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 |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流传考略

图1  [北齐]杨子华  北齐校书图卷（宋摹本）

27.6cm×144cm  绢本设色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图1），旧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今大多认为系宋人摹北齐杨子华之作。画面内容是天保七年（556）北齐文宣帝高洋诏命樊逊等人校勘五经诸史的场景。此图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设色简朴优美，布局精妙绝伦，是中国美术史上一幅煊赫巨迹。又因所绘人物衣饰、用品物具，胡汉杂糅，反映了北齐时期社会风貌，兼艺术性和历史性于一体，吸引了众多鉴赏家孜孜探求。《北齐校书图》有一特别可观之处，就是卷后钤盖了大量朱文官印，总计有二十一方，印文内容不一、大小类同，可以说它是目所见古代官印最多的一幅名画。清末民初大收藏家完颜景贤专门就这些官印有一句点评说“麓村以为可厌者，余更以为可爱也”，且有论画诗：

 

阎相校书图半卷，衣冠人物认高齐。惜其久佚涪州跋，幸续范韩陆谢题。

 

然而不论官印是可厌还是可爱，关于这些官印的三个问题如同迷雾一样，八百多年来始终不得其解。

第一，这些官印究竟是谁盖的，是一人所为，还是多人所加？

第二，为什么要盖这么多官印，是官府收缴，还是收藏者个人雅好？

第三，这些官印全部是宋代的，还是宋、元两朝兼有？

围绕这些问题，作者从文献典籍之中追寻历史痕迹，研究发现十七方官印完全对应南宋高官张子颜的七处宦游地，另两方官印是题跋人韩元吉和谢谔的官爵印，其余两方官印归属更早的藏家潘长卿，从而揭开了画卷上累累官印背后隐藏久远的秘密。

 

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宋代二十一方官印集表

一

 

“南宋中兴四大名将”之一张俊（1086—1154，字伯英）善于作战，在南宋初期立下汗马功劳，后官居枢密使，进封清河郡王，去世后追封循王。张俊的儿子张子颜，字几仲，出生于1120年前后，因父为大将而屡屡获封。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张子颜获命直秘阁，赐六品服。次年正月，旋升直敷文阁。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张子颜因献米助军特转一官。到了孝宗乾道三年（1167），张子颜首次外任知泰州，从此开始了“平生四海庙廊姿，八处蕃宣俱暇豫”的宦游生涯，好友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特意赋诗《送张几仲知泰州》，诗云：

 

紫橐甘泉不愿留，虎符聊试海边州。

长城底用骑围铁，下濑直须船有楼。

草木已应知世望，江山好在得诗流。

春风桃李西溪路，宣室归来尚黑头。

 

乾道四年（1168），张子颜改知信州。画卷第一接宋纸前接缝处下方有“信州之印”，即张子颜在信州为官时所钤。或许是张子颜在信州始获《北齐校书图》，故画卷上没有其外任泰州的官印。乾道五年（1169），张子颜离开信州。乾道八年（1172），张子颜到任衢州。在衢期间，张子颜又在“信州之印”上方，加盖了“衢州之印”。“信州之印”的“信”字、“衢州之印”的“衢”字左侧约有三分之一折损，部分笔画残缺，但依据右侧剩余部分尚可辨认出“信”“衢”（图2）。乾道九年（1173）正月十四日，张子颜宴请路过衢州前往广西出知静江府的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号石湖居士），同时在座的还有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这个汪应辰大有来历，年甫十八高中状元，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后官至吏部尚书，此时正奉祠居于衢州。张子颜设宴这天恰是立春，天气竟有点暖和，居然有灯蛾翩跹于彩旗酒樽间，范成大在《骖鸾录》记载了这件事：

图2  “衢州之印”“信州之印” 

十四日，前吏部尚书汪公圣锡亦自玉山来，同赴郡中敷文阁待制张几仲灯宴。是日，乃立春。晓幡夜蛾，同集尊前，真良辰也。

今画卷拖尾第一接宋纸上有范成大行书六行，但是未书地点和时间。范跋前有“信州之印”和“衢州之印”，跋后有“绍兴襄阳府印”等官印，正合张子颜为官衢州之际。范成大官命在身，行色匆匆，十三日到衢，十四日赴张子颜灯宴，十五日、十六日前往超化寺拜访汪应辰，十七日离开衢州。范跋的题写时间当在十四日，灯宴上酒酣兴高，宴后主人适时取出画卷请友人题跋，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范成大挥毫题写，跋云：

