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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爷爷
作者：郝逢清 爷爷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七年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除了世代居住的农村老屋，还有他生前的两件宝：手术刀和号角。爷爷是兽医，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术刀是他的工具和职业的标志。在方圆百十里的地方，只要从背后看见爷爷腰带上挂的装有手术刀的小皮套，就能认出他来。他随时随地用这把刀为农户提供兽医服务，不分份内份外都不讲价钱，不图回报。他的牛角小号，是用来向农户通报兽医到来的消息的。号角从旧社会做这个生意就开始用，他一直沿用了下来，而且总是把号角吹得很响亮，好让更多的农户听见而不会错过。 
爷爷的画像（孙儿手绘，纸折坏了）  奶奶的像片 爷爷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一个贫寒的农户里，也是一个兽医世家。他从小因家贫没念过书，跟随他的父兄学牲猪阉割手艺，在京山县的钱场、台岭、瓦庙，乃至临近的天门县石河、坟禁、佛子山等地行医，走村串户，服务农户，同时也种田，遇灾荒年景生意难做，田地歉收，就得讨米要饭度日。解放后爷爷成了兽医站职工，在京山县的钱场、瓦庙、台岭、雁门口等地畜牧兽医站工作，从此生活有了保障，他非常珍惜这份职业，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一家一户养的牲畜需要做阉割手术，无论路程远近他都随叫随到。山区的路难走，又无车，他总是步行。有的牲口大，手术很费力。爷爷年岁大了后，一天工作下来往往腰酸背疼，他也从不抱怨。在家里，他的话题总是怎样解决了某项疑难手术。爷爷一生为多少农户家畜做过手术，无法统计；为兽医站带了多少新手，培养了多少赤脚兽医，也无从知晓；只知道，在他六十岁退休后，仍然义务为群众服务，直到积劳成疾，离开人世。乡亲们都相信他的手艺高、技术好，他名义上退休了，实际上大家还要找他，他还要继续工作。这是没有报酬的，可爷爷从不计较。爷爷为人谦和，人缘极好，很多赤脚兽医都是他的徒弟，有的经过进修拿到了大专文凭，有的离开兽医岗位另谋了他职，过年过节还到家里来看望爷爷。兽医站几届站长的学历和职务都比爷爷高，却要推选爷爷为老师，让大家向爷爷学习。
爷爷一生忙碌，几乎没有照过相，他唯一的一张半身像，嵌在小镜框里，放在我房间的书桌上，那些年我们的瓦房年久失修，房间多处漏雨，雨水滴到书桌上、溅到镜框上，照片被打湿了，慢慢地毁坏了。我没有保护好爷爷的照片，这是我的一大遗憾。在此之前，幸好我用一张年画的背面、用铅笔素描放大了爷爷这张半身像。可惜目前这张画像已经褪色，纸张已经变得很不平整，怎么扫描都难再现他的容颜了，不过我还收藏在身边，想着哪天再绘制出来。他浓眉大眼、方面大耳、英俊端庄，眉宇间透着威严与坚毅的气质。说起来不怕您笑话，每当我看见周总理的相片，就会想起我爷爷，我总觉得爷爷跟总理有某些相似之处。记得爷爷在世时，我家堂屋贴着马克思、恩格斯等领袖像，也有周总理像，爷爷望着周总理，跟我讲总理如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人民操劳的故事，对总理无限敬仰。爷爷从小家庭贫困没有机会上学，在工作中自学，认识了一些简单的字。他收入十分微薄，三十七元五角的月薪，几十年没有变过，多做很多工作也没有奖金，而他总是多做工作，毫无怨言。我们作为后辈十分敬仰爷爷，他的崇高品格可以称得上是高风亮节，光明磊落，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永远怀念他老人家，永远忘不了爷爷和我在一起的时光。