴定家谢稚柳先生曾见此帖,在其家书中认为,此贴符合唐代法书风格,为唐人墨迹,许李白真迹谓然,尤足珍也。

1987年11月,明日香宁范携带该帖来华,曾求教史树青先生。史树青组织北大教授严绍璗、孙静,国家图书馆李致忠等多位专家学者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从墨迹、笔法、纸张等方面论证了该帖应为唐人书迹。

1989年春,启功先生赴日本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进行鉴定指出,作品书法风格独特,形神两全,体现唐代特点,必是唐人妙墨,是否为李白亲笔所书,尚需进一步研究考证。

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曾经专门撰文指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纸质应为出产于四川的麻纸,并使用了唐代的鹿毛笔。还从诗文中的“历、风、花、杯、五、栽、何、有”等字的字形分析,在宋代已不再使用。认为是李白相关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2017年,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又邀请书画家陈佩秋先生再次鉴定该帖。陈佩秋先生从此帖笔法流露出唐初欧、褚及隋唐写经的用笔取势,认为此帖符合盛唐时代笔性特征,为唐人墨迹是无疑的,当是李白真迹亦未不可。

2022年1月22日,台湾学者傅申先生在《美术报》发文认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纸色醇古,纸张与唐人材质相同,通过墨色对比,确定为硬心笔的书写痕迹,以及书风用笔习惯等,此帖为唐人墨迹无疑,定为李白真迹。

从以上有关专家鉴定来看,大多数专家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唐代作品无疑,但是否李白所书,并没有一致性的意见。

笔者同意以上专家定为唐代作品的意见,但认为傅申先生就其笔法、墨痕、纸张分析就断定为李白所书,未免武断,并提出以下质疑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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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白 上阳台帖 纸本 28.5cm×38.1cm 故宫博物院藏

一、按傅文所云,据日本资料显示,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推测作于唐天宝十二载(753年),由李白赠送给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并带往日本收藏。这段记录就不可靠。我们知道,李白与王历阳相聚是在760年,但傅先生将李白诗的写作年代考为753年。但无论其是何年,李白在饮酒之后,乘兴所诗书三幅而赠于王历阳是不争的事实。王历阳深知李白诗书的重要性,必珍藏,而不会任李白带走转赠于他人。依李白的才华,决不可能将送与别人的诗文书帖转送他人,若相赠他人,也会重写诗书相赠。如将其赠予别人的书帖转赠他人,这在逻辑、情感上都讲不通。

按史书记载,李白确与阿倍仲麻吕私交甚好。李白年谱又记天宝十二载(753年),李白被迫离开长安,而阿倍仲麻吕也已在归国途中。李白若是在753年冬天与王历阳把酒相欢,就不可能与阿倍仲麻吕相见。因为此时阿倍仲麻吕尚在途中。李白在此后闻传阿倍仲麻吕海上遇难,十分悲痛,挥泪写下《哭晁卿衡》诗篇。说明李白在753年并不知阿倍仲麻吕平安。天宝十四载(755年)仲麻吕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又当即写下了著名诗篇《望乡》。这段史实表明,日本所谓资料记载李白相赠之诗应为《哭晁卿衡》之诗,绝不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帖,可能记载有误导致。

二、从文化角度来观察,文人之间的来往书写有着固定的格式习惯。按傅文,考王历阳其人,应为712年任历阳县丞的王利贞,729年又任梁州城固丞。假设王利贞20岁出仕,历阳县丞是他担任的第一个官职,那么可以推算出王利贞出生于692年左右,约比李白年长九岁。李白为饱读诗书之士,在书帖开首,虽嘲吻之诗,也不会不懂得书写交往的常理。出于尊重,应“嘲”字为一行,“王历阳”三字应另起一行,且应高于“嘲”字。

三、此书帖为楷书,于当时情境不符。试想,李白在醉酒之后,怎会以楷体书写诗作?按李白的性格,应以草书为常态。李白本为狂士,所写之诗均有浪漫之色彩,对唐代怀素草书尤为推崇,从所留可见碑刻《送贺八归越》《星凤楼帖》,墨迹《上阳台帖》均为草体。故在此情此景下绝不可能以楷书助兴。一般来说即兴所诗书,不会先想好诗题,落款也较为随意,如《上阳台帖》,是为纪念司马承祯而作,即兴所作,落款也没有正经写全名,何况醉酒游戏之作?

诗题点明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应为所写诗由,故应在落款处,不应题在开首诗前。

四、《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的第三句“笑杀陶渊明”,“渊”字没有避讳。唐高祖讳李渊,唐人知道要避讳,多改作“泉”,或改作“深”。这个“淵”字在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中作“泉”,正是唐代文本的沿袭,明清版本也有残存,瞿蜕园、朱金城在《李白集校注》此首诗有校记:“此当犹是唐人写本避讳之未经改易者。”检李白集尚有《送韩侍御之广德》,末句“酣歌一夜送泉明”;《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末句“泉明不足群”,均“渊明”的讳改。清王琦在《李太白全集》此诗也校云:“盖避唐高祖讳耳”,并引《齐东野语》卷四《避讳》条言证明“渊”字尽改为“泉”。若为李白亲书,绝不可能无视避讳令。

五、从书法角度来说,傅文认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有欧阳询和褚遂良的骨架,在章法上极具晋唐风格,与李世民《晋祠铭》碑额书风如出一辙。并详加考证书帖作者所用的毛笔工具式样,以及纸张年代。但这些依据都不足以说明李白与此帖的关系。因为鸡距笔、唐代纸张、晋唐风格并不是李白所独家专用。

李白作为有着极高审美学养的诗人书家,他比较认可的几位唐代书家如张旭、怀素、贺知章、李邕、李阳冰,都与他有着亲密的关系,而唐以前的书家就李白所留下的诗文来说,仅仅王右军是其首肯的对象。故而李白也不可能学习与之时代较近的欧阳询、褚遂良书法结构,如有学习经历也应有所记载。目前,关于李白书法相承关系,相传受张旭影响为多,故而《上阳台帖》有张旭端庄浑厚潇洒之状。史料所传之李白书帖都是行书、草书之类,未见其楷书记载。

李白赠给王历阳诗共三幅,除《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对雪醉后赠王历阳》之外,还有《醉后赠王历阳》诗,其中有“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诗句,已经表明书写的狂放之态。

从以上几点来看,笔者认为,此为唐代人所写不疑。但此帖书写对于中土文化缺乏应有了解,故而导致仿写李白之书帖漏洞百般。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一定是中唐时期日本书家抄写李白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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