 

右《北齐校书图》，世传□□出于阎立本。鲁直画记登载甚详。此轴尚欠对榻七人，当是逸去其半也。诸人皆铅椠文儒，然已着靴、坐胡床，风俗之移久矣。（图3）

 

图3  范成大跋文

范跋后有十二方宋代朱文官印，每行三方，共有四行，蔚为可观（图4）。首行三印分别为“奉使之印”“绍兴襄阳府印”和“京西南路经略安抚使印”，次行第一印为“京西南路马步军都总管之印”，这四方印是张子颜持节京西军事重镇襄阳府时所盖。次行另二印为“隆兴府印”“隆兴府管内观察使印”，第三行前二印为“乾道江西路安抚使印”“建炎江西路马步军都总管印”，这四方印是张子颜统帅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时所盖。这里要说明一下，南渡之初，有司印章丢失的很多，朝廷就命令重铸，加“行在”二字，或者冠以年号以别新旧。“绍兴襄阳府印”“乾道江西路安抚使印”和“建炎江西路马步军都总管印”，这三印的绍兴、乾道和建炎都是重铸时所冠的年号。南宋时，衔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给之，复命时纳于有司，或以朝命出州县者，亦如之。“奉使之印”是张子颜镇守襄阳，朝廷按制给的官印。按宋制，知襄阳府兼京西南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所以张子颜知襄阳府和隆兴府时，同时掌管安抚使和马步军都总管印。那么，张子颜是什么时间在襄阳和隆兴加盖这八方官印呢？

图4  十二官印

淳熙五年（1178）十一月二十五日，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号平园老叟）在张子颜所藏的《黄鲁直与全父醉帖》上题跋，跋云：

仆以淳熙乙未春与几仲同次对敷文阁，几仲旋镇襄汉，三年而归。又获接武内朝，会江西谋帅，几仲复在选中。千骑塞途，旗旄赫奕，仆往庆焉。天盛寒，饮沆瀣一杯，竟醉。几仲出山谷醉笔，辄题其后。他日归为部民，当再观于滕王阁之上。

这段题跋清晰记载了张子颜镇守襄阳的时间，即淳熙二年乙未（1175）至淳熙五年（1178）。“奉使之印”自京城带出，其他三方地方官印抵达襄阳时即可使用，钤盖时间当在1175至1178年之间，很有可能就在1175年。

张子颜于淳熙五年（1178）底知隆兴府，到淳熙七年（1180）底离任，在此期间，钤盖了隆兴府四方官印。张子颜在离开隆兴赴任绍兴的途中，经过江西上饶，于除夕前一日与老朋友韩元吉会饮于驿站，并嘱老友为《北齐校书图》和《醉道士图》题跋。韩元吉出生“颍川韩氏”，乃名门之后，孝宗朝官至吏部尚书，与陆游、朱熹、辛弃疾等往来密切，其女婿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此时韩元吉已致仕归家，居住上饶。韩元吉遵嘱当即在《醉道士图》上题写跋诗：

何须坐客总能文，呼酒相逢日暮云。醉倒尽如狂道士，夜归谁问故将军。几仲移节稽山，淳熙庚子岁除前一日，会饮上饶传舍，观图戏书。（图5）

图5  韩元吉《醉道士图》题跋

跋诗后的标注文字非常重要，记载了具体时间和地点。稽山是绍兴的古称，淳熙庚子即淳熙七年（1180），传舍是指驿站，所谓“几仲移节稽山”是说张子颜赴任绍兴府。这一天，韩元吉没有立即在《北齐校书图》上题跋，而是带回上饶溪南家中细细欣赏，然后落笔成文。但是第一接宋纸在范成大题跋和张子颜钤盖了三行官印后，剩余空间显然不够。于是韩元吉另起一纸，洋洋洒洒写了二十八行，其中七言跋诗十二行，又有叙述北齐樊逊校书史实的短文十六行，落款时间为淳熙八年（1181）正月庚申，并郑重其事地盖上“颍川郡侯”朱文官爵方印（按：淳熙十三年，即1186年，韩元吉由“颍川郡侯”晋封为“颍川郡公”）。韩元吉的跋诗如下：