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有爷爷奶奶、父母亲、小姑姑，以及姐姐、几个妹妹，还有弟弟，最多的时候我家十二口人在一起生活，非常热闹。爷爷奶奶对我们很好，对我总是关爱有加。我家人口多，房间少，我们兄弟姐妹六七人则要分别跟着长辈住，爷爷奶奶要替我父母带孩子。我在一两岁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睡觉，奶奶的胳膊就是我的枕头，后来有一天奶奶给我一个小枕头，我离开她的胳膊时还有点不习惯。我到四岁时，我奶奶要替我妈妈带我的大妹妹了，我妈则要带我更小的妹妹，而我就跟爷爷到另一个房间睡觉。我在爷爷脚头睡，按老家话说，叫给大人“煨脚”。他每天睡觉之前都陪我唱歌，而且一句一句地教我唱。我们唱的歌有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唱段，有《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唱段等等，我唱的时候并不完全知晓每一句歌词的意思，也没有看见对应的唱词，只是模仿那发音和腔调而唱，“改——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当我唱给他听的时候，他总是称赞我唱得有腔有板。听见爷爷夸赞，我唱得愈加起劲了。他喜欢抽烟，留着很多空烟盒，他把空烟盒都展开当糊墙纸，张贴在房间的墙上。满墙都是各种牌子香烟纸，有武汉、许昌、常德等卷烟厂的红花、圆球、游泳、黄金叶、大公鸡等牌号。爷爷认字不多，但这些烟盒上的字他认得，就教我认识了这些字。记得那年我大概五岁，还没有上小学，在我家后门口玩，当时地上有一个量米的升子，我拿着它在看。升子就是正好盛一升米的量具，是木制的。十升为一斗。升子上面刻着一个“郝”字。字的线条刻得很粗，很深，有些残缺了，但字很端正。我盯着这个字看了很久，但不认识。爷爷见我盯着这个字，对我说：这是个“郝”字（方言念huo，第二声）。爷爷进一步说：我们姓郝，这是我们的姓。我仔细反复端详了我家的姓，觉得这个字很好看。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姓有所认知。后来，我父亲买了一盒白粉笔，我就用它在土墙上和地上学着写字。那时候我家堂屋墙壁上和堂门上都帖了语录，我也慢慢认识了语录上的字，遇到爷爷不认识的字，我就问大爷爷、父亲、小姑姑，这样我在上学前认识了很多字。当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识字多，学习成绩好，被班主任老师指定为班长。那些年在春节吃团圆饭之后，爷爷和我们一起说说笑笑，兴致来时还唱歌给我们听。他唱的“莲花落”，是手里打莲花落，就是竹板，歌词是夸赞主人、希望赏给一碗米饭吃，“……慢慢盛，慢慢按，一碗饭儿盛得多好看”，其实是穷人讨米要饭时唱的歌，我们觉得很新鲜，要爷爷再唱一遍，但是奶奶觉得唱这种歌好丑，不让唱。唉，那一定是勾起了老人家对过去苦难经历的记忆，我们哪里知道这些歌里包含着怎样的艰难困苦啊！冬季晚上在家里闲聊时，爷爷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小故事，教育我们做人要心胸开阔，与人为善，宁可忍让，化解矛盾，不可斤斤计较，与人结怨。记得他几次给我们讲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内容是：相传清代大学士张英老家的府第与吴家宅地相邻。吴家人盖房时砌的山墙占了张家一尺地，两家为此发生纠纷，告到县衙里。他的家人便修书一封，十万火急地送到京城，让张英赶快处理此事。没想到张英阅罢大笔一挥，回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里人接信顿时醒悟，便主动让地三尺。邻居被张家此举感动，也主动让他三尺。