 

高齐校雠谁作图，一时䌷书亦名儒。网罗卷轴三千余，俗儒非真类迂愚。雌黄是正定不无，虚文末学徒区区。岂识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馆希石渠。后来御览嗟何书，修文偃武事益诬。转头邺城已丘墟，峨冠广袖长眉须。丹青写此犹不渝，高鬟侍女曳红裾。两骓帕鞍立奚奴，罢琴涉笔倾酒壶。兰台供拟信乐欤，不知画手安用摹。无乃逞巧聊自娱，千年视之一欷歔。君不见，文皇学士十八人，谋猷事业皆功臣。瀛洲旧图应更真，请君寻观为拂尘。（图6）

 

图6  韩元吉跋及“颍川郡侯”印

跋诗有二处值得揣摩：第一句“高齐校雠谁作图”，表示无法断定《北齐校书图》的作者；另一句“瀛洲旧图应更真”，瀛洲旧图指阎立本《十八学士登瀛洲图》，徽宗时存御府，南渡后随迁杭州，韩元吉应看过《瀛洲图》真迹，故有此语。诗句“高鬟侍女曳红裾”“两骓帕鞍立奚奴”，与图画内容完全符合，可以肯定跋诗即为此图所作，而非从他处移来。

张子颜于淳熙八年（1181）初到达绍兴后，见第二接韩元吉跋纸后的空间窄小，而第一接宋纸后还有盖印空间，就接连钤盖绍兴府四方官印，即第三行的“绍兴府印”，第四行的“□□东路越州管内观察使印”“建□□东安抚使之印”和“□□□□东路都总管司之印”（按：宋制，知越州绍兴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印文残字填补后当是“两浙东路越州管内观察使印”“建炎浙东安抚使之印”和“建炎两浙东路都总管司之印”）。至此，四行十二方朱文官印齐齐整整，赫然在列，成为中国书画史上罕有的宋代官印荟萃之奇观。

韩元吉跋后有郭见义、陆游两跋，郭见义跋纸在韩、陆之间，题跋时间当亦在淳熙八年（1181）。郭见义，字季勇，北宋名将郭逵（1022—1088，字仲通）之后，与范成大同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乾道九年（1173），范成大知静江府，郭见义任主管机宜文字，两人频有酬唱。淳熙初，在吏部尚书韩元吉的强力推荐下，郭见义出知峡州。赵蕃（1143—1229，字昌父，号章泉）与其诗书往来密切，有《送张王臣还峡州兼属峡守郭郎中季勇》《寄峡州使君郭郎中三首》等。郭氏跋文寥寥数言，兹录于下：

 

南北之际，三光五岳之气分，而学者犹知自力。今所画者，想皆一时儒学之士，惜其变于夷者甚多，此不幸而生于道丧之后者也。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淳熙七年（1180）底被罢职还乡，至十三年（1186）春重新启用知严州。张子颜于淳熙八年（1181）初到任绍兴，当年九月离任，时间虽短，恰逢陆游在家闲居。按时间推断，陆游很有可能是在送别张子颜回都之际题跋。这里要补充一句，张子颜总是随身携带《北齐校书图》和《醉道士图》，遍请名流巨宦一道题跋。乾道九年（1173）正月在衢州请范成大题跋时，范氏赋一首《题醉道士图》七言诗，诗云：“蜩鷃鹏鹍任过前，壶中春色瓮中天。朝来兀兀三杯后，且作人间有漏仙。”淳熙七年（1180）底在上饶，韩元吉亦在《醉道士图》上题七言跋诗。这次在绍兴也不例外，陆游诗兴大发，为《醉道士图》连题二首，其一云：“千载风流贺季真，画图仿佛见精神。迩来祭酒皆巫祝，眼底难逢此辈人。”又一云：“卧听床头压酒声，起行篱下摘新橙。一尊久欠敲门客，风味何人似麹生？”陆游在《北齐校书图》上的题跋，语气颇为愤慨，兹录如下：

 

高齐以夷虏遗种，盗据中原，其所为皆虏政也。虽强饰以稽古礼文之事，如犬着方山冠。而诸君子乃挟书从之游，尘埃膻腥，污我笔砚，余但见其可耻耳。淳熙八年九月廿日，陆游识。（图7）

 

图7  陆游题跋

淳熙十二年（1185），张子颜知太平州，按照每赴一地任职辄盖当地官印于图的习惯，加盖了“建炎太平州印”朱文官印。如前所述，其中“建炎”是指重铸官印时的年号。十四年（1187）九月，朝廷调张子颜守镇江府。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十日，工部尚书谢谔（1121—1194，字昌国，号艮斋）致仕归家，路过镇江，张子颜请其赏鉴并嘱题《北齐校书图》。谢谔的跋诗对陆游的愤慨不完全赞同，认为北齐校书之事亦有可取之处，兹录如下：

由余入秦毁诗书，意在兵强黔首愚。弊极煨烬几无余，高齐风俗元自殊。岂料乃喜知卷舒，况复是正从冠裾。公言所贬固不虚，我独谓其胜由余。（图8）

图8  谢谔跋及“清江开国”印

跋诗后谢谔钤三朱文印，分别为“艮斋谢谔”“昌国”和“清江开国”。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清江开国”，清代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误释为“清溪开国”，有学者将此印误归于南宋曾宏父，曾宏父《凤墅法帖》后的“清江开国之印”与此处“清江开国”并非同一印。据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所撰《谢公神道碑》，谢谔官阶朝议大夫、爵清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故而“清江开国”是谢谔的官爵印。在谢谔跋纸尾部，张子颜加盖“镇江府印”和“镇江府观察使之印”两方官印。绍熙元年（1190）三月，张子颜被召回京任户部侍郎，不久之后去世。“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悲痛不已，连写三首挽诗，其一云：

京口连沧观，洪都孺子亭。飞觞回落月，洒笔湿寒星。别去长离索，归来遽杳冥。知公喜侬句，五字酹英灵。

京口连沧观，是指镇江望海楼。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杨万里迎接金使路过镇江，并赋诗《题连沧观呈太守张几仲》，十二月返程再次途经镇江。诗中言“好事主人酌诗客”，可知张子颜曾宴请杨万里，以尽地主之谊。但不知何故，张子颜没有请杨万里在《北齐校书图》上题跋，而失去范、陆、杨三位中兴诗人同图共题的胜景。

图9  宁江军承宣使印

自乾道四年（1168）到绍熙元年（1190）二十多年时间里，《北齐校书图》藏家张子颜在画卷上总共钤盖了信州、衢州、襄阳、隆兴、绍兴、太平州、镇江等七地十七方官印，几乎涵盖了他一生宦游的所有地方，集成了一幅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宋代官印履历图。韩元吉和谢谔又分别钤盖“颍川郡侯”和“清江开国”官爵印，锦上添花，令之更为壮观。画心尾部左上侧斜印“宁江军承宣使之印”（图9），以及范成大跋纸与画卷相接处上方“泉州观察使印”，依据钤印位置，此两方官印当是早于张子颜的藏家所钤。考宋代职官，潘长卿先后任泉州观察使和宁江军承宣使。潘长卿乃北宋开国名将潘美（925—991，字仲询）之后，父亲潘正夫娶宋哲宗女儿而封驸马都尉开府仪同三司，家世十分显赫。绍兴十九年（1149）七月，诏授潘长卿泉州观察使；二十二年（1152）八月，诏命潘长卿为宁江军承宣使、提举台州崇道观。据此，初判“泉州观察使印”和“宁江军承宣使之印”为潘长卿所钤，因无其他文献佐证，聊存此以备一说。潘长卿生年不详，卒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有宋一代，扬文抑武，以军功发家大族纷纷转向诗文名世，如北宋潘美、南宋张俊等家族就主动引导子孙由武转文。张俊家族到了第二代张子颜已是文史声猷，富藏书画，名画有《北齐校书图》《醉道士图》，法书有《黄鲁直与全父醉帖》和《欧阳公与通判屯田等三帖》等。其后文脉绵延，俊才辈出，到了第四代出现了享誉诗坛的张镃（字功甫），第五代张澂（字清叔）以收藏杨凝式草书《神仙起居法卷》而闻名。