于是，张吴两家之间形成一道宽宽的"六尺巷"，给后人留下一道奇特而又美丽的人文景观。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我们不计较小事，就能避免很多矛盾，活得很开心、很快乐。在夏季的晚上，老家人常常有在禾场上乘凉的习惯，这时候老人们常常给孩子们讲故事，打谜语。记得爷爷讲过一个读书人在旅途中，带的被子行李被人讹诈走的故事，告诫我们出门在外，要多留个心眼，防止被坏人诈骗。小时候我经常肚子痛，除了父亲带我去看病外，爷爷也经常带我看病。记得当时爷爷在瓦庙兽医站工作，我刚上小学，在我放星期天、暑假和寒假时，他常常带我到兽医站去玩。记得有几次，爷爷带我去瓦庙卫生院看病，晚上我就跟他住在兽医站。瓦庙卫生院的几位医生看到我爷爷带着我来看病，特别热情，记得有一位姓艾的医生，在写病历和处方时知道我的名字叫土块，很惊讶，跟我开玩笑，还出谜语让我猜。他说，“一根扁担倒在地上，是一个什么字？”我当时好笨，没有猜出来。他告诉我那是一个“王”字，因为地上是“土”，“土”上加一横就是“王”字。我在上小学以前只有一个小名，上学时在老师的要求下起了个学名，但家里人和村里人并不叫我的学名，不知晓和不习惯叫我的学名。我父亲说，是我奶奶给我起的小名，因为土地能生万物，寓意是很好的。爷爷也认可这个解释。我的小名虽然给我带来了很多尴尬，但是想到爷爷奶奶的一片美意，而且很多小伙伴的小名都很怪异，据说这样名字好养活，也就释然了。在兽医站里，住在房间里能听到广播，广播里讲的是普通话，还有音乐，都很好听。我看见爷爷的同事们早晨读报纸，晚上下象棋。炊事员是一位操着河南口音的大妈，总是喜欢大声跟我说话，也批评我老是沉默不语，像个哑巴。爷爷叫我跟他的同事打招呼、说话，他常说：“叫人不顶本，只要舌头滚几滚。”他教我不要吝惜口舌，要主动跟别人说话。吃饭时大家围坐在小桌子旁，桌上有个煤油炉炖菜，每人自己吃了几两米饭，自己记在墙上的表格里，我觉得这些很有意思。爷爷所在的兽医站里有几位同事写字都非常好，记得有魏叔叔、安乐哥、帅站长、黄先生，后来有王站长等，他们喜欢写字，而且字写的很好，写了很多语录和诗词，贴在墙上；有一幅草书是临摹毛体“七律.长征”，贴在魏叔叔寝室的天花板上，很好看，有一次我借宿在魏叔叔床上，正好反复观摩了这幅书法。兽医站里每一幅作品我都仔细观察，在心里揣摩很多遍。爷爷虽然不会写字，他能够欣赏哪个字写得好，他常常跟我一起欣赏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记得他说：“大”字怕咋咔，“也”字怕写野啪。就是说写“大”这个字，就怕撇和捺的跨度、开张角度不合适；写“也”字，就怕写得太松散了。“写字不裱（意思是描），越写越好。”他的这些话还真的很有道理。这些字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喜欢上了书法。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下学期那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打架闹事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民“出外工”修水库的工地，时有打群架的事件发生。爷爷看到我身材瘦弱，经常生病，担心我长大后不能适应社会环境，要我去练功夫，强身健体，抗病除病。他认识一位教功夫的师傅——叶师傅，身材高大，不胖不瘦，深深地眼窝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下巴微长稍微前倾，说话彬彬有礼，显出一些文气，穿着一身藏青色长衣裤，可见白色内衣袖领，又很威武。他是邻村豆腐坊的师傅、也是教功夫的师傅。叶师傅平时在大队部豆腐坊制作豆腐，业余时间在家里教一群孩子练功夫。春节刚过，初二那天我就扛着被子行李走到临近的江桥大队，住进了叶师傅家，开始练功夫。因为是我爷爷带我来的，叶师傅和他家人对我非常好。