二

画卷上未见元、明鉴藏印和题跋，其间如何辗转流传也不清楚。到了清代，出现五段题跋并诸多鉴藏印。清初《北齐校书图》递归大收藏家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号棠村），画卷前后共有梁氏“蕉林书屋”“家在北潭”“安定”等十一方鉴藏印。吴升（字子敏，吴郡人）的《大观录》著录了《北齐校书图》，描述颇为详尽。吴升虽是一位古玩商人，但精于鉴赏，与梁清标、宋荦等往来密切。吴升在《大观录》首次指出了范成大所谓“此轴尚欠对榻七人，当是逸去其半”有误，黄庭坚所跋当是别图，显示了非凡的鉴赏水平。

卷后康熙戊子年（1708）观款，是清代第一则题跋，兹录于下：

康熙戊子十一月震泽周确斋、海宁陈香泉、江都殷彦来同观。（图10）

图10  “周确斋观”款

这则观款从书迹判断应为周仪（字宜一，号确斋）所题，可惜未署地点。周仪、陈奕禧（字六谦，号香泉）和殷誉庆（字彦来）是在什么地方观赏《北齐校书图》呢？康熙戊子年七月，陈奕禧离京赴任南安知府。八月，途经天津，大收藏家安岐（1683—1746，字仪周，号麓村）请其鉴赏藏品。陈奕禧特意停舟十日，为安岐所藏的唐代孙过庭《书谱》书写释文，并盛赞安岐深于精鉴。十一月，到扬州，好友周仪、殷誉庆前来送行并同观《北齐校书图》。此次老友相聚同赏名画，各有感慨。三年前两淮盐运使曹寅奉诏成立扬州书局，主持刊刻《全唐诗》，周仪和殷誉庆应邀参与校勘和编纂。康熙四十五（1706）十月书成。周仪和殷誉庆刚刚经历校对工作，见图别有一番滋味。而陈奕禧因三兄陈诜任贵州巡抚，而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从石阡上京回避，当年腊月途经扬州，周仪、殷誉庆登舟相见，盼望陈能来扬州任太守。陈奕禧意气风发，赋诗“未卜双旌何处是，多君望我领维扬”，然而期望落空，陈奕禧此番远仕南安。孰料陈到任不久就去世了，扬州相聚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那么《北齐校书图》又是如何离开北京，出现在扬州的呢？推测与吴升有关。吴升因其商人身份，时常游走于南北各地，尤其是书画重地北京和扬州，如康熙甲子年从扬州购得倪瓒《耕渔轩图》，携至北京为梁清标收去。故而，《北齐校书图》从梁家散出，吴升带到扬州的可能性很大。《墨缘汇观》之《名画续录》，略记《北齐校书图》数语，兹录于下：

绢本，着色，短卷，人面用三白法，笔墨设色文秀之极。后有范石湖、韩元吉等跋。但卷中宋印过觉侧斜，甚为可厌。

《墨缘汇观》系安岐所撰，其子安元忠补《续录》部分。完颜景贤谓“麓村以为可厌者”，其实错怪麓村安岐了，应该是“安元忠以为可厌”。画卷前后有三方“安元忠印”，可知《北齐校书图》在扬州归藏大盐商安元忠。乾隆年间，画卷从安家流出，又北上进入怡亲王府邸。画心上钤“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明善堂所藏书画印记”，前隔水钤“怡亲王宝”，这三方印的主人是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弘晓父亲胤祥乃康熙第十三子，在“九龙夺嫡”中助四阿哥胤禛夺得皇位，后被封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胤祥去世后，弘晓承袭怡亲王。乾隆五年（1740）正月，蒙恩被赐“明善堂”“忠孝为藩”匾额。弘晓一脉，显赫百年，收藏甚富。咸丰十一年（1861）发生辛酉政变，第五代怡亲王载垣被赐白绢自尽并被抄家，自此家道中落，藏品散佚，《北齐校书图》迎来了新的主人周寿昌。

周寿昌（1814—1884)，字应甫，一字荇农，晚号自庵。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周寿昌酷爱收藏书画，曾将梁武帝《异趣帖卷》、赵孟頫《杭州福神观记》、倪瓒《六君子》等书画名卷收入箧中。同治三年（1864）九月，从外地回京，先后任实录馆纂修总校、侍读学士、户部侍郎等。回京不久，次子沦蕃就从厂肆购归《北齐校书图》。巧合的是，董麟也在琉璃厂博古斋看到了《北齐校书图》，并在日记里记：同治三年十二月廿十日，同子重至博古斋观阎立本《校书图》、赵千里《古木寒鸦图》。

后因经济窘迫，周寿昌售出部分书画，《北齐校书图》流出周家。同治五年（1866）七月四日，董麟购得《北齐校书图》，亦载之于日记，云“博古斋送《阎立本校书图卷》至”（图11）。同治十三年（1874）秋，董麟将图奉送给周寿昌，周氏大喜过望，写下长跋，兹摘录于下：

图11  董麟观阜山房日记

右黄涪翁原跋此图者，见山谷题跋内。跋中自“且使侍者著靴”以上云云叙，此图一一吻合。其“两榻对设坐者七人”以下俱失去，即石湖先生跋中所云。惜并山谷跋亦佚去。然按范、韩两公跋，则佚自南宋以前。今得此一大段，尚存阎相的迹，亦希世之珍也。同治甲子冬予甫还京师，次儿沦蕃游厂肆，购以呈余。后因贫故他售，久不望汶阳之归矣。不图好友董云舫太守麟得之，知出余所，遂慨以见饷，竟使赵璧重完，不须商於七百里，良朋厚意，何可忘也。吾子孙其珍藏之。

同治十有三年岁次甲戌季秋月之廿一日，偶坐闲窗，风清气爽，庭菊盛开，喜此卷新归，展玩移时，因将涪翁原跋录于前，而并识此卷之失而复得如此。

这段题跋最有价值之处在于记录了画卷“得—失—复得”的过程。周寿昌第一次购得《北齐校书图》后，在画心后部钤“周寿昌印”（白文），不小心覆盖了前朝古印（按：疑为“往斋”。图12），令人惋惜。在流出周家、递归董麟之前这段时间内，也就是1865年初到1866年7月4日前，大藏书家、皕宋楼主人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曾寓目画卷，并将其详录于《穰梨馆过眼录》。之所以有这个时间判断，是因为著录中载有一方周寿昌鉴藏印，但未载董麟“云舫所藏”印。《北齐校书图》失而复得后，周寿昌又在画卷前后加盖了“宝唐阁”“自庵”等鉴藏印。

图12  “周寿昌印”覆盖古印

同治年间的藏家董麟（1830—1881），字祥甫，号云舫，山西洪洞人，道光己酉（1849）拔贡，官历刑部湖广司郎中、秋审处兼司务厅督催官，候补河南知府，著《观阜山房日记》《忘适适斋日记》。二弟董文涣，是当代著名国画家董寿平祖父，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历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官，后外任甘肃巩秦阶兵备道。三弟董文灿，曾任国史馆校对官、平豫方略馆校对官。兄弟三人，在京号称“董氏三珠”，文涣、文灿都是校书官，与周寿昌、李慈铭等交往密切。同治十一年（1872）春，山西同乡温忠翰为董文涣绘《枌东老屋校书图》（今藏山西博物院），周寿昌、李慈铭、王懿荣、潘祖荫等友人纷纷题跋。一古一新两幅校书图共集董门，可谓胜缘。周寿昌曾任实录馆纂修总校，李慈铭曾任浙江书局总校勘，两位资深校书官在二图同留墨宝，堪称奇绝。

光绪元年（1875）夏六月，因次儿周沦蕃暴疾而亡，周寿昌遭受惨痛打击。自同治三年（1864）冬回京，十余年间，周家三儿濬蕃始夭，继殇一稚，次媳幼女亦从夭折，骨肉之惨，难为怀抱，其《伤心杂咏》诗云：“无多老泪流成血，知汝泉台未必闻。”周寿昌沉浸于书画碑籍，以此抚慰凄然心灵。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周寿昌因足疾请求告老获准，心情稍畅，遂展开《北齐校书图》欣赏，在跋纸上抄写北齐《樊逊传》，并附记道：

光绪三年丁丑嘉平月六日，予因病左足尚未全瘥，于是日具折奉请开缺，已蒙恩准。从此读画评书，殊有暇日。但愿逢春，足病得愈。庶健步游行，可以遍翻架上书籍，斯厚幸尔。长沙周寿昌自庵呵冻并书。