开始有十来个学员，练的功夫叫做“大圣功”。分为八把，像广播体操一样分八节。从第一把开始学和练。师傅先示范一遍，然后由老学员再示范，师傅讲解和纠正动作。做动作时，伴随着呼吸的配合，很干脆的口进鼻出，吸气和呼气带着急促的声响。动作开始和结束均有请示动作，结束有脚带刹车的动作，把后脚底翻过来脚趾背贴着地面拖行，鞋子会刮起地面的尘土来。当然，穿着的布鞋很容易被刮坏。可能要的就是这个气场吧。我爷爷经常到师傅家去观看我练功。我开始练功一个月后，浑身肌肉酸痛，十分疲劳，下台阶时腿肚子疼得很。后来和我同村的三个同学得知我去练功夫，也都通过各种关系，加入进来。我们在师傅家里打地铺睡，房间的地面挤满的人。后来聚集了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练功的时候堂屋和厅屋都站满了人。每天练功，直到深夜。堂屋中间挂着一盏煤油灯，俗称“满堂红”。到后期，师傅要求我们每人准备一样工具“并头链”，就是两根木棒，由一根铁链连着。一手握住两根并在一起的木棒，木棒头上有铁链，挥舞拍打自己的背部、臂膀、腿部时，发出铁链的声响。爷爷亲手为我精心制作了一副并头链，希望我好好练功。通过四个月的苦练，我们通过了结业测试，我们的身体确实比以前结实多了。小学毕业的升学考试，临近各校要交换考试地点。爷爷得知我们要去山里的台岭中学考试而且要住宿的消息后，便为我联系他在台岭工作时结识的老朋友，让我住在朋友家，免得跟同学们挤在一起互相干扰，休息不好。有一个同村的同学跟我作伴一起住进了爷爷的朋友家里。那家有一套很大的房子，有一个老奶奶，一个阿姨，还有两个孙子。我记得老奶奶和阿姨都很热情好客。从他们家墙上的合影照片上看，两个孙子的父亲是一个军人，没在家。这是军属之家。老奶奶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把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们住。两个孙子的名字分别叫军凯、信波，他俩对我们很友好。因为爷爷人缘好，老奶奶全家对我们都很热情。在我上初中后，爷爷担心我将来没有好的工作，决定让我跟着他学习兽医的手艺——生猪阉割技术，把他的手艺传授给我。他曾在台岭那边工作，就带着我到山那边的几个村庄去观摩他给牲猪动手术。他十分耐心地给我做示范，把一头半大的牲猪放倒，用一条腿跪在猪身上，遇到稍大的猪则需要农户主人帮忙抓住猪耳朵、按着猪头部，他用另一只脚踩住猪尾巴，让猪不能动弹，然后他拿出手术刀，边做示范边给我讲解，包括下刀的部位，刀口的方向、大小，并通过手指头对猪腹里面的脏器进行分辨，从各种不同的触觉来判断和区分不同脏器，在手术取出切除部分脏器后，让我亲手触摸、感受其手感。爷爷传授的知识和技巧，我至今记忆犹新。
爷爷带我走了长岗、荷花大队的几个村庄，做了不少牲猪阉割手术，因为兽医拿固定工资，所以做事不收任何费用。农户们都热情地倒红糖水给我们喝——当地习俗是接待贵客必以红糖水当茶，而茶叶是极其稀缺的，从小我没有看见过茶叶——当年老家，喝白开水也叫“喝茶”，而并不说“喝水”——其中有几家农户主人热情地邀请爷爷和我留下来吃饭，爷爷都一一谢绝了。最后到了一个村子，有一家主人一再邀请我们吃饭，我们只喝了一碗主人熬制的骨头汤，然后告辞了。回来的路是一条山路，很多小沟小坎，我在前面快速一一跨越，爷爷在后面一个劲地夸奖我走得快、走得好。虽然腿有点累，但有爷爷鼓励，心里还是觉得美滋滋的。在我考上高中、要到县一中去上学时，爷爷把一块坏了的宝石花牌旧手表拿去修好后送给了我。那年代手表属于奢侈品，爷爷从来没有戴过手表。这是爷爷想方设法为我买的手表，也是我第一块手表，戴着爷爷送给我的手表，我心里奔涌着一种自豪、一种感激，毕竟觉得太难得了。在高中，我们每天都很紧张，早晨六点起床，到操场跑步锻炼，七点吃饭，八点上课，中午十二点吃饭，中午趴在课桌上休息十五分钟，下午一点上课，晚上有晚自习、做作业，直到十点才回宿舍，洗漱后睡觉，时间安排很满，爷爷给我的这块手表成了我的得力助手。爷爷往返于兽医站和家里，去一个个村庄行医，走村串户，全凭两条腿走路，没有交通工具。他生活节俭，衣服都是穿得很旧了也舍不得换新的。在我上高中住校时，他见我衣服单薄，就把他的一条秋裤送给了我。这条秋裤后来我穿破了，但是我一直保存在身边作为纪念。虽然爷爷衣着朴素，但是他很讲究整洁，衣服总是平平整整、干干净净的。回到家里，他总是打扫庭院，收拾屋子，到处擦拭。记得我上大学之后，暑假回家途中遇到下雨，我在泥泞的路上行走时不慎滑倒，书包滑落到泥沟里弄脏了，到家后，爷爷看见我的书包沾上了泥土，赶忙拿过去，用手指甲一点一点地刮去书包上的泥土，整理得干干净净。看这他那慈祥的面容一天天苍老，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开学时，爷爷都要给我十元或二十元零花钱。我的生活费是学校发给的补助费，包括十七元五角的饭菜票和3元困难补助现金。有时候大爷爷也给我十元零花钱。这些零花钱我用在了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添置衣服上了。我父母都是农民，家庭小孩子多，一年到头身无分文，只能从生产队分到口粮，勉强够一家人吃饱饭，年末结算时我家常常是超支户。后来爷爷退休了。父亲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才办成了爷爷退休由我父亲顶班的手续。父亲接替了爷爷的兽医工作，虽然父亲在兽医技术上已经非常熟练，但是作为新入职的人员，工资很低。我家的经济条件还是不好。我们兄弟姐妹都要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或者割草积肥，喂猪放牛，帮家里减轻负担。爷爷懂得一些武术，在当地有一些关于他擅长武术和有功力的传说。不过他并不以此为荣，而是谨言慎行，也从不把武术显露于众，更未运用于人。我奶奶也说爷爷只是有一个空名声，他从来没有打过谁。在家里爷爷几次主动要手把手教我一些招数。他身材虽然不强壮，但是人很精明能干，灵活机智。他的一招一式，很有力量，也很协调、很有美感，可惜我天生不善于学武术，没有学会。我对爷爷感觉有歉疚，枉费了爷爷的教诲和苦心。在我读大三那年，爷爷去世了。父亲没有通知我，他怕影响我的学业，没有让我回去给爷爷送行。我得到消息时已经是爷爷去世十几天以后了，我十分难过，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了一场，然后找裁缝师傅缝制了一块黑纱袖箍，套在手臂上带了三天。我坐在教室里沉思默想，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送到了校刊编辑部，编辑部的老师看了我的文章后说写的很好，只是校刊版面有限，没有办法刊登。虽然纪念文章没有刊登，但是爷爷的事迹和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许多年以后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永远忘不了爷爷，他热爱生活、爱岗敬业，是非分明、坦诚守信，朴实谦逊、与人为善，勤劳智慧、无私奉献，他的这些优秀品格，永远激励着我努力工作，积极生活，不断奋发向前。1995年初稿，2018年修改，2022年10月9日再次修改完稿
作者郝逢清，男 ，汉族，1964年生于湖北省京山县，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一级秘书、业务经理、楼宇经理，中国旅游报刊协会理事、中国众画堂会员、北京神州书法研究会理事、北京东方书画社社员、北京十韵书画社筹备委员。现为某外资企业物业经理，在《现代物业》杂志发表物业管理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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