光绪八年（1882）三月，周寿昌请李慈铭题跋。李慈铭（1830—1894），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浙江绍兴人。李慈铭少年驰誉，但科场之路坎坷，经多次落榜后终于在光绪六年（1880）五十二岁时考中进士。李慈铭狷介耿直，性格怪异，常与人交恶，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与周寿昌却颇合得来。李慈铭应嘱题写了七言长诗并写了序，指出了唐代修史时赞誉北齐崇文之举的原因，在于修史之人“多为文林馆诸文士子孙”，兹摘录如下（图13）：

图13  李慈铭跋

自庵先生年丈属题《北齐校书图》，人事迁延，将半月矣。昨将晚饭，抱书上阶，失足而踣，几不能起。行年五十有四，龙钟已甚。今日题诗，便觉书字无捥力，可叹也。

诗颇素尔，惟丈人教之。壬午三月二十四日，会稽李慈铭并记。

尝谓高齐一代，淫昏狂暴，犬彘不如。其始起也，关西目之为伪。后终见灭，而隋承周，唐承隋，宜竟黜为僭乱矣。何以唐初修史，列之八书，与周并称，盖以文林馆之力。唐修史时，多馆中诸文士子孙，故友之也，然则文字之力亦大矣。秘府校书在天保时，文馆修御览在武平时，以洋之暴、纬之童昏而能为此举，可异也。慈铭又记。

 

庚子年（1900）后，《北齐校书图》归于完颜景贤。完颜景贤（1876—1926），字享父，号朴孙，满洲镶黄旗人，是清末民初北京城中首屈一指的书画收藏大家。完颜景贤于宣统二年庚戌（1910）仲冬朔，题写七言诗描述画卷内容，兹录如下：

 

北齐天保校书儒，十二同时士大夫。方物衣冠认五胡，据床著靴抚虬须。一人欲去手牵襦，瓜果杂陈箭射壶。女侍啼妆三白敷，乌骓伺立待招呼。周隋已往盛唐模，阎令文贞绘作图。右相丹青誉过吴，写真岂肯失锱铢。涪州之跋等飞凫，半卷留题范石湖。南涧长歌景象符，放翁昌国论其迂。宋朝官印累累钤，朱名价值金巨万。

乎！彦远所言当不诬，贫儿得此究胜守钱奴。唐张彦远《名画记》论名价品第，阎立本屏风一片，值金二万云。

 

1917年下半年华北发生特大水灾，北京的收藏大佬们于12月1日至7日在中央公园举办了赈灾书画展览会。完颜景贤异趣萧斋共有四十二件珍品参展，如晋代王献之《送梨帖卷》、梁武帝《异趣帖卷》、宋李成王晓合作《读碑图轴》、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卷》等。但是《北齐校书图》不在其列，很可能此时已流出完颜景贤家，随后归藏于金绍城。

金绍城（1878—1926），又名金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湖州南浔人，精于绘画，尤善篆刻。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于1914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国家博物馆，1920年创建第一个美术研究组织。金城收藏《北齐校书图》后，曾委托同乡俞明（1884—1935，字涤烦）摹写一本（摹本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并于戊午年（1918）苏轼生日这一天在摹本上篆书引首。

20世纪3 0年代初，《北齐校书图》漂洋过海，经哈佛大学教授丹曼·罗斯（Denman Wa ldo Ross，1853—1935）之手捐赠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并由该馆收藏至今。丹曼·罗斯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并获博士称号，1899年至1909年在建筑学院任教，1909年至1935年转教于美术系。在早期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赞助人中，对中国古画贡献最大的人是丹曼·罗斯，他捐赠的名画还有《历代帝王图》《文姬归汉图》和日本大德寺所藏的五幅《五百罗汉图》，这些巨迹构成了该馆中国古代艺术珍品的核心典藏。

关于此图的流传经过，自南宋潘长卿→张子颜……→清代梁清标→安元忠→怡亲王弘晓家族→周寿昌→董麟→周寿昌→完颜景贤→金绍城……→丹曼·罗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其中潘长卿之前不知是何人收藏，张子颜到清初梁清标之间的辗转情况也是空白，民国初流失海外的经过亦不甚清楚，有鉴于此，这篇论文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成果。

 

（作者单位 ：中国光大银行）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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